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CCUS作为一种新兴的减排技术，可实现化石能源大规模的低碳利用，对实施可持续性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是发展低碳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故对CCUS的研究也属于低碳经济领域范围内的研究。由于目前国内外对CCUS公共财政政策的专题研究还属于空白阶段，本书对CCUS公共财政政策问题的参考主要围绕低碳经济领域公共财政政策的实施来进行。

因此，本书的文献综述包括两大部分的内容：一是CCUS的研究现状；二是公共财政政策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应用研究情况。

1.3.1 CCUS的相关研究综述

CCUS是未来全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战略选择，已成为国际社会研究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热点问题。国际学术界关于CCS的研究论文数量以2001年为分水岭，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1—2000年，论文数量不多，年论文数量在10～20篇；第二阶段是2001年至今，论文数量呈快速增长态势，特别是2006年后，年论文数增量都在百篇以上。

在有发文量的国家中，发文数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挪威、澳大利亚等国，其中美国遥遥领先，发文量约占发文总量的28%，这也反映了美国在CCS研究方面的较强实力。

从文章内容来看，除了CCS技术本身的探讨外，围绕CCS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CCS的应用前景、CCS的成本分析和CCS的法律与政策。

1.3.1.1 CCUS应用前景研究

CCUS缓解了温室效应对气候的影响，实现了大规模碳减排的目标，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他们在该技术应用前景方面进行的大量研究，充分表明了CCUS在长期减排技术中的重要贡献和地位。

国外对CCS的研究是从1989年麻省理工学院的项目发起开始的，该学院从CO2驱油工程实践中受到启发，提出将化石燃料产生的CO2与大气隔绝，永久封存，能大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继而发起了碳捕集与封存技术项目，此事件成为碳捕捉与封存技术正式诞生的标志。2002年11月，IPCC在加拿大瑞基纳市召开CCS研讨会，该研讨会的结果成为第一个有关CO2捕集与封存的评估文献的基础。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5）在《二氧化碳捕获和封存特别报告》中指出“CCS具有减少整体气候变化减缓成本以及增加温室气体减排灵活性的潜力”。Koen Smekens（2006）等通过对长期能源情境下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对欧洲的影响和该技术对外部成本的敏感性分析，得出了在严格碳减排政策约束下，CCS技术将得到大规模推广的结论。Damen K（2007）等则比较了在CCS技术下电站和制氢系统的链条分析，得出CCS对二氧化碳减排影响巨大的结论。

CCUS作为发展低碳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它的应用前景在我国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陈文颖、吴宗鑫（2007）从战略的高度探讨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对我国的影响，指出我国应该重视对碳捕捉与封存技术的研发以及示范性项目的建立。刘嘉等（2010）对碳捕捉与封存进行持续研究，在介绍了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原理、现状和未来发展动态的基础上，从发展低碳经济对我国的挑战和机遇入手，分析了碳捕捉与封存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潜在作用。李宏军、黄盛初（2010）通过综述国内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关于CCS项目的最新行动，提出中国的国情、发展阶段和能源结构决定了CCS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也是全球CCS最具潜力的市场。崔正东、刘大安等（2010）则结合文献资料指出我国CO2地质封存容量可供中国CO2地质埋存1000年以上，并从科学技术能力、人才储备、经济成本及效应预算、管理和运营体制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我国实施CO2封存是切实可行的；并认为二氧化碳封存对我国可持续战略有深远意义，建议我国尽快组织开展CO2地质封存相关科学理论、技术和配套政策、法规的研究。修远（2011）认为大力发展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占领减排技术制高点，才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创造我国未来发展新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焦念志（2017）认为发展CCUS技术将是提升我国低碳技术竞争力的重要机遇。

由于二氧化碳捕捉与封存技术是新兴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康丽娜、尚会建等（2010）就分析了该技术面临的诸多问题，提出该技术的发展需要政府在立法和税收机制上的激励措施。刘兰翠、曹东等（2010）提出我国需审慎评估碳捕捉与封存技术推广产生的负面影响，并提供了相关的对策建议。刘永、邓蜀平等（2010）指出目前我国煤化工行业实施应用碳捕捉与封存在技术、成本、安全与环境影响、法律与法规等方面所面临的障碍。在此基础上，王众、张哨楠、匡建超（2010）运用SWOT模型分析了我国大规模发展碳捕捉与封存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潜在威胁，指出尽管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在我国大规模发展中存在一些障碍，但前景广阔。聂立功（2017）认为CCUS技术的碳减排效果显著，总减排潜力巨大，但同时也提出该技术额外能耗大、减排成本高、长期安全监测难等问题是当前制约其发展应用的主要问题。

1.3.1.2 CCUS成本分析研究

作为一项新兴的减排技术，高昂的成本、巨额的资金需求成为CCUS大规模推广面临的主要障碍。为了解决CCUS发展面临的资金瓶颈，对CCUS的成本分析自然成为早期研究的重点。

国外学术界对CCUS的成本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在采取不同技术所需成本间的比较。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2005）的报告中指出，当运行总成本降到每吨二氧化碳25～30美元时，CCS技术才可能得到大规模运用。早在2000年，J. David、H. Herzog就对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天然气联合循环（NGCC）和燃烧粉煤（PC）三类电厂的CO2捕捉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了随着未来技术的进步，捕捉成本将会大幅降低的结论。Edward S. Rubin、Chao Chen、A nand B. Rao（2007）对采用IGCC、NGCC和PC技术的三类电厂的CO2捕捉成本及减排效率进行了评估，指出受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心理预期因素的影响，采用NGCC技术电厂的捕捉成本会高于采用IGCC和PC技术的电厂，出现这个结果的原因是采用IGCC和PC技术电厂的捕捉成本受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心理预期因素的影响较少，更多是受煤炭质量的影响。Vincent M. Otto、John Reilly（2007）指出推进CCS技术顺利实施的一个最有效的政策手段是采用碳交易市场和补助金的结合，这会使得CCS技术因成本的降低而得到快速推广，从而达到清除二氧化碳的目标。Y. Huang（2008）等人研究了CCS系统中碳运输的成本和存储成本，指出IGCC技术所具有的技术可行性和该技术在成本上的优势。

国内关于CCUS的成本分析研究刚刚起步，主要集中在碳捕捉环节的成本分析和商业化运行模式设计等方面。胥蕊娜、陈文颖、吴宗鑫（2009）从成本和发电效率的角度比较了各种CO2捕集技术，认为未来我国CCS发展的首选电厂类型是超临界煤粉电厂和IGCC电厂。田牧、安恩科（2009）从经济性角度分析CCS各种方案的组合，并计算了这些组合方案的盈亏平衡点，认为目前CCS最经济的方案是EOR。梁大鹏、李锬等（2009）通过构建Agent模型，并用仿真模拟的方法得出了CCS可以建立商业运营模式形成一个独立的产业系统的结论；梁大鹏（2009）基于我国电力市场的运行规则，运用一般均衡模型设计了CCS的商业运营模式，并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对设计的商业运营模式进行仿真模拟，提出了我国商业化模式推广CCS的四种基本做法。李健、许楠希（2012）利用复利终值估价法建立总收益估算模型，提出项目经济性的评价方法。匡建超等（2012）提出CCS链的概念，分析比较CCS各备选技术的优势和不足，构建了四条我国早期的CCS实施方案。

1.3.1.3 CCUS相关政策研究

国际上的普遍观点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需要一套综合的总体解决方案，这既包括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也包括相应的法律法规、融资政策、政府风险监管政策和提高公众接受度的措施。

（1）法律法规方面。

CCUS技术的应用是一项复杂且高风险、高成本的活动，它涉及较多的法律部门，其相关法律及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是该技术能否实现大规模发展的前提，因此对CCUS相关法律及政策的制定已成为目前研究的重点。目前，在国际法方面，关于该技术的法律框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对技术的界定，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 ②对捕捉的二氧化碳在海洋封存的规定，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③该技术应用与废弃物跨境转移间的联系，如《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此外，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了该技术的专门立法，学者们针对各国的CCS立法情况开展了系列研究。

M. J. Mace、C. Hendriks、R. Coenraads（2007）通过对欧盟相应法规的研究指出，在碳捕捉与封存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欧盟现行的法律制度不利于该活动的开展，认为必须在法律上对该活动的具体内容进行明确的界定，才能提高政策的稳定性，促进该活动的顺利实施。H. Groenenberg、H. de. Coninck （2008）评价了欧盟范围内促进CCS大规模实施的政策工具，指出欧盟的行政措施及低碳排放标准对CCS项目大规模开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同时也有利于CCS被环保组织进一步接受。S. Bachu（2008）在以加拿大Alberta省CCS的实施为例的基础上总结了Alberta省和加拿大的相关法律法规，认为CCS项目的顺利开展还需要对现行法律制度进行某些补充和完善，而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解决CCS项目实施后的一些法律法规建设问题，比如：地下CO2的管辖、监管和责任的界定等。M. F. Pollak、E. J. Wilson（2009）根据美国实施CCS的情况指出，美国必须建立统一的法律法规来推动CCS发展，特别是对地下CO2储集空间的所有权以及长期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框架应尽快建立。

我国学者曲建升、曾静静（2007）在总结某些发达国家实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CCS法律体系是否健全、完善是CCS能否快速发展的又一决定因素。考虑到健全的法律法规对CCS的促进作用，两位学者对促进我国CCS工作开展的法律体系及政策环境的构建提出了具体建议。

（2）资金投入方面。

由于CCUS项目成本高，资金的来源和投入方式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俞华（2010）分析了碳捕捉与封存的投融资机制，并对企业参与碳捕捉与封存发展进行了论述。汤道路、苏小云（2011）在系统梳理美国碳捕捉与封存法律法规及政策上，对我国发展碳捕捉与封存政策提出了建立专项投资基金、争取国际投资、加大研发力度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四点建议。陈俊武、陈香生（2011）认为碳捕捉与封存工程所需资金巨大，涉及社会、法律、教育、安全、金融等多方面工作，迫切需要政府集中力量，统筹安排。Duan H－B、Fan Y等（2013）通过研究替代能源的补贴税收对化石燃料的影响，提出碳税的实施会极大地促进CCS的发展，预计配备CCS技术的化石能源份额到21世纪末将达到15%；当环境政策转变为混合政策时，CCS的二氧化碳减速比在现有碳税水平下持续增长，此时，CCS的减排贡献率呈“驼峰状”。

（3）风险管理与评价方面。

CCUS技术风险巨大，研究人员根据此特点从CCUS风险管理和风险评价方面进行了探索，提出了CCUS项目风险监管政策方面的建议。K. Damen、A. Faaij、W. Turkenburg（2006）对CO2封存可能存在的安全和环境风险进行了分析，认为相对于地面风险来说，地下封存因存在泄漏、地震等风险更难监测和管理，这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来解决相关问题。M. Pehnt、J. Henkel（2009）运用生命周期评价法从环境风险的角度对电厂CO2的捕捉技术进行了分析，认为电厂所选择的碳捕捉技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CCS对环境的影响程度。M. Gerstenberger、A. Nicol、M. Stenhouse等（2009）根据碳捕捉与封存系统的不确定性提出了逻辑树风险评价方法，该方法以模块化和概率分析为基础，把整个风险评价过程理解为可控制的部分，这对识别主要风险影响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王新（2011）对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在应用中的环境风险进行研究，阐述了CO2运输阶段的环境风险和CO2封存阶段的环境风险，建议加强碳捕捉与封存技术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环境监管以及CCS产业化应用。彭峰（2011）针对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从政府监管角度对碳捕捉与封存项目的监管权限和监管制度进行了设计。

（4）公众接受度方面。

社会公众对CCUS的接受度也是影响CCUS大规模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国内外学者对社会公众接受度的问题进行了一些问卷调查和探讨。一些国外学者就此问题对其所在国或所在地区的社会公众对该技术的认知程度和接受程度进行了调查：S Shackley、C McLachlan（2006）在英国就“碳捕捉与封存在未来能源生产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对绝大部分受访者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公众把碳捕捉与封存技术看成是低碳能源系统的组成部分。此后， S. Shackley、H. Waterman、P. Godfroij等（2007）又将调研范围扩展至整个欧洲，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对大规模减排CO2“十分”和“比较”必要，同时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碳捕捉与封存技术的风险较小。

K. Van Alphen、Q. V tot Voorsta、M. P. Hekkert等（2007）对荷兰进行的调研结果表明，社会公众对碳捕捉与封存技术的认知程度是影响该技术被大众接受的一个重要指标。D. Reiner、X. Liang（2009）通过对比中国的调研结果与欧洲的调研结果，表明中国的投资者比欧洲的投资者更谨慎，同时也指出阻碍中国发展碳捕捉与封存推广的最大障碍来自社会公众对能源安全的担忧以及气候政策的不明朗，而推动该技术发展的最大动力则是中国的市场机制。A. Hansson、M. Bryngelsson在Expert opinions on carbon dioxidecapture and storage a framing of uncertainties and possibilities（2009）中谈到，作者对24位碳捕捉与封存领域的专家就该技术的作用、发展潜力及不确定性问题进行了访谈，专家们对该技术的前景抱有乐观积极的态度，这主要是由于该技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制定具体的标准，这使得对这些技术标准的认定存在足够的协商余地。Johnson （2010）等以国家为研究对象，采用2006—2009年问卷调查的形式考察了北美、日本以及欧洲公众对CCS技术应用的态度。结果表明，各界普遍认为，当前的节能减排技术并不系统，引入新的技术十分必要。国内学者胡虎，李宏军等（2009）通过调查分析发现碳捕捉与封存在中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由于存在信息缺乏、信息不对称，影响了社会公众对碳捕捉与封存技术的接受，需要帮助公众提高对该技术的认识，增强公众对该技术的接受度。

1.3.1.4 简要评述

综上所述，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减少碳排放的目标，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发展CCS技术、CCS经济评价研究、CCS法律以及其风险监管政策、公众接受度等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我国因CCUS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技术的应用前景分析、经济可行性研究和风险监管方面，也有部分文献提到了要通过建立公共专项经费和制定融资政策来解决其成本问题，并建议通过系统法律法规的制定来鼓励CCUS的发展。

总体来说，综合国内外二氧化碳捕捉与封存领域的研究情况，关于如何解决CCUS项目资金问题以及CCUS的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甚少，仅有极少数文献提到政府应出台经济措施促进CCUS的发展，而对CCUS公共财政政策方面的系统研究则几乎是空白。由于资金是制约CCUS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且CCUS资金问题需要在政府主导下依靠公共财政政策的制定来解决。因此，本书试图以此为突破口，在CCUS经济价值评估的基础上，科学地设计促进CCUS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为CCUS发展解决资金上的后顾之忧。

1.3.2 公共财政政策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应用研究综述

由于CCUS技术处于发展初期，国内外对CCUS公共财政政策的研究还没有深入地展开，可参考的文献较少。因此，本书借鉴低碳经济领域中公共财政政策的研究内容，为我国CCUS公共财政政策设计提供参考。

低碳经济这一概念是2003年英国首相布莱尔在《我们能源之未来：创建低碳经济》（Our Energy 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中首次提出的。随着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国内外学者开始对低碳经济领域进行关注并展开了系列研究，包括：低碳经济的内涵及意义、低碳产业、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所运用的公共财政政策、经济政策、外交政策以及碳税、碳交易、碳金融等。就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而言，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此方面的运用研究主要是在公共财政政策对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下，围绕碳减排公共财政政策的具体实施措施进行研究。

1.3.2.1 公共财政政策对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的相关研究

公共财政政策在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外学者Johnston（2005）和Treffers（2005）在研究了英国和德国到2050年的政策减排目标后认为，如果采取相关财政政策措施，那么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减排目标是完全有可能同时实现的，为促进碳减排的发展，他们建议采取相关政策措施。Edward C. Prescott（2007）表明，根据英国的实践，促进经济增长和通过宏观政策来达到减少碳排放的目标是可以同时实现的。

低碳经济外部性是公共财政政策扶持的重要理论依据（李萍，2012）。由于市场行为不能弥补市场实效的状态，公共财政等非市场手段可以解决市场机制下资源的基础性配置问题，对低碳经济来说，可以通过公共财政政策促进其发展（赵奕杨，2012）。因而，可以把公共财政政策当作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也可以把公共财政政策看作是低碳经济发展的资金保障，制定科学的财政政策对低碳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易霞仔等，2012）。此外，财政政策不仅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和环境支持，还有效地兼顾和支持了与低碳经济发展相关的科技政策、人才教育政策及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推动碳金融发展（徐博，2011）。对我国来说，实施财政激励政策可以加快发展低碳经济，并带动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张德勇，2010）。黄龙、高杰（2010）指出，政府政策扶持低碳产业可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达到“低开采、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高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任勤（2012）认为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可以矫正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并从财政补贴、预算拨款、税收优惠、贷款贴息、“低碳”政府采购制度、中央专项转移支付、绿色税收七个方面分析了财税政策对低碳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1.3.2.2 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措施的相关研究

发展低碳经济，运用的政策工具不同，其发生的作用机制便不同，继而产生的效果也就不同。因此，采用什么样的公共财政工具显得尤为重要。在税收、公债、政府补贴、政府投资、政府预算和折旧等财政政策工具和相应措施的选择中，国内外学者们的观点各有特点。

国外很多学者在碳减排的公共财政政策工具选择中，更偏好于采用征税或者发放政府补贴或者两种手段同时运用的方式。比如：美国William D. Nordhaus（2005）认为气候变化是全球公共物品，应当采取不同于国内公共物品的解决机制。他讨论经济公共物品的解决方法，即数量限额交易法和税收价格法，并比较分析两种方法的优劣。他对《京都议定书》中不同国家排放量分配方案提出质疑，认为征收国际碳排放的环境税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得力政策工具。美国William J. Baumol、Wallace E. Oates（2005）在《环境经济理论与政策设计》一书中分析了税收与补贴政策，提出要使资源利用达到最优规模，财政政策应采用税收制度而不是补贴制度。而美国Lester R. Brown在2002年发表的《生态经济》一书中提出：“财政政策是建设生态经济的理想政策手段，因为征税和发放补贴使用得很广泛，而且是通过市场来动作的。如果我们利用财政政策来鼓励对环境建设有意义的活动，阻止对环境有破坏性的活动，那就能把经济引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Gilbert E. Metcalf（2009）对美国的补贴政策和碳税政策进行比较，认为对低碳技术的补贴会降低能源成本，这样会使消费需求与降低排放的目标相矛盾，而且补贴政策很难达到技术中性，因此，他指出相对于碳税政策而言，补贴政策更难达到主要目标。

除了征税和补贴以外，经济学家Steur、Edward C. Prescott、Landers、Kawase等学者则从财政政策促进碳减排发展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采用碳税、财政补贴、技术支持和绿色采购等政策工具的综合利用可以促进碳减排的发展。

随着低碳财政政策研究的深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国内学者蒋海勇（2011）从政策链的视野出发，认为我国低碳经济财政政策没有形成链状系统，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低碳经济的财政总体规划缺失、政策不够丰富、具体政策横向协同促进能力有待提高、配套政策不完善等问题。黄龙、高杰（2010）认为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直接和间接扶持中存在定位、管理、缺位问题，在政策工具的运用中存在税收政策缺失、政策性投资没有起到引导作用、融资担保和投资损失补偿机制缺失的问题。周波、杜亚丽（2007），肖坚（2008），马海涛、程岚（2010）认为我国碳减排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主要存在政策手段单一，制度建设不健全；能源价格偏低，无法体现能源稀缺性与国内供需紧张关系；资源环境基本处于低价或无价状态，排污费征收标准过低的问题。

面对碳减排财政政策实施中出现的问题，邓子基（2010）认为我国公共财政支持在推进低碳经济发展中应该贯彻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区域协调的原则，同时运用财政投资、转移支付、政府采购、收费与税收政策等财政政策工具进行制度改革和完善。黄龙、高杰（2010）提出加强相应扶持机制的建设，包括充分发挥税收激励作用、加强融资担保支持和中介机构培育、建立有效的风险补偿机制等。张德勇（2010）提出要实行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的财政政策，发挥税收的促进作用，加大公共投入，重视低碳化财政政策的绩效评价和政策间的国际协调。蒋海勇（2011）提出了构建财政政策链的建议：一是尽快制定支持低碳经济的财政总体规划；二是从设立碳基金、丰富税收措施，形成我国绿色税收体系，完善低碳转移支付，认真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四个角度落实具体政策；三是加强具体财政政策的横向协同；四是完善配套机制建设。盛丽颖（2011）在中国碳减排的财政政策研究中认为我国碳减排财政政策运用主要表现在预算投入、财政补贴、税收政策、政府采购四个方面，并根据政策的现状，提出了我国的碳减排财政政策的完善措施：一是构建财政政策体系；二是完善财政收入政策，包括整合、改革现有税种和适时适度开征碳税两方面；三是完善财政支出政策，具体表现在预算投入政策、政府采购政策、转移支付政策、税式支出政策四个方面；四是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易霞仔、王震（2012）认为我国目前在低碳经济的财政政策中存在投入政策方向和途径欠清晰、税收政策运用不充分、碳排放市场机制缺失的问题，提出建立对低碳节能技术创新及转让的财政投入机制、企业的财税补偿制度、碳税政策，鼓励和扶持企业积极参与的积极财政政策以缩短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道路。周波、杜亚丽（2007），肖坚（2008）和马海涛、程岚（2010）提出一系列策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地方碳减排；建立健全税收体系，确保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扩大环保产品采购；加快能源价格机制改革，促进能源价格市场化；对碳减排企业给予财税支持。赵奕杨（2012）还提出了建立节能减排专项基金，加大财政投资力度，完善税法制度等措施。

1.3.2.3 简要评述

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来看，西方国家早已建立了公共财政体系，在低碳经济领域中财政政策方面的研究较为成熟，在公共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中偏好于采用征税或者发放政府补贴或者两种手段同时运用的方式。国内关于低碳经济的公共财政政策研究主要是围绕公共财政政策对低碳经济的重要促进作用，针对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公共财政政策实施出现的问题来研究具体的对策，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但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

从根本上讲，国内外对低碳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和措施的研究文献对我国CCUS公共财政政策的建立和实施有很大的启发性和指导性。借鉴国内外低碳经济发展中公共财政政策实施经验的成功和不足，结合我国CCUS的发展现状和公共财政支持中出现的问题，把CCUS的发展纳入公共财政体系，在公共财政的框架下对CCUS的公共财政支出和收入政策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是本书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