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前史学谈史学发展的趋向

回顾了近一个世纪来，中国史学几代学者的嬗递及特点，戴逸先生继续概要地说明当前史学发展的一些新特点，并对中国未来史学的发展做了前瞻性的展望，表示了对未来中国史学繁荣发展的信心。

戴逸先生说，随着思想从左的束缚中解放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历史学也愈来愈繁荣，已真正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其中突出的情形，一是有关社会史的研究近年来受到重视，其中如人口问题、灾荒问题、家族宗族问题，秘密社会等问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而以前有关社会史的研究是比较缺乏的。社会史研究中注意引进西方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来思考中国历史中的一些问题。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从八十年代开始，有关文化史问题的讨论，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门，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中如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文化的建设、从历史发展看中国文化的走向等，从八十年代一直到现在，依然很热。此外，有关国学的讨论、有关新儒学的讨论等，很多历史学学者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中国近代化的问题，也是近年学术热点之一。中国近代化究竟怎样开始的？中国近代化的道路是怎么走的？等等，这些问题可以说，是直接跟现代史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建国后近代史的研究，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关怀下，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与中国古代史、世界史三足鼎立三分天下的态势，然而真正深入展开和对广泛问题的探索，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思想的解放，逐渐推动中国的史学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

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的研究受到特别重视，也是中国史学活力的表现。以前中国史学界是重古代史，解放以后是重近代史，但这近代史也只注重到五四运动，后边的则只有党史，别的就不敢碰了。后来才逐渐有人研究民国史，“文革”后则开始出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趋向，我个人认为，越是靠近我们今天的历史，越难研究，但也越重要。因为这段历史与现实是息息相关的，可借鉴的内容比较直接。当然，研究存在一定的困难，如一些资料看不到，时间太近使有些问题说不透，当事人依然活在世上，不易评说等等，但是整体说来，研究的禁忌要比改革开放前少多了。我们应该尽快地把现代史的研究发展起来。中国的史学在下个世纪要发展，就应该重视当代史的研究，重视当代史的研究本来就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好传统。现在国外也很重视当前历史的研究。目前，史学界出现的重视现代史、当代史的趋向，是中国史学健康发展的表现，它必将为向下世纪过渡的中国史学注入活力。当然，要真正把现代史、当代史的研究开展起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社会上出版的有关共和国史的著作不少，有写“文革”的，有写反右的等等，但是这中间大多是从文学的角度或新闻的角度来写，缺乏一种历史科学的严肃性。把包括共和国史在内的现代史作为一种科学的历史写作，对于我们历史学者来说，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最近，在史学会的参与下，组织力量搞了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从后向前编，规模很大，估计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可以出几卷。尽管这还是个积累资料性的工作，但对于整个科学研究，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步。当然“当代中国研究所”搞了一套丛书，他们是权威性的，由各个部牵头来搞的，如“当代工业”由工业部委来组织，“当代财政”是由财政部来组织。此外，他们也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央党史研究室也在搞类似的作品。

我常想，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大国，文化和历史的资料十分丰富，中国的历史学应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学科。一旦我们国家的经济搞上去了，我们的历史学必然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至少从为前代修史和修当代史的传统看，我们还没有一部令人满意的，国家级水平的清史、民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其中清史三百年，民国史三十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这三部大史的编纂都需要我们做大量的研究工作。即使是条件较成熟的清史，也还存在不少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全国的清史界的真正发展是在“文革”以后。人大清史研究所是在1978年成立的。成立后曾组织力量编写过《简明清史》和《清史人物传》，但是由于匆匆上马，成于众手，因此也不可能达到国家修史的高水平。清代历史前后300年，正是世界急剧向近代发展的时期，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清代历史的发展，丰富了清代历史的内容。其中外交、商务、军事日益频繁，采矿邮电、纺织等工业逐渐形成和发展，都是以往历史所没有的内容。同时清代还留下有大量的档案材料没有整理，其数量之大，实为惊人，如果按照现在一年四期的《档案研究》杂志的档案发表速度估算，要一万年也发表不完，其中包括十分重要的档案。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材料。比如现在我们正在编一部《李鸿章全集》，这是上海图书馆的顾廷龙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编的。因为解放时李鸿章的家人都到美国等地，把很多东西都留在上海的家中。当时任上海图书馆馆长的顾先生知道后，便保存了起来，这次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资出版。这部全集估计要到2200万字，是迄今最大的一部全集，比以前吴汝纶编的“全集”要多出三分之二。其中很多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些新材料的发现，必然会引发新的认识。当然，等所有的档案材料全看完后再研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清史、民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目前仍需要分专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个案研究的成果就是一部史书的底子，是史书编纂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