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问题的提出

能源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它不仅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而且是生产活动中重要的生产投入要素。在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下，人们忽视了能源的利用效率，以大量的能源消耗来获得经济增长。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石油危机给人类敲响了能源短缺的警钟，与此同时，能源利用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化石燃料在燃烧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是导致温室效应的主要因素，而温室效应导致的自然灾害频发、海平面上升、水资源短缺、雾霾天气等使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极大威胁。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为了应对能源资源短缺的挑战，改善人类生存环境，中国政府也提出了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提高资源利用率，其中关键是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降低能耗损失，减少碳排放。在“节能”概念提出的早期阶段，人们通常将其写为“energy saving”，即能源节省，尽可能减少能源的消费量，抑制能源消费的上升速度。随着各国能源政策重点的转移，“节能”被释义为“energy conservation”，即在能源使用过程中降低能耗，确保能源保持或保存，减少散失。随着人们节能意识的增强、节能管理的不断完善以及节能技术的不断改进，“节能”的含义也进一步发展为“energy efficiency”，即提升能源的利用效率，用更少或同样的能源，满足更高更多的需求。当前，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和开发使用新能源成为各国政府共同认可的能源发展政策。节能的重要地位等同于石油、煤炭、天然气和电力，被专家们称为“第五能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习近平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强调生态文明的发展趋势和时代意义。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四大文明古国的繁荣发展皆有赖于良好的河流土地、风物生态，而文明中心的转移或者文明的衰落则大多与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有关。习近平用“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准确地刻画了生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轨迹。同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政府必须实现的目标，而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述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学思想。它揭示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本钱，具有持续的推动力和核心竞争力。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我国提出了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大幅下降的战略目标，以及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的重要战略任务。工业领域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部门，同时也消耗了我国大部分的能源，工业能源消费量占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维持在70%左右。工业节能对解决约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问题、实现绿色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社会物质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工业化发展过程，但是，由于生态约束机制滞后，生态和环境成本一直没有被纳入价格体系，导致过度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粗放式发展特征不断固化，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和资源能源消耗的影响不断放大。在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轨迹中，“生态及要素成本低廉—能源价格扭曲—过度消耗资源—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进一步过度消耗”的恶性循环贯穿其中。特别是21世纪初，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进一步增强了对能源的需求，能源消费增长的速度明显加快。从国内来看，工业加速发展带动了城市化的步伐，而全国范围内的各级各类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又反过来带动水泥、钢材、平板玻璃等高耗能产业的投资规模的增长。城市化不仅是空间规模的聚集，也是人口的大量集中。由于国家逐渐放开户籍限制，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增加了对城市生活能源的消耗。从国际来看，我国作为贸易出口大国，产品之所以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一方面是因为劳动力低廉的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是因为资源和环境的成本未计入产品价格，特别是在国际能源价格飞涨的情况下，我国依然用补贴的方式保持资源能源的价格，这种价格差异增加了工业行业中高耗能产业的结构份额和高耗能产品的出口份额，进一步固化了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微笑曲线”的下端位置，在利润的驱使下，国际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也加快了向国内转移的步伐。国际和国内力量的叠加，使得工业内部高耗能、重型化的结构特征越发强化，能源消费量飞速上涨。我国过去通常采取需求侧管理政策，通过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副作用也比较明显。供需错位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方面，产能过剩成为结构转型的大包袱，另一方面，供给体系中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的动力。2016年年初，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针对供需失衡的结构性因素，从提高供给侧质量的角度出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矫正要素配置领域的扭曲，扩大有效供给对需求变化的灵活适应性，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在谋求经济（Economy）、能源（Energy）和环境（Environment）“3E”协调发展的路径中，由于较早完成了工业化，它们通常借助于资本密集的优势，通过工业投资进行全球资源的配置，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先行的技术优势让它们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并未感到阵痛，在自身经济保持适度增长的情况下顺利转换经济增长的核心竞争力，知识经济迅速崛起并成为新的竞争优势，同时借助创新科技的优势快速完成全球范围的产业链整合。反观我国，通过国家或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完成结构优化的现实条件已经几乎不存在，创新科技的技术优势目前还不具有竞争力，而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目标又必须实现。如何通过经济机制设计，在把握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互动关系规律的基础上，引导经济主体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不受较大冲击的情况下，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缓解能源瓶颈约束，实现经济向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率的集约化方向发展。这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能源消费急剧攀升、供需缺口加大以及能耗强度逆势上升的背景下，我国在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提出在“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0%的节能约束指标，并按照行政区域逐级分解到各省、市、县等政府。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等共同成为中央政府考核、评价地方政府的关键指标。在硬性指标的约束下，政府颁布和实行了一系列新的节能政策法规、能耗准入行业标准、政府绩效考核体系、节能专项财政资金投入管理办法等，这些政策和措施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节能选择起到了较好的激励和约束作用，特别是对于工业内部的高耗能行业，从规模整合到能耗准入限制，大批企业在关停并转的整合中实现了规模技术的升级，显著改善了部分高耗能产品的能源利用效率，确保了在经济保持增长的前提下节能目标的实现。

然而，金融危机后中国的一些经济现象显示，经济增长与能源节约之间并不像前期所呈现的那样乐观，我们离探寻到两者均衡发展的路径还相去甚远。金融危机后，四万亿的刺激计划虽然迅速将中国拉出经济低谷，并保持了较稳定的增长趋势，但是经济复苏的动力来自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高耗能行业的总体数量和规模迅速膨胀，虽然带来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幅增长，但同时也给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强度的下降带来巨大压力。“十一五”末期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迅速飙升，为了完成规划期内的能耗强度下降目标，多个省市抓住最后的时间段，对工业内部耗能比较高的行业和企业直接采取限产限电或停产停电措施，有的甚至连低能耗的企业和生活用电也受到时间段的限制。一直到“十二五”中期这种状况才略有缓解。尽管“十一五”期间我们最终实现的节能目标为26.01%, “十二五”前四年我们也已经完成20.86%（“十二五”期间的节能约束指标为16%）的指标，但纵观2005年以来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强度曲线，我们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犹豫不定，让三者协调发展的局面难以维持。为什么在“十一五”前期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可以同步，而金融危机之后两者却矛盾凸显？是政府迫切的增长需求降低了政府规制的强度？还是行政干预的边际递减效应所致？抑或是节能路径发生了转移？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当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同步发展的时候，是政府宏观约束调控在市场中引导渗透带来的变化，还是微观主体效率改善带来的能源效率提高呢？当前工业节能经济机制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等的激励约束的着力点是否符合最终的目标方向？这种机制的可持续性又如何？

本书正是从这些问题和现象出发，以中国工业能源效率变化为主线，通过实证分析不同影响因素对工业节能的作用轨迹，找寻当前工业节能经济机制存在的问题，在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的基础上，从激励、监督、惩罚和目标设定等层面多方位刻画经济机制对工业节能的作用机理，以期部分解释上述存在的问题的原因，并构建适合我国工业发展阶段和区域差异的节能经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