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全唐诗》成书至今，各家所补唐人佚诗的总数，至今还没有准确的统计。就我所作粗略的估计，在八千首左右。《全唐诗》收诗，康熙序称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日本学者平冈武夫所作精确统计为49 403首又1 055句。如果扣除误收重收的篇目，实际存唐诗在45 000首左右。辑佚所得超过《全唐诗》存诗数的六分之一，确实是很可观的收获。

毋庸讳言，唐诗辑佚所得，很大一部分是知名度不高的小作家的诗作，文学成就并不高，将他们的作品汇集起来，更多的是备一代文献，为学者各方面的研究起储材备用的需要。就文学史研究来说，我以为可以特别提到以下几点。

（甲）重要诗人作品的补充。迄今为止的唐诗辑佚，仅《全唐诗》已收录作者而言，至少有数百位数量不等地补充了作品。如据《古今岁时杂咏》补录杜甫佚诗《寒食夜苏二宅》，大约是南宋杜集定型后补录的唯一一首可靠佚诗。白居易、元稹补充作品数量较可观。别集方面最重要的收获当然是王绩、张祜文集足本的发现。重要作家不少都有批量作品补充，如李郢、赵嘏等。这些已为学者所熟知，在此不作一一说明。

（乙）白话诗系列文献的整理。王梵志诗，在传世文献如《云溪友议》《鉴诫录》《梁溪漫志》等书中都有收录，胡震亨《唐音统签》卷九七九《辛签》十七收录二十二首。但《全唐诗》编修时，显然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贬斥这些“本非歌诗之流”，连带胡氏已经收录成编的章咒四卷、偈颂二十四卷，除寒山、拾得七卷外，其他一并删略不取。王梵志诗在敦煌文献中的大量发现，是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并由此而带动了唐代白话诗研究的高潮。关于王梵志的生平和时代，至今仍不甚清晰，一些学者认为存世的王梵志诗未必是一人所作，我甚表赞同，因为迄今发现敦煌遗书所保存的几个系列的王梵志诗，彼此并没有交集，而存世文献保存的王梵志诗，与敦煌文献又全无交集。这种现象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似乎可以印证不同文本来自不同作者的推测。关于王梵志的生活年代，学者也有种种推测。我的学生唐雯在做博士论文《晏殊〈类要〉研究》时，发现一则关于王梵志的最早史料：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佚诗《营新龛窟室戏学王梵志》：“试宿泉台里，佯学死人眠。鬼火寒无焰，泥人唤不前。浪取浦为马，徒劳纸作钱。”（《类要》卷三〇《咎征》）卢照邻大约去世于高宗末年至垂拱之间，这一年代比迄今所有各种王梵志诗卷写本和生平记录的年代都要早，《类要》则出宋初文豪晏殊手编，其价值不容置疑。前述胡应麟所编偈颂各卷，已经将当时能见到的唐代僧人偈颂搜罗大备，如收六祖慧能19首、牛头法融13首、赵州从谂21首、长沙景岑16首、香严智闲24首、洞山良价19首、曹山本寂11首、云门文偃16首、洞山守初31首、法眼文益19首，以及道世81篇，庞蕴约300篇，此外还有佛藏以外的船子和尚《拨棹歌》39首。由于近代以来日、韩所存佛典大大超过中土所存者，故今人之此类诗辑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录文的质量上，都超过胡氏当年的工作^[1]，提供了今人研究唐代白话诗的系统数据。

（丙）唐代下层社会流行诗的研究。敦煌、吐鲁番写卷中有不少钞书学子钞录的诗作，较早引起关注的如《论语郑氏注》末卜天寿钞诗，曾引起郭沫若的重视，以后发现较多，引起较多学者的研究。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刊《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作了较完备的辑录，达144则，其中录诗约20首。徐俊《敦煌学郎诗作者问题考略》（刊《文献》1994年第4期）不赞同一些学者认为这些诗是学郎随兴而作的推测，认为同一首诗既出现在不同时代的各种敦煌卷子中，又出现在吐鲁番文献中，在遥远的长沙窑瓷器题诗中也有类似作品，从而确认学郎只是钞录者而非作者。同人另一篇论文《唐五代长沙窑瓷器题诗校证——以敦煌吐鲁番写本诗歌参校》（刊《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则从另一立场对相关文献加以校订。近年长沙窑瓷器题诗发表的篇目已经百篇，与敦煌、吐鲁番文献可以互证的篇目也更多。这些题诗中属于知名文人所作者数量很少，大多作者不详。以下参照徐俊二文以及金程宇《新见唐五代出土文物所载诗歌辑校》^[2]，将有关诗歌的关系列表如下：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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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窑是唐代中后期以出品社会低档瓷器为主的大型作坊，其销售范围几乎涵盖了全部大唐疆域，并远销到南亚、中东、东非和东亚日韩等国。现在发现其有诗器物多达数百件，去其重复尚可得诗百馀首。远在西边的敦煌、吐鲁番学童钞书之际随意钞写或凭记忆写出的诗歌，居然有那么多篇与之重复，是很值得关注的文学传播现象。可以很明确地看到，在唐代社会最下层，最日常流传、最家喻户晓的诗歌，其实就是这两批作品所涵盖的范围。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源自六朝诗歌，一部分源自文人创作，多数曾不同程度地为工匠和学童作了更通俗化的处理。比如第6例将白居易很有风韵的诗篇，改写得更为通俗明白；第7例将王维两句灵动而富有禅趣的诗句，搭上两句很直木的常句，形成似乎民间可以理解而其实不通的诗句。这些诗中表达的劝学、惜时、送别、怀人、思乡、羡官羡富等世俗情趣，也可理解民间对文学需求的一般趣味。李白、杜甫、韩愈、李贺、李商隐等诗，几乎没有进入这个圈子。上述除李白外的几家，甚至在整个敦煌遗书中都没有出现他们的作品，更是值得玩味。从24至29的六例，今人或曾据以考订其作者，我的看法却恰好相反，恐怕更多的是民间根据世俗流行的诗篇，来附会成名人故事。24则刘采春诗出《云溪友议》，称“当代才子”所作，采春为歌者。25则张氲事不见唐代记载，是南宋方见记录的成仙者。则天皇后一则最早见《广卓异记》卷二引《唐书》：“则天天授二年腊，卿相等耻辅女君，欲谋弑。则天诈称花发，请幸上苑，许之。寻疑有异图，乃遣使宣诏曰……（诗略）于是凌晨名花瑞草，布苑而开，群臣咸服其异焉。”其事近于小说，不能视为信史。27则为僧人举俗传诗以调侃张籍。28则今知最早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九引《今是堂手录》：

高丽使过海，有诗云：“水鸟浮还没，山云断复连。”时贾岛诈为梢人，联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压水中天。”丽使嘉叹久之，不复言诗矣。

其荒唐附会显而易见。29则之吕岩、白居易所作者皆后人附会。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如P.3645《张义潮变文》末有诗云：“孤猿被禁岁年深，放出城南百丈林。渌水任君连臂饮，青山休作断长吟。”钞写时间应在公元900年以前。到宋人著《雅言杂载》（《诗话总龟》卷二〇引）、《能改斋漫录》（卷一一），附会为南唐吉水隐士曾庶几作，所幸敦煌文书可以还原真相。再如五代江为临刑作诗：“衙鼓侵人急，西倾日欲斜。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旅日韩国学者金文京撰文指出日本8世纪诗集《怀风藻》录大津皇子临终诗作：“金乌临西舍，鼓声催短命。泉路无宾主，此夕谁家向？”唐僧智光《净名玄论略述》引陈后主诗：“鼓声推命役，日光向西斜。泉路无宾主，今夜向谁家？”^[3]二书成书早于江为约二百年，即或江为临刑所赋即为前人诗，或其事本即为好事者所附会，甚至包括大津皇子或陈后主的故事，也不过是据民间流传诗歌附会而来。诗歌的民间传播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敦煌吐鲁番遗诗和长沙窑瓷器题诗所揭示的上述现象，其学术意义远比补录一些作品来得更为重要，应该引起学者更多的关注。

（原载南开大学《文学与文化》2011年第1期）

[1] 少数也有胡氏已录而今辑未录者，如前述牛头法融、洞山守初之作。

[2] 该文收入《稀见唐宋文献辑考》，中华书局2008年。

[3] 详京都大学《东方学报》七十三册刊《大津皇子〈临终一绝〉和陈后主〈临行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