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选集和自传丛书

谈话的内容转到蔡先生目前的著述计划。他说：

我正在编一本《蔡尚思师友读者书信选集》。近代一些学者出版有书信集，如杨树达、陈垣诸先生。我从事学术活动已有六十多年，许多师长、朋友，给我写了好些有价值的书信，这些信件对于了解半个世纪来学术思想的变迁，也有帮助。还有一些读者的来信也颇有意义，解放前有位读者写信给我，称“先生以史笔论时务”，“愿先生再接再厉，用三寸毛锥击毁原子弹，个人利害勿顾也”。给了我很大鼓舞。当然不是全部编入，只能选编其中较有价值的部分。我以为这样的书也要区分门类，使人阅读方便。准备按师长、朋友和读者分为三个部分，同一个人的书信则按时间先后编排。学生的来信归入朋友一栏，学生也是朋友之一。

不久前，我还建议编辑一套当代社会科学家自传丛书。我的想法是，七十岁以上的学者先写，然后七十岁以下的写。1945年日寇投降后，我和郭沫若、茅盾、马寅初、马叙伦、陶行知、胡绳、杜国庠、翦伯赞、许涤新、叶圣陶、周建人、郑振铎等共二十四人，发起成立全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当时起草的文件我已捐赠上海革命博物馆。二十四人中，现只有我和胡绳同志健在，可见，高龄的学者确有责任留下一些可靠的记载。我还是由于一再接触到一些具体事情，而产生这个想法的。近年有几种书刊写我的生平、传略，有的却画蛇添足，或将阳历生月错改为阴历，或误说我解放前当过沪江大学副校长，当时的教育部称我为“反动教授”，哪配做副校长？又说我考入清华研究院，其实我是因迟到而未考入的。如此之类，不胜枚举。由此我想，现在健在的老学者，应该拿起笔来写自传，这样做，一是免得后人无材料，二是免得存在与事实有出入的记载，使后人苦于作考证。

写自传，也可用分类年谱的形式。篇幅以十万字以下为最合适，当然少一点或多一点也行。以我自己为例的设想，要包括以下这些内容：

1．姓名、年龄、籍贯、民族、党派。2.思想和学术背景。其中有，家世：我从事农副业与自幼读书，不想升官发财，不近赌博烟酒与反迷信、反礼教，主要得力于母教；不幸遭遇：如水溺、火烧、染疫、苦读致病、被土匪毒打、穷到几乎饿死等，我的自传不可不载这些坎坷；社会历史，写出对我生活和学术的几种影响。3.学历和自学，重点之一是我的以大图书馆为“太上研究院”。4.经历与活动，包括职务，任教课程，政治活动，学术活动等等，均可分别按年编写。5.著作系年，分别列出专书，论文目录及所刊登的报刊。6.业余经验。我对于自然美学很有兴趣，喜欢考察山水。到过武陵源、三峡、峨眉山、三清山、金湖等胜地。我很幸运，由于今天交通发达，到过的最好山水超过了徐霞客。但他一生足迹极广，当时的旅行很困难，险要的地方得让农民背他上山。我肯定他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旅行家。文人学者也很需要从事健身锻炼，以便延长其“学术生命”。我有青少年经常参加劳动的基础，上山砍柴，挑过担子，养过猪、羊、兔、鸡、鸭等。老来也曾到钢铁厂战高温与下乡劳动。解放后我每天早上坚持冷水浴，作为起床后第一件事，还练自创的开关气功、重点推拿、枯槔功、十面操等。前几年上三清山，有几个青年人猜我的年岁，有的说六十多，有的说七十多，只有一人猜到我有八十岁。因此，我在山上写了“我是忘年人”的一首诗。7.对本人学术思想的总结。

白寿彝同志在史学界地位很高。你回去告诉他，请他一定要写自传。京沪二地相距太远，如住得近，我很想经常和他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他主编大型《中国通史》，想必有个专门机构？我很想与北师大史学所合作，完成早年就考虑过的《中国思想史资料选》，还可以编一本《中国史学史资料选》，百万字左右。以前复旦大学有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由我主持，有“四大金刚”（有些人这样说），力量较强，后来成员多分散或远走了。我缺乏助手，所以搞不出大型的著作。

我当即向蔡先生表示：回去一定向白先生转达您的雅意。您谈的自传的设想内容丰富，写法灵活，我们很盼望书出版后先睹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