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谈到司马光的史论，自然想起《通鉴》中引了前人史论。这个问题，关系到司马光对前人的史论与史学思想之批判继承，很有必要一谈。
《通鉴》引前人史论共九十九条，比之一百一十九条“臣光曰”略为少些。因近人统计《通鉴》引前人论与“臣光曰”的数字颇有出入，本文不妨列个《通鉴》附论简表：
由此表可以看出，《通鉴》隋以前引前人论较多（九十三条），“臣光曰”相对少些（八十六条），其中尤以汉魏三纪悬殊（引前人论六十条，“臣光曰”四十三条）；唐以下引前人论甚少（六条），“臣光曰”相对大增（三十二条）。
《通鉴》引前人论与“臣光曰”出现前后比例相反的情况，说明如下问题：司马光对历史的看法，如与前人史论相同，则尊重和引前人之论；如与前人大同小异，或有所补充，或有所纠正，则引前人史论之后再加以“臣光曰”；如觉得前人尚未论及，或以为前人论之欠当，则另发“臣光曰”。他对唐五代史（即司马光时的近代史）尤为重视，然又不大瞧得上近世史臣之论，故论唐五代史以“臣光曰”居多，而引前人论很少。
《通鉴》引前人论几乎与“臣光曰”相等这个事实，说明司马光治学诚实的作风。前人已先我而言，则承认前人之论，引了出来，这不会失去自己的学术身价，倒是恰好反映自己治学诚实。这一点，很可为今人之鉴。
《通鉴》引前人论计有三十五家，因近人对此说法不一，本文具列一下所引各家，并附注所引各家史论之条数：
由此可以看出几个问题：一是引班固史论十五条，最多；二是以马班相较，引“太史公曰”二条，显得少了；三是引唐以来学者的史论很少，引当代（宋代）学者的史论只有欧阳修的二条。我们就这些问题谈点看法。
司马光所引司马迁之史论二条：一条是论战国时期魏之不分灭，有所谓“君终，无適（嫡）子，其国可破也”（《通鉴》卷一）云云。此取之于《史记·魏世家》，但它不是《魏世家》篇末的“太史公曰”，而是篇中的叙述语言。这不是司马迁的高明之论。司马光大概是认为此论对强调嫡长制有价值，就引上《通鉴》来了。一条是论项羽的兴亡，指责项羽“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所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实在荒谬。此取之于《史记·项羽本纪》篇末“太史公曰”。这是司马迁的高论之一，但还不是他最出色的史论。司马光引此条是对的，同时扬弃了“太史公曰”中项羽“重瞳子”之说，也许是不喜欢“离奇之论”而不引。接着，司马光引了扬子《法言》的“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憞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负。天曷故焉”！（《通鉴》卷十一）这是对司马迁之论的补充发挥，引得也对。
但司马光对于许多精彩不凡的“太史公曰”，不仅不引，而且往往引他人论或发“臣光曰”与其针锋相对。这里略举数例：
（一）对于战国四豪。司马迁对四豪一分为二，既揭露他们养士之争权夺利的本质，又承认其礼贤下士有利于国的影响。（见《史记》之《太史公自序》及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各传）司马光引扬子论四豪，就指责“立私党”之罪了。（《通鉴》卷六）
（二）对于韩非子之死。司马迁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史记·韩非列传》）之语，颇有怜悯之意。司马光对韩非之死，先引扬子《法言》讽刺韩非“说不由道”；又以“臣光曰”论韩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悯哉”！（《通鉴》卷六）显然是指责而非怜悯。
（三）对于荆轲报燕丹知己之情而勇刺秦王。“太史公曰”盛称其为“义”，说“名垂后世”。（《史记·刺客列传》）“臣光曰”则讥贬荆轲为“愚”，说“不可谓之义”。（《通鉴》卷七）
（四）对于贯高为张敖申冤。司马迁写到贯高于刘邦诏赦之时自杀以明心迹，用了“当此之时，名闻天下”（《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作结，以表扬诚挚的人情。司马光写贯高，则删去了“名闻天下”之语，而引了荀悦“罪无赦”之论，还以“臣光曰”发了“使张敖亡国者，贯高之罪也”之论，以加强封建的礼教。（《通鉴》卷十二）
（五）对于韩信之死。“太史公曰”言语委婉，表面责其“乃谋畔逆”（《史记·淮阴侯列传》），实际上惜其大才大功招来横祸。“臣光曰”中虽引了太史公语，似乎两司马意见一致；实际上司马光是指责韩信怀“市井之志”（《通鉴》卷十二），其死咎由自取。
（六）对于游侠。司马迁盛称游侠的侠义行为，对郭解之死惋叹“惜哉”（《史记·游侠列传》）。司马光却引班固、荀悦之论，说游侠“背公死党”，“其罪已不容于诛”，“伤道害德，败法惑世”，“乱之所由生也”，（《通鉴》卷十八）对游侠痛恨之至。
可见两司马之异，主要在于：司马迁“爱奇”（扬雄语，见《法言》），富于人情味；司马光坚持“正道”，反对“高奇之论”，而强调礼教。
这里应该指出，司马迁也信儒家之道，在《史记》里宣扬“仁”“德”，肯定一统，等等；司马光写《通鉴》时，无形中吸取和接受了司马迁不少思想资料和养分，诸如：司马迁论秦之兴亡，引了贾谊《过秦论》（《史记》之《秦始皇本纪》及《陈涉世家》）；司马光于《通鉴》卷九也引了《过秦论》一段。司马迁肯定秦之统一（《史记·六国年表序》），将秦始皇列于本纪，承认秦之历史地位；司马光于《通鉴》卷六十九发正闰论，指出汉兴以来有所谓“正闰”之说，而声称“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一九州”。可见，两司马都肯定秦之统一及其历史地位。司马迁肯定汉初“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盛称汉文帝之“德”，反对汉武帝变更法制、严刑峻法、讨伐匈奴、过而不改
；司马光述论汉代前期历史，也如同司马迁的观点。（见《通鉴》卷九至卷二十二）
所以，可以说，司马光对司马迁的史论，是批判地继承；只是剔除较多，而且剔除了一些精华，故显得大异其趣。
司马光引班固之史论十五条，同时引了班彪之史论三条，都采自《汉书》。这十八条史论，一半是论西汉诸帝的才具与立政关系及王朝盛衰兴亡，一半是评西汉群臣为人从政，以及游侠不轨，等等。足见司马光吸取班氏之论，继承其史学思想甚多。这是什么原因？我们以为：（一）班固第一个写纪传体断代史，其《汉书》述论西汉一代兴亡甚为详细。司马光著历代成败兴衰，首先就注意到西汉一代的兴亡，故重视班氏之论。（二）班固是东汉写《白虎通德论》的名儒。他那正统的儒家思想，“纬六经，缀道纲”（《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的著作原则，批评司马迁“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的激烈言词，都是司马光这个“朴儒”所欣赏和佩服的，自然会尊重其史论。（三）《通鉴》引前人评史书唯有一条，就是引了华峤评班固《汉书》，以肯定“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通鉴》卷四十八）；而《通鉴》附论又再无一条评前人史书，足见司马光对《汉书》的赏识，故《通鉴》引班氏父子之论多达十八条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司马光对班氏之论也不全盘接受。如班固论汉武帝，有“雄材大略”云云，多为赞赏武帝“洪业”之词。（《汉书》卷六《武帝纪》）司马光引了班固此论之后，加了一条“臣光曰”，指出汉武帝失政甚多，之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乃在于“能尊先王之道”，受谏好贤，“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通鉴》卷二十二）司马光在此似乎纠正班固之论，至少以为班论不够严谨。又如，班固评论霍光，既肯定其“拥昭、立宣”之功，又批判其“不学亡术，暗于大理”之失。（《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司马光引此论之后，加了一条“臣光曰”，对班氏之论加以补充，指出霍光虽“忠”，但“久专大柄”，“多置亲党”，引起上下愤怨，故招来横祸；同时指出汉宣帝处置霍氏之案“亦少恩哉”。（《通鉴》卷二十五）此论比之班论较为全面些、深刻些。再如，班固论王莽时，曾说秦与新莽“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不承认秦为正统。而司马光引此论时，就删去了这几句话，而肯定秦的统一，承认秦的历史地位。（《通鉴》卷三十九）
所以，可以说，司马光对班固的史论，也是批判地继承，既多吸取，也有扬弃。
司马光引欧阳修的史论二条。宋代治史论史者很多，稍早于司马光的，有薛居正、苏洵、欧阳修、宋祁等等；与司马光同时的，有苏轼、苏辙等等。就以欧阳修来说，他在《新唐书》和《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中发了很多史论。于是，司马光引宋人史论只引了欧阳修的两条，可见对欧论较为重视；然而他引欧论，也是取其符合己意者，还要加以补充。《通鉴》卷二百八十八引欧论：“自古乱亡之国，必先坏其法制而后乱从之，此势之然也，五代之际是已。……是以善为天下虑者，不敢忽于微而常杜其渐也，可不戒哉！”主要是强调维持“纪纲”、“防微杜渐”，以五代法制坏而国家乱为鉴。此与《通鉴》卷一礼论之观点一致，有后先呼应之妙。
五代时期的冯道，身处乱世，浮沉取容，历五朝八姓，贵显不衰。欧阳修论冯道“无廉耻”（《新五代史》卷五十四《杂传序》）。司马光引了此论，还觉得它所论不全，又以“臣光曰”论冯道“大节”亏损，乃“奸臣之尤”；并指出，这不但是冯道个人之过，“时君亦有责焉”。（《通鉴》卷二百九十一）
可见，司马光对同代人的史论也是批判继承的。
司马光对前人史论的批判继承，就其思想性而言，与“臣光曰”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