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唐书》的修撰过程

《新唐书》之所以能够产生，跟北宋的统治者仁宗（赵祯）有重要关系。仁宗是北宋中期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在位一共四十二年。在他的统治期间，号称“天下和平，民物安乐”（曾公亮《进新修唐书表》），其实却面临重要矛盾。外部是跟西夏、契丹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经常处于劣势之中；内部是农民阶级的反抗此起彼落，以及财政危机空前严重。特别是庆历元年（1041）西夏侵入渭州，好水川一仗，北宋军队大败。这使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大受震动，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为了避免本阶级的灭亡，企图从历史经验中取得借鉴，这是很自然的。就在这年冬郊大礼时，张方平曾向仁宗上言：“唐室治乱，于今最近，请节略《唐书》纪传中事迹今可施行、有益时政者，日录一两条上进，善者可以为准的，恶者可以为鉴戒，兹亦贾谊、晁错借秦以喻汉事之意也。”当时仁宗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后遇事有当言，即取其类者以进。三五日不入，仁宗辄问其故。枢密使杜祁公衍闻之曰：‘此所谓陈古以刺今，诗人讽谏之旨矣。’后除知制诰，仁宗命取所录《唐书》奏御者编次为一集，留中焉。”（张方平《乐全集》附录《行状》）

庆历三年、四年，是著名的“庆历新政”时期，以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为代表的革新派，企图通过对当时某些政策方面的修改调整，来缓和内外问题上存在的各种危机。在仁宗的一次召对中，韩琦和范仲淹认为对于西夏，“和与不和，俱为大患。然则为今之谋者，莫若择帅练兵，日计用武之策，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陛下当如唐高祖、太宗，隆礼敦信，以盟好为权宜；选将练兵，以攻守为实务。彼不背盟，我则抚纳无倦；彼将负德，我则攻守有宜，此和策之得也”（《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庆历四年五月”条，以下简称《长编》）。张方平建议节略《唐书》纪传中的事迹，“善者可以为准的，恶者可以为鉴戒”；韩琦、范仲淹建议“当如唐高祖、太宗，隆礼敦信，以盟好为权宜；选将练兵，以攻守为实务”。这都对仁宗有所启发。北宋直承唐末五代，从唐室的治乱之中吸取借鉴，甚至采取于今还可施行的对策方法，这是北宋统治阶级重视《唐书》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北宋统治阶级认为《唐书》的作者，“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曾公亮《进新修唐书表》）。因此在接受某些近臣建议的基础上，决定重新撰修《唐书》。

正式提出重新修撰《新唐书》的是贾昌朝，时间是在庆历四年（1044）。曾公亮在《进新修唐书表》中指出“乃因迩臣之有言，适契上心之所闵”，这个“迩臣”就是贾昌朝，他的建议投合了仁宗的想法。贾昌朝（997—1065），字子明，真定获鹿（今河北获鹿）人。他是庆历时期的执政者之一，曾经担任参知政事（副相）、宰相等职。《新唐书》编修官之一的宋次道在其《春明退朝录》中记叙：“庆历四年，贾魏公建议修《唐书》，始令在馆学士人供《唐书》外故事二件。积累既多，乃请曾鲁公、掌侍郎唐卿分厘，附于本传。”宋次道的这则记载，与王偁《东都事略》所说是互相符合的。《东都事略》在《宋祁传》中叙述《新唐书》的修撰过程时，指出：“初，贾昌朝建议修《唐书》，始令馆职日供《唐书》所未载者二事，附于本传。”宋次道较王偁更为仔细的是，正确交代了贾昌朝建议修《唐书》的时间，并提出最初进行具体材料编集工作的，是曾公亮和掌禹锡二人。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晋江人，后因功封鲁国公，因称曾鲁公。曾公亮曾经担任过诸王府侍讲、集贤校理、天章阁侍讲等职，当时是《庆历编敕》的详定官之一。掌禹锡，字唐卿，许州郾城（今河南郾城）人，曾担任过集贤校理、直集贤院兼崇文院检讨、同管勾国子监、直秘阁等职。从庆历元年张方平进呈节录《唐书》中的事迹，发展到庆历四年命令担任馆职的人提供《唐书》以外的故事，逐渐积累，进行分理，附于本传之末，从而决定着手重新修撰《唐书》，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变化。这就是《新唐书》正式修撰的开始。

庆历五年五月己未，仁宗正式发布诏令，任命“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判集贤院王尧臣，翰林学士、史馆修撰张方平，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判史馆修撰余靖，并同刊修《唐书》”（《长编》“庆历五年五月己未”条）。

这个记载见于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谓“同刊修”，是“刊修”的副职；“刊修”是总修撰的职称，“同刊修”就是副总修撰的职称。这是关于修撰《新唐书》确定负责人的第一个任命。而到了同年闰五月庚子，即一个月之后，仁宗接着又发布了确定为《新唐书》编修官的第二个任命，《长编》记载：

度支员外郎、集贤校理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曾公亮，

宗正丞、崇文院检讨兼天章阁侍讲赵师民，

殿中丞、集贤校理何中立，

校书郎宋敏求，

大理寺丞、馆阁校勘范镇，

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邵必，

并为编修《唐书》官。

在确定了“同刊修”负责人以及具体编修官之后，就此搭成了修撰《新唐书》的正式班子，具体工作也得以较去年更顺利地着手进行。但应指出的是，《长编》在记述仁宗的第一个任命时，遗漏了宋祁的名字。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春明退朝录》和《东都事略》进行印证。在记叙贾昌朝建议修书之后，《春明退朝录》接着说：“（庆历）五年夏，命四判馆、二修撰刊修。时王文安、宋景文、杨宣懿，今赵少师判馆阁；张尚书、余尚书安道为修撰。又命编修官六人，曾鲁公、赵龙阁周翰、何密直公南、范侍郎景仁、邵龙阁不疑与予，而魏公为提举。”而《东都事略》也指出：“命祁与王尧臣、杨察、张方平为修撰，又命范镇、邵必、宋敏求、吕夏卿为编修，而以昌朝提举。昌朝举王畴编修。”在这里可以明确的是：仁宗第一次任命的刊修官（按，应是“同刊修”），除了《长编》中提到的王尧臣、张方平、余靖，还有宋祁，共是四人。此外，还可以明确的是：除了以上四人，杨察和赵槩也被宋次道归入“刊修”之列。

通过《长编》《春明退朝录》和《东都事略》三者所提供的名单对比，还可以看到一种可能性是，在发布第一次“三人”任命之后，随即另一次单独补充任命宋祁，但并未见于正式的文件记载。同时也还可以看到，担负《新唐书》主要修撰责任的官员的职称，一种是“同刊修”“刊修”，另一种则泛称为“修撰”。“修撰”是当时馆阁中负责具体编撰工作的官职，其地位高于一般的编修官。

北宋时期，中央官员和地方州郡官员经常相互调换，人事流动性较大。这在《新唐书》的“同刊修”或“修撰”人员中也得到反映。列在第一个任命之中的余靖，当时担任知制诰并兼谏官之职。他曾前后三次出使契丹，十分熟习“蕃语”。他曾经面对契丹主作“蕃语诗”。这一点，遭到侍御史王平、监察御史刘元瑜等的奏劾，认为他有失使者体统，应予加罪。这样，余靖在被任命的当月，就离开中央，出知吉州。从全过程看，除了曾有一个任命，余靖同《新唐书》的修撰并无实际关系。而当《新唐书》开修不久，王尧臣就因丁忧离职，赵槩请守苏州；随后，张方平和杨察也相继外任。这样，六人“修撰”班子，竟流动了五人，最后剩下宋祁单独一人。

从第二个任命的编修官来看，最初计有曾公亮、赵师民、何中立、宋敏求、范镇和邵必六人。但曾公亮当时因担负编纂《庆历编敕》的任务，并未进入书局。赵师民主要担任崇文院检讨、崇政殿说书、天章阁侍讲之职，也从未到书局报到，后来辞职。何中立随后改任开封府幕职。而邵必，他一开始就对集体修撰有所看法，认为“史出众手，非是”，也借口目疾辞去。这样，六个编修官也竟离去四人，剩下的只是宋敏求和范镇二人。

当时对编修官有所补充的，就是贾昌朝荐举王畴当编修官。这个问题，《东都事略》中提到，《宋史·王畴传》中也提到；前者说“昌朝举王畴编修”，后者说“用贾昌朝荐，改编修《唐书》”。这是同一时间的同一事件。还有补充的是吕夏卿。这在《东都事略》中提到：“又命范镇、邵必、宋敏求、吕夏卿为编修”；而在《春明退朝录》中提到这个问题，系在王畴补缺之后，指出：“顷之，吕缙叔入居（局）。”后来还陆续有所补充的，就是刘羲叟和梅圣俞。《东都事略》提到此事，放在任命欧阳修做“刊修”之后叙述，说：“久之，又命欧阳修刊修，分作纪志；刘羲叟修律历、天文、五行志；将卒业而梅尧臣入局，修方镇、百官表。”《春明退朝录》也在叙述吕缙叔入局之后，接着说：“刘仲更始修天文、历志，后充编修官。将卒业，而梅圣俞入局，修方镇、百官表。”

从这些情况看，实际进行工作的《新唐书》编修官，计有宋敏求、范镇、王畴、吕夏卿、刘羲叟和梅圣俞六人。根据《东都事略》的记叙，宋祁与范镇在局十七年，王畴十五年，宋敏求和吕夏卿并各十年。这一点，跟欧阳修的记叙也相符合。欧阳修在嘉祐五年（1060）《新唐书》成书后《辞转礼部侍郎札子》中提到：“检会宋祁、范镇到局，各及一十七年，王畴一十五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并各十年已上。”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宋敏求跟书局的关系，根据他在《春明退朝录》中的自述，他在被任命为编修官之后，直到《新唐书》完成，似乎并未脱离过书局。而《东都事略》和欧阳修说他修书“并各十年”，主要是他在十七年中，也离开过中央，出守外任，而他自己并未提及此事。

至于欧阳修，他直到至和元年（1054）八月才被任命为《新唐书》刊修官，这离庆历五年《新唐书》设立书局，正好十年。所以他在《辞转礼部侍郎札子》中说：“如臣者，盖自置局已十年后，书欲有成，始差入局。”

从全过程来看，庆历五年五月、闰五月仁宗先后发布两个诏令，任命宋祁、王尧臣、张方平、余靖等人为同刊修官，任命曾公亮、赵师民、何中立、宋敏求、范镇和邵必等人为编修官，《新唐书》书局正式成立。随后经过人事调转，同刊修官只剩下宋祁一人。到了皇祐元年（1049），仁宗曾改命“同刊修《唐书》翰林侍读学士宋祁为刊修官”，把他从副负责人提为总负责人。但到皇祐四年（1052），当时编修官只有王畴、范镇、吕夏卿、宋次道等四人。到了至和元年（1054）六月，仁宗曾经下令，要求“刊修《唐书》宋祁、编修官范镇等，速上所修《唐书》”。又过了两个月，即当年八月，欧阳修也被任命为刊修官。这样，《新唐书》书局有了两个负责人，增加了力量。后来刘羲叟入局，梅圣俞最后入局，编修官又从四人增加到六人，加快了列传以外纪志表的修撰工作。到了嘉祐五年（1060），《新唐书》全部完成，由提举官曾公亮领衔进上。这样，由贾昌朝建议修《唐书》，从庆历四年由馆职学士搜集积累资枓，庆历五年设局，到嘉祐五年最后成书，《新唐书》的修撰一共经历了十七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