前言

在国内有关老龄健康的相关研究中，多以生病的老人为研究对象，但是在医疗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老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逐渐延长，当人口老龄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国都开始面对老龄化社会的现象时，如何有效地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成为各界重视的焦点方向，健康老龄化也成为新兴、具前瞻性的焦点议题。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理论将健康看成是一系列个体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强调个体的效用函数和最优的决策过程，更加注重社会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由于中国目前养老保险制度存在覆盖面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且缺乏健全的社区服务机制和各种老龄服务中心，因此，在进入老龄阶段后，其日常生活所需的帮助主要来自家庭、朋友等非正式支持，只有充分认识并了解个人资源和家庭照料对健康老龄化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才能更有效地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缩小健康状况的个体差异与群体差异。

自从Havighurst（1963）年首次提出健康老龄化的概念以来，国内外相关研究如雨后春笋，围绕着健康老龄化的概念建构、理论模型和影响因素等问题展开讨论，并且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指导。但是，目前的相关研究在健康老龄化的概念构建、理论视角与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这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空间。首先，本书通过对两个应用范围最广泛的健康老龄化理论模型——Rowe & Kahn（1987）的生物医学（Successful Aging, SA）模式和Baltes（1990）的带有补偿的选择性最优化（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 SOC）模式——的内容及相关评述进行讨论，归纳出健康老龄化应该包括主客观两个维度，并以身体功能、认知能力和社会参与作为客观健康老龄化的评估指标，而生活满意度则作为主观评估指标。在此基础上，本书的研究借鉴Anderson健康行为模型、Berkman模型与责任内化理论，尝试性地构建了一个分析健康老龄化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然后利用全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数据对该理论框架的相关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几项结论：

第一，个人资源、家庭照料是影响健康老龄化的重要因素。其中个人资源的所有指标对健康老龄化的两个维度都存在显著的主效应增益作用，但是家庭照料对健康老龄化的主效应与假设存在一定差异。

第二，暴露性与脆弱性差异的双重作用导致了健康老龄化的性别差异，而暴露性差异——老年人个人资源、家庭照料的性别差异——发挥了主导作用。健康老龄化两个维度的性别差异在2002—2011年表现出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势，其中客观健康老龄化的性别差异显著降低了，但是生活满意度的差异却呈上升趋势。通过进一步的分析，笔者发现独立经济来源、日常照料获取来源和生活方式中的日常锻炼是导致客观健康老龄化性别差异缩小的关键因素，而教育、婚姻状况和生活自主则是生活满意度性别差异增加的关键要素。关于健康老龄化年龄轨迹的性别差异，笔者研究发现，客观健康老龄化年龄轨迹的性别差异呈“平行趋势”，即年龄对客观健康老龄化的性别差异的调节效应不明显，而且个人资源、家庭照料与生活方式三类机制对年龄轨迹的性别差异影响甚微；生活满意度的性别差异则呈“发散趋势”，个人资源与生活方式对生活满意度年龄轨迹的性别差异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第三，一直以来教育被认为是影响健康的基础性因素，而且根据生命历程理论，前一个生命时间会对后续的事件造成影响，因此，老年人健康老龄化的教育梯度很可能是个人资源、家庭照料与生活方式优势/劣势累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