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导言

我们并不需要高明的评论技巧就可以察觉到，那些主张的提出者毫无信誉可言，并且从未涉足中国。然而，思维一旦怀有偏见，它就倾向于采纳最为荒唐的谬传，并且将这一切都视为事实，这种思维趋于贬低我们不喜欢的人，甚至把这种不喜欢说成是值得赞扬的美德。

——让·巴普蒂斯特·杜赫德

可以说，没有哪一种文化被看成比中国文化更有别于西方的价值观念。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唐宋时期存在若干与启蒙运动时期对应的核心概念：变更世袭特权制度以利于吸纳德才兼备的人才（托马斯·杰斐逊——柳宗元）；裁决政策的根据是事实与理性而非宗教或社会特权（狄德罗——白居易）；提倡对政府政策及其制定者直陈谏言（塞缪尔·约翰逊——苏轼）；秉持一元论的自然观（斯宾诺莎——章如愚）。毋庸置疑的是，中西境况虽然在一些重要方面存在差异，但其结构上的相似之处（structural parallels）可以帮助历史学家在“平等”之上构想讨论，比如近代早期的集权政体这个司空见惯的话题。

在《对比的想象——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与社会运动史论》（The Comparative Imagination: On the History of Racism, Nationalism, and Social Movement）一书中，乔治·弗雷德里克森（George Frederickson）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历史学家：一类试图为某个进程建立一种更好的学理性认知；另一类则从事比较性的工作，以促进通常是值得庆祝的国家历史的产生。“中国”与“西方”的比较通常属于后者。本书试图追溯近代早期的中国关于诸如平等或言论自由等权利的讨论与制度，连同英国启蒙运动（the English Enlightenment）对上述讨论及制度的回应，以此实践第一类历史学家的理想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