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到清代辑佚书的成就时，指出辑佚书的性质其实就是一种文抄公的工作，只是将散佚的古逸书资料抄在一起，同时也肯定由于许多学者的持续努力，使成百上千种久已亡逸的古籍的零爪片羽得以展现在世人眼前，有些书甚至可以恢复十之七八，实在是功德无量的工作。《四库全书》中的辑佚书约占全部入库图书之六分之一，就是很好的例子。唐人诗文集之唐宋旧本得以保存至今的大约不足200种，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唐诗作者已经超过3 500人，就是明清直至当今许多学者努力的结果。

相比起一般典籍辑佚来说，唐诗辑佚的学术难度要高得多。具体来说，一是涉及一代文献的网罗，面广量大，各种典籍引录丰富，筛检不易；二是流布广泛，家喻户诵的同时，文献引录或口耳相传造成的讹误也极其严重；三是唐诗在文学史上地位崇高，历代有意无意的伪托现象也层出不穷，很难作彻底的究诘。胡震亨以毕生精力从事唐诗搜罗辑佚工作，深切认识到唐诗鉴别难的关键，但也没有能力完全解决唐诗互见重出和疑伪诗鉴别的问题。现代学者已经指出《全唐诗》误收唐前或宋后诗逾千首，互见诗六千多首，几乎占了全书的七分之一，追溯源头，大多沿袭据为底本的胡、季二书而误。我指出这一点，无意于贬抑为唐诗搜罗结集作出巨大贡献的前贤，只是要说明，由于唐诗文献本身的复杂性，古人旧本或今人新本能够做到鉴别准确、搜罗全备或者说尽善尽美，是所有学者共同的期待，但很难真正实现。

从1956年末李嘉言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改编〈全唐诗〉草案》后，有关全部唐诗新编的工作几经曲折。李氏的方案，其实主要是就《全唐诗》已收诗本身的鉴别改编，即便如此，他在如何确认唐诗互见篇目时仍然感到很大困惑，为此而在60年代初组织开封师院师生做《全唐诗》首句索引。这一工作到80年代由改名后的河南大学继续，体例也改为每句索引。等到编成之时，恰值古籍数码检索初兴之际，因此而失去出版的价值，但索引在唐诗鉴别或辑佚方面意义之重要，在此可以得到证明。

我与许多前辈一样，在缺乏科学检索手段的情况下，完全依靠人工检索和记忆来从事唐诗辑佚，虽然也很认真总结《全唐诗》和前辈辑佚中的规律性误失，但仍不能避免重收误收。大致修订本《全唐诗外编》经过出版后的反复考订，问题仍有，比例不算太大。拙辑《全唐诗续拾》现在已知重收误收大致二百多则，虽然仅占全书二十分之一，已很可观。由于用书条件和检索手段的限制，仍留下一些遗憾。敦煌文献没有充分利用，上节已有说明。禅宗灯录、语录中的许多对句都没有收录，因为无法确认其为引用还是自创。宋元类书、地志、诗格、笔记、诗话等类典籍中的引诗，比较注重小家特别是别集在宋元还有保存者的辑佚，许多大、中诗人的诗作是否还可辑补，就无从作精确判断。另外，所见典籍中将唐前或宋后人诗篇误署为唐人作，也不免据以误录。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简体横排本《全唐诗》附录《全唐诗补编》时，已经作过一些删补，还很不彻底。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应用，现在已经很普及的古籍数码检索手段，为中国古代文史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在唐诗辑佚方面尤其重要。凡辑佚所得的作品，再经过检索对核，可以很便捷地知道是否为他朝或他人诗误入，避免不必要的误收。近年尹楚兵、金程宇、袁津琥先后据以指出《全唐诗补编》的重收误收情况，在我是十分感谢的。这是科学进步带给我们的幸运。同时，在以往因为无法检索而放弃鉴别的一些唐诗遗存中，也可据以辑出许多以往忽略的作品。比如《全唐诗》卷七九六辑录唐五代无名诗人的佚句，主要依靠唐五代宋初的多种诗格类著作，所得共101例。今重加复核，可以发现重复收录者多达30多例，而在当时已经利用的《风骚旨格》《炙毂子诗格》《雅道机要》《文彧诗格》《桂林淳大师诗格》等书中，属于佚诗而至今未经辑出者，尚有数十例之多。其他各类典籍中也有类似情况。

检索当然是重要的手段，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还拿《全唐诗补编》来说，在我20世纪80年代编纂时，对于哪些诗有疑问，大致有数，苦于无解决手段。现在利用检索手段，大约可以解决十之四五，无法解决的问题仍有很多。即使通过检索得到线索的诗，也需要有鉴别的过程，有时很不容易得出结论。曹汛《从一联逸句的考证看〈全唐诗〉辑佚鉴辨的艰难》（《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4期），以南唐王操《白牡丹》诗为例，说明一诗在宋人典籍中引录的纷杂错乱情况，用以证明唐诗辑佚鉴别之艰难，是很好的论述。我还特别要说明，唐诗总体流传过程中的纷繁复杂，情况远比我们所能了解的要曲折迷乱得多。有些我们只能根据一般常识来做判断。比如宋代各种类书、诗注、地志中，大量引录杜甫的诗，许多只是简单标一“杜”字，错讹率很高。即使花很大的气力，从中找到杜集中没有的诗句，也很难相信那就是杜甫的诗。宋人对于杜诗推崇备至，搜罗不遗馀力，很难证明南宋的类书编者还有多少特殊资源可以保存杜甫佚诗。有些可能永远也无法究明真相，只能存疑。辑佚者的责任是尽可能地保存珍贵文献，即便遇到确有疑问的作品，从为学者保存研究线索之考虑，也应作相应的保存，但应与可靠的作品有所区隔。

同时，最近二十年大量稀见古籍善本的影印，海外汉籍的介绍，出土文献的发表，也提供了许多可资辑佚的线索。中国期刊网等网络资源的开发，也让学者可以更充分地利用文献。我在80年代做《全唐诗补编》时，曾参考各家发表的论文，在当时似乎已经很充分，近期重新加以追索，还有不少发表在海外或僻见刊物上的文章，到近期才见到。虽然最近二十多年发表的唐诗辑佚文章远多于80年代，但除金程宇于域外文献中的唐人佚诗有较完整的关照，其他各类新见文献似乎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许多学者只是满足于偶然得到零碎资料的发表，鉴别也未必周详。甚至有刊布佚诗几乎全部都错的例子^[1]。就此意义上来说，唐诗辑佚还有作进一步清理的必要。

[1] 详焦体检：《全唐诗补遗指瑕——兼与黄震云先生商榷》，《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