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结合的新问题与新发展

十多年来，西方的社会科学界存在着一种对过去进行反省与批判的新趋向，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结合的问题也得到了重新的探讨。

对于历史学本质的争论，采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并未将其根本解决。新史学把对方法论、研究手段与途径的探讨看作是发展史学的决定因素，而对历史总体规律、发展动力与方向等根本理论问题，则采取回避态度或否认其有实际意义。可是这类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它们不时地困惑着人们的头脑。不能最终解决的问题，还是要不断地作为问题出现。不从正面作出解决问题的努力，就难免要出现危机。

年鉴学派的总体史概念就遇到了挑战。按照三个时段的划分，人的活动就被置于被动、次要的地位。这种对人的活动的忽视，显然不能解释历史上的许多问题。于是从70年代起，年鉴学派的新人物开始向“新史学”演化。“新史学”强调研究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尤其重视精神心态史，但对历史的总体性联系，却又回避不谈，因而并没有解决原来出现的问题。

美国的新经济史与计量史学也出现危机。运用电子计算机处理许多资料的结果，竟认为美国西部铁路对社会开发并无很大的作用，南部奴隶制对经济发展有益，罗斯福的新政与希特勒的法西斯政策社会效果竟相差无几，这就不得不使人对其科学性提出疑问。数学与统计的手段是客观的，但挑选片面的材料，加以统计，并据此分析、解释历史，结论就不一定可靠了。

应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与模式研究历史，也产生了各种复杂的问题。二三十年前在各社会科学领域风靡一时的结构功能主义，忽视事物的发展变化、人的能动性以及事物内部的矛盾冲突，这些弊端已受到不少指责。由于使用不少过于专门化的术语，人们很难接受和理解这些历史学家对历史与社会解释所作的努力。

面对这些难题，倒退的倾向也产生了。一些人采取了历史虚无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态度，另一些人只满足于个别琐碎的考证，还有一些人则更加牢固地死守旧的传统史学方法。但更多的人在谋求新的解决之道。

但总的看来，发现问题，也就是取得进展。这些问题的出现，反而使各门社会科学更为重视研究历史的作用了。在对马克思、韦伯、迪尔克姆、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重新探讨的时候，一个重大的发现是，以往许多社会科学家忽视了这些理论大家对于具体历史、具体社会条件、具体人在各种社会形态中的存在状态与矛盾的分析。这种疏忽也使一些史家对认识者本人的立场、观点与认识能力的局限试图采取回避或超然的态度。这个发现不但推动了历史学家进一步探索新的问题，并推动了社会科学以至现代哲学的进一步发展。结合历史对社会科学各种理论的实际意义和内涵，对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对人的思想、心理、认识与客观世界的关系进行研究，在西方思想界正方兴未艾。

纵观过去几十年，西方史学研究的领域大大扩展了。从一般性的狭隘的历史叙述，发展到结合应用各类社会科学；又从教条地绝对化地搬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而运用各种方法对历史上具体的人与事及其各方面进行深入理解研究。西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新发展，源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与需要。欧美与世界其他地区交往与矛盾的大大增长，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与问题的不断出现，广大劳动阶级与各阶层群众政治文化意识的觉醒与争取自身权利的发展，使得人们对过去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与进步。历史学不能脱离时代的社会科学与文化发展的现实与矛盾，而必须具备新的分析、批判、理解的眼光。运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新成果与新工具，并不等于不必用谨慎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对待过去的历史事实。前面提到的这些西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结合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了解与借鉴的。

（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