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经验的小结

我又向蔡先生提出：您要写的自传最后一项“学术思想总结”，当然是书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读者所最期望读到的。可否请您对自己半个多世纪的治学经验先大略谈一谈，让刊物的读者能借此先了解到他们所最关心的东西。蔡先生满足了我的要求，他显然已经考虑成熟，便滔滔不绝地讲了以下十几项治学经验：

我一生的学术，概括起来说，是把文史哲结合起来，搞中国思想文化史。自传最后一部分“学术思想总结”，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部分。而且自己讲经验，不大好说，倒是讲缺点好写。我初步考虑有以下这些：

一、多读书最重要。青年时代住进大图书馆，使我有幸进了“太上研究院”，读遍几万卷书，让我打下了治学的根基。研究历史是最需要博学的。

二、注重运用新理论，即马列主义。空谈教条最省力，也最无出息。反之，理论联系实际则最难做，也最能解决问题。理解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做学问来说是最根本的另一条，我对此下过一些苦功夫。

三、做学问要有自己的见解，这绝对不是说我会比别人高明些，而是说我反对人云亦云那老一套。

四、重视学术生命，认为学问上永远不能毕业，永远不能满足，一天生存，就一定研究。思想必须永葆青春，重视学术气节，不做风派。“四人帮”时期叫我讲“儒法斗争史”，我说自己都不知道，怎好向大家乱说。

五、由于我长期遭到不幸，故比较能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这也可以说是坏事变成好事之一吧！

六、以文学为打开古籍大门，把历史与哲学结合起来，如此，就不会陷于玄虚空谈，也不会耽于烦琐考据。中国近代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派和买办派在文化学术上都有代表人物。前者表现为民族文化复古主义，如梁漱溟、钱穆等，后者表现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投向帝国主义，如陈序经、蒋廷黻等。处在这样的文化斗争环境中，要追求真理，就要勇于争鸣。黎澍曾对人说过，老年学者中蔡某比较勇于争鸣。我对此话愿意接受。

七、我认为世界人类总的方向都在发展变化中，科学无顶峰。山有顶峰，人类及科学无顶峰，新陈代谢永远不停止。只有在个别问题上会有例外，如：王国维的甲骨文，章炳麟的古文字学、音韵学，后人谁能比得上？只能在思想见解上超过他们。

八、中国古代思想家中，优点最多的是墨家，反对宗法，反对宿命，在全部中国思想史上，只有墨家持这种观点。墨家还反对述而不作，反对知而不行。清代的袁枚，其实也是大思想家，我曾在《文史哲》上撰文谈这个问题，他的情感哲学超过了戴东原，钱大昕、赵翼等都钦佩他。但在思想史、哲学史上却无人敢提到他，我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上才以他为重要代表之一。我反对用势利眼光去对待历史人物。世上无“经学”，经学中可分为文字学、文学、史学、哲学等。“经学即史学”的提法，我不同意。那么，“经学”是什么？它多是礼学、名教。孔子的《论语》，主要是礼学，中国思想文化中影响最大的也就是儒的名分、礼教，而不是道家的小玄学和佛教的大玄学。中国最尊君权的是韩非，反君权最激烈的是黄宗羲。

九、“文革”中所宣扬的“儒法斗争史”最不合史实。两千年来都是儒法合作史。就历代专制帝王所需要的思想工具来说，是由儒家出面，法家跟在后面。儒家主管学术文化，法家主管权术、刑法、军事，儒法共管政治、严分等级，文武并重，宽严相济。与其说是儒法斗争史，还不如说是儒墨斗争史。我正写一篇文章详论之。

十、史学中，家谱、族谱最不足信，也最无用。我有十几条理由，要另写文章，将来或可以寄给贵刊。

十一、古书中的年谱几乎千篇一律，这种形式对于比较单纯的人物还可用。而对经历复杂、活动范围广大的人物则不适用，那样编出来，类似流水账簿，杂乱无章。所以我主张改为在分类中编年，在分期中纪事。单用一种形式或两种形式并用都可以。分类可以看出全面，分期可以看出重点。

十二、主张健在的老年学者写自传，免得后人麻烦。其他还有，我此刻暂不一一说出了。

（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