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成果，社会物质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但是，由于生态约束机制滞后，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资源能源的消耗不断放大。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习近平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强调生态文明的发展趋势和时代意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述揭示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力和核心竞争力。我国在2006年首次提出在五年规划期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0%的节能约束指标，在硬性指标的约束下，我国在保持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实现了能耗强度的持续下降。但仔细考察当前节能经济机制的作用路径，就会发现影响工业能源效率的结构性因素并未得到改变，特别是在工业内部，高耗能行业的份额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上升的趋势。最近10年来能耗水平的降低，基本依靠的是规模整合后总体技术效率的改善，这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益主体的博弈和交融中，形成的一条既能维护各方利益又不触及原有经济增长路径和结构变化的行政管制路径。显然，这样的路径缺乏可持续性。如果不改变着力点，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将继续阻碍能源效率的提升。

经济机制是一个经济系统内部各要素间如何相互作用、联系及制约的体系形式。在工业节能领域，由于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经济特征的存在，有关个体偏好、节能技术、节能产品等级等信息分散在不同的主体中，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而隐藏真实的信息，并且利用这种隐藏的私人真实信息来获取最大化的个人效用。这导致的结果是中央政府无法完全了解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偏好和区域企业当下的技术及规模状况，地方政府在稳增长和降能耗的选择之间徘徊，企业也可能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得到的指令强度不一致，社会公众对工业节能产品的情况不了解从而无法选择。这些现象导致每个主体做出的决策都不是最优的，特别是中央政府，由于对真实情况掌握不完全，在指标设计和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必须设计和构建一种有效的经济机制，让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制定节能目标和执行节能政策的过程中，在自身效益最大化的条件下选择的策略与机制约束条件相互作用，从而最终使市场配置的结果与既定的节能目标一致。

正是基于对以上现实问题的考虑，本书以中国工业能源效率变化为主线，通过实证分析不同影响因素对工业节能的作用轨迹，找寻当前工业节能经济机制存在的问题，在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的基础上，从激励、监督和惩罚等层面多方位刻画经济机制对工业节能的作用机理，一方面丰富工业节能经济机制设计研究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努力构建适合我国工业发展阶段和区域差异的节能经济机制。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本书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寻入手，从总量、结构、区域和行业等角度分析我国能源消费的历史和现实特征，梳理我国能效考核指标“能耗强度”的变化轨迹，对工业能源消费的矛盾和瓶颈进行分析；用超效率SSBM-DEA模型对我国的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并与包含非合意产出的能源效率进行对比和评估；对工业能源效率究竟是存在扩散效应还是回流效应进行收敛性检验。其次，本书从经济机制设计的要素出发，构建省际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影响因素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同时从不同能效区域的维度，分析在不同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的情况下能源效率的变动特征。再次，本书对当前我国工业节能经济机制进行思考和评价，从当前节能管制路径的形成、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以及节能路径的着力点等方面出发，对当前节能指标选择、目标确立和分解体系、长效机制建设等问题进行分析。此外，本书运用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在博弈、激励相容、分散决策、信息有效性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对激励机制、监督和惩罚机制、目标函数设定机制等进行刻画，解决工业节能过程中存在的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策略性行为和资源配置问题。最后，本书针对存在的问题，从科学确定目标和分解体系、实行差异化的节能政策组合、节能管制主体从纵向到横向的转移、节能配套措施以及分区域的具体措施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本书的创新点在于，在赫维茨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的基础上，利用激励相容、分散决策和信息有效性等理论和方法，从节能主体、节能政策和节能杠杆协调配合的角度，研究如何判断节能经济机制是否有效，以及如何设计工业节能经济机制并较好地控制机制设计和运行的成本。本书不纠结于具体的节能经济政策，而是从机制框架出发，研究如何实现机制的资源配置和风险转移功能，让节能主体在自身效益最大化的条件下选择的策略与节能目标要求的约束条件相互作用，并最终带来社会总体目标的达成。本书既研究了正向的激励机制，又研究了负向的监督检查和惩罚约束机制，重点研究在控制机制成本的情况下，通过激励强度、检查监督频率、惩罚力度等政策的组合及力度的变化来实现更优的产出效用。特别是在对节能目标设定机制的研究中，通过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增加“对话阶段”及考虑不同维度的向量信息，让中央政府了解更多有关工业节能的经济环境集，从而在两者互动博弈的过程中确定一个合理的目标函数值。在目前已有的文献中，从上述视角和切入点进行研究的还非常少，本书的研究使经济激励政策理论的研究视角和维度更加丰富，所提出的决策方法对当前工业节能工作的目标确定和分解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书在对工业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选取了12种不同的因素，不仅分析各因素的影响方向，而且刻画各因素的作用轨迹，试图从工业能源效率各因素作用轨迹的变化曲线中找寻路径形成的政策或机制原因。针对实证结果中与预期方向不符的影响因素，本书通过重新选取指标内容以及划分不同能效区域进行了再次检验，为机制设计的重点和节能政策的主要方向提供更为确切的实证依据。

本书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结合、理论分析与实际问题政策建议结合以及比较分析与经验研究结合的研究方法，辅以数据、图表进行客观分析。通过本书的研究，主要得出以下观点：

第一，本书采用SSBM-DEA模型，以省际空间的数据为样本，测算出全国和各省份的工业能源效率数据，根据测算结果，在将国内（地区）生产总值的工业能源效率与包含非合意产出二氧化碳的工业能源效率进行对比后发现，前者的值要高于后者，不包含非合意产出的工业能源效率被高估，全国和各省份能源效率的提升还有很大的空间。两种算法的结果表明，我国的工业能源效率还有25%～48%的提升空间。在对各区域工业能源效率的收敛性分析中，中部地区存在绝对β收敛；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存在σ收敛；东、中、西部都存在条件β收敛；只有中部地区存在俱乐部收敛。

第二，在影响工业能源效率的12个指标中，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贸易进口额等因素呈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FDI流入、能源价格、能源消费结构、投资驱动模式等因素呈负向影响。其中，能源价格、技术进步、FDI流入等因素的实证结果与预期的有差异。本书进一步通过划分不同能效区域并改变部分样本表征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在不同的能效区域，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呈现不同的轨迹。这样的现实，要求我们在经济机制设计的过程中，必须根据不同的区域特征制定有差异的节能目标和节能政策。

第三，政府最优的经济机制设计应该是让参与的工业节能主体认为，如实报告自己的私人信息是在这个机制中比较占优的策略均衡。在这样的机制下，即使每个参与主体按照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选择个体目标，机制运行的最终客观效果也将使总体预期的经济社会目标得以实现，且经济机制本身的收益和成本是均衡的。本书通过建立不同的机制模型表明，节能主体之间存在互动博弈机制，必须通过激励、监督和惩罚机制来引导、约束节能主体参与节能工作。在节能工作初期，由于市场、政策、技术及环境不成熟，应该加大激励的力度，采用风险共担的机制；到了工业节能工作中后期，应当降低激励力度，采用市场的手段推动节能。为了降低外部不确定性的消极影响，在观察企业的努力水平时可以引入可参照变量，根据外部不确定性程度的大小，加大或者减小激励强度。节能目标的信息空间维度不能是一维的，步骤过程也不能只是单向的，要根据机制成本恰当地选择节能目标确定的信息空间维度，且根据参数传递的实际情况选择并确定节能目标的步骤。

第四，中央政府制定的节能约束指标应该从“能耗强度”转变为基于投入产出比的“能源效率”，并根据区域特征和发展阶段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分解节能目标。西部地区由于国家产业布局和其资源禀赋以及发展阶段情况，短期内应该以节能管制为主，辅之以较低的节能目标和力度较大的激励政策。东部地区由于产业发展均衡，工业化程度较高，应该承担较多的节能任务，并以市场化的方式推动节能。横向管理规模整合的路径带来了总体节能目标的实现，但实际微观能效的改善效果不够。节能管制要从横向的政府向纵向的行业转变，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布局和要素流动，减少区域之间的壁垒障碍。在主体经济机制设计的基础上，要完善节能统计、监测、能效标识、信息管理发布、价格改革等配套措施，形成推动工业节能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