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诗文本的收录范围
第一点比较容易说。我在十多年前曾有《断代文学全集编纂的回顾与展望》（刊《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一文，曾说到收录范围，包括空间范围、时间范围、语言范围及文体限定等原则。就唐诗来说，空间仅限宽义的大唐帝国范围（比唐王朝有效管理地域为宽），域外人士仅收在唐所作汉语诗和中国典籍所存外人诗。由于宋明以降都认为五代十国是唐之馀闰，视为整体，故收录上限为618年唐之立国，下限只能参差一些，以960年至979年十国陆续归宋为断限。语言范围则只能不收非汉语的作品。文体限定方面极其复杂，我现在采取的是诗词兼收、诗文循传统严断的原则。虽然今人已经另有《全唐五代词》的编纂，但纯粹的词在全书中大约不到五十分之一，诗词之间的作品数量太多，且今人编录词作对明清词家认可而其实与唐时诗集距离很远的作品，妥协太多，再次鉴别收录还是有必要的。诗歌各体的收录，仅在清人所定范围外增加具备诗歌形式的偈颂道歌，这已经为学界普遍接受，争议不大。
就诗歌本身的校录来说，我认为完整的校录应该包括以下各项：一、诗题。二、诗序（少数有启、书）。三、本文。四、署衔或附记。五、本事。
诗题看似简单，今人见到《全唐诗》里的诗题，以为全部出自唐人手笔，其实不是。诗题的最早文本是在唐诗实际形成过程中人际交流的记录，即彼此多用敬语，文本较为庄重。在敦煌、日本所存唐写本、部分刻石和少数文集中，还可以见到此类题目。稍次文本为作者或亲朋编录文集时改定的题目，庄重的敬语或已改为一般人可以理解的文本。后世诗歌流传中，题目是变动最多的部分。总集、选本编录时要划一体例而改动诗题，后人引录时经常未必需要全引作者长题，后代诗话、选本、类书中不断将原题简化或删除，而在民间流传中，则最简单地引诗，经常将作者与诗题都忽略了。许多诗歌最早见于史书、笔记、诗话的本事记录中，并没有题目，明清编录总集时，为了称引的方便，分别代为拟写题目。此类改题、拟题的诗作，在全部唐诗中大约占五分之一以上，而半数以上的唐诗都会有几个繁简不同或内容有差异的诗题。
《张说之文集》中有开元间几次大规模宫廷唱和诗的相对完整的作品保存，每一次都有一篇长序，说明此次唱和的原委。武后时的石淙唱和也是如此，刻石还在嵩阳书院附近，完整拓片也易见。日僧空海、最澄、圆珍归国送行诗原卷尚存，都有序说明原委。敦煌写本中有时诗前有书、启等不同说明文字。后世文本流传中，有的诗序始终作为整体保存，但也多有分别保存的。将诗序一并收录，对了解诗意极其重要。前人做了不少拼合，我也检出许多。估计诗、序分别由不同人执笔者，仍会有所缺漏。
诗歌本文当然是录诗的主体。需要说明的是，一首诗存在大量异文，或有完整残缺的记录，原因很复杂。必须考虑作者本人修改和作者诗意重复的因素。杜甫说“新诗改罢自长吟”，何尝不是所有诗人的写照。杜牧《张好好诗》真迹和《樊川文集》收录本的文字差异，并非流传造成，应该是此度真迹和他写给外甥裴延翰并编入文集的文本的差异。即便率性作诗的李白，也可找到确切本人改诗，乃至将原诗改得几乎完全不同的记录。至于作者本人之诗意重复，如大历诸人与晚唐李频、方干等人有许多案例，我认为原因在于才情有限而应酬不断，乃至如此。就此而言，杜甫在人生困境中大量写诗，句意很少重复，实在难得。贺知章的两首《晓发》，八句五律为：“江皋闻曙钟，轻曳履还舼。海潮夜漠漠，川雾晨溶溶。始见沙上鸟，犹埋云外峰。故乡眇无际，明发怀朋从。”四句五绝为：“故乡杳无际，江皋闻曙钟。始见沙上鸟，犹埋云外峰。”以及《偶游主人园》：“主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莫谩愁酤酒，囊中自有钱。”诗意当然已经完整。而《宝真斋法书赞》卷八录唐人草书《青峰诗帖》：“野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莫漫愁沽酒，囊中自有钱。回瞻林下路，已在翠微间。时见云林外，青峰一点圆。”可能是前诗的最初文本。在承认诗歌文本多原成因的前提下，我觉得这些诗歌还是以作别本的方式编录为妥。当然，绝大多数的诗歌文本歧互，是因为流传中的各类原因造成，可以通过校记加以记录揭示。
在古写本和石刻中，部分唐诗有署衔、时间或附记，这些内容虽然不是诗，但是研究诗歌写作时间、原委的重要记录，也都值得保存。总集或部分别集之附见诗，也有相关内容，有必要加以记录。
本事是诗歌写作缘起、过程以及影响等具体事实的记录，很多见于史书、笔记、诗话、小说中。有时诗歌原本也存，可以和本事记录比读，如乔知之《绿珠怨》的本事，虽然事实的三种记录稍有差异，但与诗歌本身可以印证，是理解诗意的第一手记录。有些本事本身就依据作者原诗之诗题加以敷述，如《本事诗》所录刘禹锡《玄都观》诗、元稹《黄知县》诗等即如此。有时本事记录极具传奇色彩，但核诸史实，并非虚构者，如韩翃《章台柳》、崔曙“曙后一星孤”之类。有些因为原诗和其他记录具在，可以确认传说全出虚构者，如宋之问灵隐寺作诗偶遇骆宾王指点之类。由于许多诗歌仅因本事记录得以保存，其事其诗事实已经成为一个整体，无从割离，如崔护人面桃花、顾况红叶流诗之类皆是。如神仙鬼怪、歌谣谚谶一类作品，十之八九是靠这些记录而得以保留。编录这些诗歌，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录诗的同时，保存本事的最早最完整的记录。凡本事与诗歌有事实差异甚至全出虚构的，宜援据文献，作适当的辩说。我近年特别憬悟到，文学作品的传异、传讹，是文学传播中的特殊和必然现象，虽然无法完全作出合理的解释，但辑录其变化轨迹，对学者进一步研究极其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