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嬗递与发展

面临世纪之交，中国史学如何发展？访问伊始，戴逸先生便尖锐地提出这一史学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对此，戴逸先生沉吟下说，我常常回顾这一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嬗递与发展的形势，也可说是整个中国的新史学的发展吧。因为辛亥革命以前基本还是传统史学。对于中国来说，真正意义的新史学，即利用外国传入的一些近现代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则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了。从那时到现在的历史学者，大约可以分成这样四代，即转型的一代、开创的一代、继承的一代和探索的一代。

最初活跃于20世纪中国史坛的一代史学家是转型的一代。当时出现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这样一些大师级的史学家。我们说他们是转型的一代，是说他们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的方法不同，从传统转向近代。这一代人做出有很大的成就，如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王国维对考古材料的利用、陈寅恪对多种文字的掌握等等，不仅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而且开了中国新史学的风气之先，留下有很多宝贵的东西。

第二代便是五四以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开始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传入中国的，真正进入历史学是稍晚些的事情。第二代也可说是20世纪中开创的一代。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历史最早期的代表是郭沫若。当然李大钊也算一个，但李大钊更主要的精力是放在政治方面。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确实是开创性的。此外这一代史学家还包括范文澜、翦伯赞等等，他们的许多研究和论述都是属于开创性的。如范老的《中国通史》，就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来系统地解释中国通史。郭老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史，即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来解释古代社会，而范老则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对中国历史做了一个全面系统的阐述。所以我们说这些史学家是开创的一代。

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的这一代是第三代。我们就属于这一代。这一代是继承的一代，当然，继承中也有创新，即继承郭老、范老、翦老等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的成就继续走下去的一代。在这一代史学家的成就中可以看出，一些通史、断代史的内容丰富了，材料也比较准确了，多种领域也都有了更深入的探索。但是我们这些第三代史学家，由于客观原因，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很大的缺陷：一是与当时世界学术界的隔绝不了解；一是经历政治运动较多，受左的东西束缚较多。

新的一代是20世纪以来史学发展的第四代，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我说他们是探索的一代。他们能够提出许多新问题，也能够接受一些国外的历史学术成果。当然这些成果有一个是否正确，是否适合中国情况的问题。对此我的看法是：这些国外的历史学成果，并不都是好东西，但也不都是坏东西。学习借鉴，一分为二，对推动我们的学术工作还是有益的。第四代的历史学者确实在探索。当然各代都在探索，但第四代学者探索的特点更明显，更突出。以往我们长期与世界学术界无联系，不太了解世界学术界的情况，但现在通过一些翻译介绍，对世界学术界了解增多了，同时经过“文革”后的反思，对于一些左的东西人们有了较清楚的认识，这些都为第四代历史学者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外部条件。现在是世纪之交，向下一世纪的史学过渡，将是第四代历史学者的任务。我认为，第四代历史学者如何更快地成长，更快地成熟，并在史学界逐渐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我们当前历史学界最大的问题。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现在整个青年中，对历史学淡漠的倾向比较重。因此，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如何推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第四代的历史学者可以说是重任在肩。客观规律已决定我们这第三代快要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将中国史学的前途寄希望于第四代历史学者。正是基于扶持第四代历史学者的考虑，我们史学会准备在明年召开一次青年史学家的会议。几年前我们曾组织过一次这样的青年史学家会议，当时规定是要四九年以后出生的。这次会议成员要更年轻的，要五四年，五五年以后出生的。这主要是寄希望于青年一代。或许这也算是史学发展的希望工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