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司马光论史，有其一定的自觉性，有其史学思想的特点。他一生为人治学都很谨慎，治史论史很注意总结。他的几篇总结性的文章，很能说明他治学论史的自觉性，也颇能说明他论史的特点。

早在嘉祐二年，司马光（时三十九岁）正当壮年，在写了一些史论文章并开始写《历年图》之时，于所作《迂书序》（《传家集》卷七十四）中说，自十三岁起，“始得稍闻圣人之道，朝诵之，夕思之，至于今二十七年矣”；“我穷我之心，以求古之道，力之所及者则取之”。大约就在此时，他假答问者，说：“古之天地，有以异于今乎？古之万物，有以异于今乎？古之性情，有以异于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为而独变哉！”并反对“厌常而好新”。（《传家集》卷七十四《辩庸》）又说：“士者，事天以顺，交人以谨，谨司其分，不敢失陨而已矣。”“智愚、勇怯、贵贱、贫富，天之分也；君明、臣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灾；失人之分，必有人殃。”（《传家集》卷七十四《士则》）

据此可知，司马光早年已确立了这么两点史学思想：一是坚信“圣人之道”，即以儒教为准则，而不求奇，不“厌常而好新”。一是追求“古之道”，以为古今不变，天不变道亦不变，求古之道是为了施于今，所以对于礼教名分，就是主张“谨司其分”，就是要老生常谈。这两点，他一生信守，贯彻始终，可以说是基本的史学思想，也是他论史的最大特点。

治平元年，司马光（时四十六岁）已近老年，写成《历年图》，史学上已有成绩。他的《历年图序》（《稽古录》卷十六），是其前期编写史书的一个总结，有这么几点值得注意：（1）“治乱之道，古今一贯；历年之期，惟德是视而已。”这是历史不变，道也不变，以及向往礼治、反对法治的思想。（2）“夫国之治乱，尽在人君。人君之道有一，其德有三，其才有五。”“夫道有失得，故政有治乱；德有高下，故功有小大；才有美恶，故世有兴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国家者，虽变化万端，不外是矣。”就是说，从古至今的历史变化，全系于君主的才具与道德行为，如果君主得道、德高、才美，则政治、功高、世兴；如果君主失道、德下、才恶，则政乱、功小、世衰。这是将君主的才具与道德行为，视为历史变化的决定性因素。（3）将战国至近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编写成《历年图》，献于君主，“庶几观听不劳，而闻见甚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知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这说明司马光编写史书，是要给君主阅读，期望君主以史为鉴。（4）还提到，本朝（宋）太祖创业，太宗继统，实现统一，迄今八十五年，今当“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呜呼，可不戒哉！可不慎哉”！目的显然是提醒宋朝统治者维持政权，为封建统治服务。司马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及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目的性，在这里都有所坦白。他这几点史学思想，既贯彻于《历年图》史论之中，又在后来《通鉴》“臣光曰”中有所发展。

至于元丰末和元祐初，司马光（时已六十七八岁）已编成《通鉴》，又编了《稽古录》，很认真地对其一生治学论史进行总结。元丰八年，他与人书中说：“光性愚鲁，自幼诵诸经、读注疏，以求圣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从之，前贤高奇之论皆如面墙，亦不知其有内外中间、为古为今也。比老止成一朴儒而已。”（《传家集》卷六十三《答怀州许奉世秀才书》）又在《进修心治国之要劄子状》（《传家集》卷四十六）中说：他从政四朝，始终强调“人君修心治国之要”，“夫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于内者也；‘用人赏功罚罪’，所施于外者也”。元祐元年，他在《进稽古录表》中说：“惟稽古尧、舜之旧章，惟信史、《春秋》之成法。高山可仰，覆辙在前，其兴亡在知人，其成败在立政。”

据此可知司马光一生最后总结的要点：

（一）还是强调“求圣人之道”，而不学“高奇之论”。司马光一生言行是严遵儒教的。他在《通鉴》“臣光曰”中针对南朝宋立“四学”（即玄学、史学、文学、儒学）提出批评，说：“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通鉴》卷一百二十三）他认为，只有一个“圣人之道”，只有一个儒学；学者只有学习儒学，追求“圣人之道”，才是走“正道”。这是他治学论史的指导思想。

（二）提出了在学习儒学和追求“圣人之道”过程中，“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从之”，即将“圣人之道”与现实需要结合起来，亦即强调学以致用。司马光自从嘉祐以来，编写史书是为了给皇帝做教科书；论史逐渐加强了现实性，甚至有不少影射现实的内容。这是他治学论史的方针与原则。

（三）还是强调以史为鉴，特别要注意历史经验中的“用人”与“立政”。司马光认为用人为“本”，“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通鉴》卷七十三），所以论用人问题很多。司马光所说的“立政”，从广义来说，包括“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和“赏功罚罪”等等，所以论“立政”问题也很多。这些是他治史论史的重点与主要内容。

（四）始终强调“人君修心治国之要”。司马光认为，“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并说，“臣历观古今之行事，竭尽平生之思虑，质诸圣贤之格言，治乱安危存亡之道举在于是，不可移易”。（《传家集》卷四十六《进修心治国之要劄子状》）这种帝王决定历史论，实是他史论的主线。

（五）为自己做了“比老止成一朴儒”的定论。所谓“朴儒”，实际上就是纯粹的儒家学者，正宗的历史学家。

根据司马光的史论来看，他的自我鉴定是诚实而中肯的。他论史，的确是地地道道的朴儒之史论。他对前人史论的批判继承，也是对此有力的旁证。

司马光一生，既治学，也从政。尽管他在政治上无突出的才能，无经邦安国的良术，但他关心国计民生，注意世运兴衰，晚年还有元祐“更化”的表现，所以他的史论不可能不与时政有丝连，不可能不含政治的意味，采取影射之术也在所难免。但他论史虽寓论政，都始终无离题万里而指桑骂槐的劣迹；只是因宣扬儒教不免有点头巾气，因过分强调帝王作用而暴露出唯心史观，因密切注意“时用”而削弱了历史性。

（198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