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希腊人
地中海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巴尔干半岛的南端，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在近两个世纪里，它为当今世界的生活奠定了完备的基础，其中包括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还有很多很多。这是如何实现的呢？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无从知晓答案，而哲学家们的一生之中也会用或多或少的时间来找寻答案。
与化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或医学家不同，历史学家盛气凌人，有点愤世嫉俗，他们通常认为人们试图发现“历史法则”的这一努力是居心不良的，因此对此表现出蔑视。他们觉得有些东西在研究蝌蚪、细菌、流星中有用，但在人类研究领域中没有丝毫用处。
也许是我错了，但我认为此类法则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至今，我们收效甚微，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在探索上下的功夫还不够。我们一直忙着积累事实，却没抽空将它们煮开，而后液化、升华，再从中提出所剩无几的智慧结晶，这些结晶对我们这种特殊的哺乳动物还确实有些价值。
我初涉这个新的领域，不免诚惶诚恐。在此我借科学家的一席名言，将历史原理解释如下。
按照现代科学家的理论，当所有物理、化学成分都达到理想的比例，可以形成第一个细胞时，生命（有生物，有别于无生物）自此开始。
用历史学解释上面这段话，就会得到以下相似的解释，即：
“在不健全的世界中，只有当所有的种族、气候、经济、政治条件达到或接近一种理想的比例时，更高级形式的文明才会突然地、自然而然地显现。”
对于这个观点，我可以详细地举出几个反例。
围绕这个解释，我举几个例子。
智商处于穴居人水平的种族不会兴旺，即使在天堂也不会。
如果伦勃朗出生在因纽特人的圆顶屋里，从早到晚只能盯着冰上的洞，那么他就无法画出图画；如果巴赫出生在这里，那么他就谱写不出受难曲；如果伯拉克西特列斯出生在这里，那么他就创作不出雕塑。
如果达尔文只能在兰开夏郡的工厂里讨生活，那么他就无法在生物学上做出贡献。如果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只是一个被随意买卖的奴隶，生活在罗曼诺夫庄园的一个偏僻小村，那么他也无法发明电话。
古埃及是世界上第一个高级文明的发源地，气候适宜，但当地人的体质却不怎么健壮，也没有强烈的进取心，政治、经济条件更是一团糟。巴比伦河阿西利亚也是这样的情况。后来迁徙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内的闪米特人虽然身材高大，精力旺盛，气候也可以，但政治、经济环境却实在太差。
再来看看巴勒斯坦，气候环境真是不怎样，农业落后，除了大篷车道这个横贯国土沟通亚、非的地区之外，几乎没有商业活动。而且，耶路撒冷寺院的教士完全操控了巴勒斯坦的政治活动，这更是有碍于发挥个人积极性。
腓尼基的气候虽然无可挑剔，人们的身体也十分高大强壮，经济条件也比较理想，但这个国家同样遭受着厄运，那就是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一小撮的船主赢得了大部分的财富，形成了严密的商业垄断。这样下去，早期泰雅和西顿的政权就被巨富们收入囊中。贫穷的人民被剥夺了劳作的基本权利，被迫变得冷漠，最后，由于统治者的见识短浅、自私贪婪，腓尼基重走犹太教的老路，变为一片废墟。
总之，各个早期文明的中心里总是欠缺成功所需要的某些必备因素。
公元五世纪，希腊终于出现了奇迹，虽然持续时间很短，而且也不是出现在希腊的本土，是在爱琴海对岸的殖民地。
我曾在另外一本书中描述了一些具有桥梁作用的著名岛屿，它们联系了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早在尚无文字记载时期，埃及、巴比伦、克里特商人就是通过这些岛屿来到欧洲大陆的。他们的到来使两地通商，又将先进的思想带到了欧洲，他们的足迹踏过小亚细亚西岸的一个狭长地带，这个地带的名字叫作爱奥尼亚。
此时距离特洛伊战争还有几百年的时间，希腊的一些部落占领了这片长达140多英里，宽仅15英里的狭长土地，建立起了殖民城市，其中出名的有：以弗所、福赛、艾丽斯来和米利都。这些城邦的周围，趋于完美和成熟的社会平衡促使文明高度发展，后世有的文明最多也只能与之并驾齐驱，却始终无法超越。原因有三：
第一，殖民城市中居住了来自十几个民族的最活跃、最勇敢的人。
第二，新旧世界交替和欧亚大陆互通贸易攒下的财富在这里。
第三，代表殖民主义者利益的政府给予了广大人民发挥自身才能的机会。
我之所以不提及气候，是因为对于只经营商业活动的国家来说，气候的影响不大。无论晴天还是下雨，都可以造船、将货物卸仓，只要没有寒冷到港口的水结冰，没有雨大到城镇被水淹没，居民们就不会对天气预报表示出太大的关心。
除了通商，沃尼亚的气候对知识阶层的发展也极为有利。在书籍和图书馆出现前，知识的传播只能靠耳听口说。城邦的水泵的周边区域成为了最早社会活动的中心，也成为了最古老的大学的所在地。
泰勒斯是西方思想史上记录下来的第一个人——真正创立现代科学的那个人的背景，值得我们怀疑。意思不是说他抢劫了银行或杀死了亲人之后，从没人知道的地方逃亡到米利都的。没人知道他的祖先是谁，是比奥夏人还是腓尼基人？是游牧人还是闪米特人？（博学的人类学家是这样说的）
这说明那时，这个位于麦安德山口的区区古城是一个十分繁华的世界中心。这里的人们来自四面八方（和如今的纽约类似），因此人们从不因彼此外貌不一而心存芥蒂，也从不刻意过问新来者的家底身世。这本书既不是数学史也不是哲学手册，就不必过多解释泰勒斯的思想了。值得一提的是，他倾向于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新思想。这种倾向曾覆盖了爱奥尼亚，当时，罗马还只是远在他方的一座泥泞河边的小城镇，不为人所知；犹太人还只是阿西利亚人的俘虏；欧洲的北部和西部还只是哀鸣遍野的荒原。
为了梳理出高级文明发展的原因，我们需要了解在希腊首领横渡爱琴海、劫掠特洛伊堡之后，希腊发生了什么变化。当年那些闻名遐迩的英雄在那个时代也只是初级文明的产物，他们就像那些好斗的孩子一样，将生命看作一场漫长、光荣的战斗，其中充满了刺激、决斗、赛跑和其他竞技比赛。而现在，我们为了面包和香蕉终日埋头苦干，参加这样的活动也是有心无力。
这些热血沸腾的武士们对其信仰的上帝的态度是坦诚而质朴的，这和他们对待生活中所有严肃的问题一样。公元前十世纪，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曾控制过希腊人的一切，他们拥有和普通人相似的形象。地球上的人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如何与上帝分开的，一直无人知晓。但是，九霄云外的上帝对臣服于自己脚下的臣民所怀有的情谊一直都在，十分亲切，为希腊宗教带来了独特的魅力。
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都知道，宙斯是拥有强大力量的众神之王，留着长胡子，时而带来狂风暴雨，世界都蒙上了阴影顿如末日来临。虽然孩子们在襁褓中就听大人讲过神灵的故事，可等他们长大了一点，能够独立阅读古老的故事了，他们就开始思考这些可怕的神灵的弱点。此时，他们眼中的那个神灵是在欢乐的家庭晚宴中出现在灯光下的人物形象。这些神灵不停地恶作剧，和凡人朋友们一起讨论政治，因支持方不同和相互争吵，因此，希腊人之间每次发生争论，都会引发天上诸神之间的唇枪舌战。
当然了，宙斯虽有人性的弱点，但仍然是个伟大的上帝和强大的统御者。为了安全起见最好不要招惹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高不可攀。但是他还是很“通情达理”的，如今华盛顿会议中专从事院外游说的政客们尤其了解这个词的含义。宙斯的确通情达理，如果分寸掌握得当，也可以从他那里得到疏通。最重要的是，宙斯极富幽默感，没有太过于重视他自己和他管理的天国。
也许这不是评价宙斯的最佳话语，但却有其好处。古希腊从不制定森严的宗教律法，来规定凡人应该把什么看作真理，什么看作谬误。因为缺乏冷漠的教条和依靠绞刑来推行教义的专业教士，全国的民众都能够依据自己的好恶来定义自己的宗教思想和天国的意义。
塞萨利人主宰奥林匹斯山不远处，他们对于邻居奥林匹斯诸神的崇拜自然不如住在远方的科拉尼亚湾小村子的阿比索人多。雅典人以为自己有了雅典娜女神的保护，就可以对宙斯无礼。而阿卡狄亚人虽居住在远离商道的山谷里，他们坚守着最质朴的信仰，他们讨厌以轻浮的态度处理跟宗教有关的大事。弗西斯的居民们每日对德尔法朝拜，以此维持生活，所以他们坚信阿波罗（这位在利益的土地上接受朝拜的天神）是最伟大的天神，远处而来的人，只要兜里还有几个德拉马克，都该用来去给阿波罗朝贡。
犹太人只信奉一位上帝，这也是它和其他民族的区别。当时犹太人都聚集在一个城市中，队伍日渐壮大，最终战胜了所有能与之比肩的朝圣之地，此后对宗教的垄断长达一千年，因此人们才只信奉那一位上帝。
希腊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雅典人民和斯巴达人民都希望自己的城邦成为整个希腊人民都承认的都城，但都没有成功，徒增内战而已。
这个民族的个性如此之强烈，推动了其独立思考精神的发展。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曾被称为“希腊人的圣经”。事实上，它们和《圣经》大不相同，只是普通读物而已，不属“圣书”之列。这两本书讲述的是英雄们的冒险经历，当时的希腊人认为这些名噪一时的英雄是他们上一辈的先祖。其中汇集了很多宗教知识，因为天神们都住在凡人的争论中站队，无一例外地把自己的职责抛诸脑后，只享受着那场发生在自己地界的亘古罕见的大厮杀。
希腊人从未考虑过一件事——荷马的著作是不是或直接或间接地在宙斯或雅典娜或阿波罗的启示下写成的。荷马史诗是文学史上灿烂的一页，它在漫长的冬夜里，陪伴人们阅读，并且使孩子们为自己的民族感到自豪。
这就是所有，这就是一切。
这座城市弥漫着知识和精神自由的气息，散发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上散发出来的海腥气味，镶嵌着雍容华贵的东方丝绸，飘荡着衣食无忧的人们的欢声和笑语。泰勒斯诞生了。他在这里工作，在这里学习，也在这里辞世。他探索出来的结论若与他人的结论存有极大分歧，那么你要了解的是，其思想影响具有一定局限性。一般来说，米利都人都知道泰勒斯，就像纽约人都知道爱因斯坦一样。你如果问纽约人爱因斯坦是谁，他会回答你，爱因斯坦是那个长头发、叼烟斗、没事拉拉小提琴的家伙，这个家伙还写过一个人从火车这头走到那头的故事，刊登在了星期日报纸上。
这个叼烟斗、会拉小提琴的奇人捕捉到了转瞬即逝的真理之光，最终推翻了（至少也是极大地改变了）过去六千年形成的科学定论。然而，这件事未能引起那些悠闲的纽约人的注意。只有在自己喜欢的击球手失球，也就是试图推翻万有引力定律受阻时，他们才会想起世界上还存在数学这个学科。
古代历史教科书在设置内容时常常会避开这个难题，只用一句“米利都的泰勒斯（公元前640年—公元前546年）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来一笔带过。甚至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的《米利都报》上登出如下大字标题：
“本地大学生发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我不清楚泰勒斯到底是于何时、何地，如何跨过前人的铺垫，独自开创新途径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生活在的不是没有知识的空白世界里，他的智慧也不是天马行空的产物。公元前七世纪，人们已经开始探索新的科学领域，现存大量的数学、物理学、天文学资料，供学者随时参考。
这边泰勒斯还在不断学习，而另一边巴比伦的占星师已经开始瞭望天空。
埃及的建筑师在精心计算后，将两块重达百万吨的花岗岩放到了金字塔墓室的中心，制作成墓室上方的屋顶。
尼罗河谷的数学家们认真研究了太阳活动，预测出旱、雨两季的时间，为农民提供了参照历法，规范了农业劳动时间。
然而，人们虽自己为这些实际问题提供了答案，却仍然将自然的力量视作上帝无形意志的体现。他们认为上帝掌管着季节、星球、海潮，和总统的议会议员掌握着农业部、邮电局、财政部是一回事。
泰勒斯是反对这种观点的，但是他和当时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样，懒得一个个解释或者公开争辩。如果海滨的水果商贩碰到日食时，被这奇怪的景象吓倒在地，嘴里念叨着宙斯的名字，那也是他自己的事情。泰勒斯也只是会一笑而过，绝对不会去告诉他说，稍微懂得天体运行知识的小学生都可以预测到在公元前五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时，月球刚好运动到太阳与地球之间，这导致米利都城会有几分钟的黑暗时刻。
在这次著名的日食发生的下午，波斯人和利迪亚人正在战场上拼杀。人们认为，双方后来停止相互杀戮是光线不够的缘故。坊间传说，这就像几年前耶和华在亚雅仑山谷施行的神迹一样，为了让利迪亚人获得胜利，神明特意熄灭了天国之光。只有泰勒斯心里明白，这不过是以讹传讹。
泰勒斯所达到的境界（他最大的成就）就是敢于认为一切自然现象都是受永恒法则支配的，是永恒的意志的具体体现，而不是一直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天神去任意支配的结果。他认为，即便那天下午发生的事只有以弗所大街上的狗打架，哈利奇举行了一场婚礼，此外没有更重大的事，日食也会发生的。
泰勒斯通过科学观察的方法，得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他认为万物产生于一条普遍必然的法则，并推测（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推测是正确的）——万物源于水，水包围着万物，水从世纪之初便与世共存了。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任何泰勒斯留存下来的亲笔文稿，那时可能他已经可以用文字去记录他的思想（希腊人从腓尼基人处学会了字母），但现在他的文稿已不见踪迹。我们对他的印象全是从与他同时代的人写的书中得到的，凤毛麟角中才得以对泰勒斯的个人生活有所了解。泰勒斯是位商人，和地中海各处的人都有接触。插一句，早期的哲学家大部分都是商人，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大特点。哲学家是“智慧的爱人”。他们从不回避一个现实：生活的秘密藏在生灵之中。他们认为“为智慧而求智慧”的观点，与“为艺术而学艺术”“为食而吃”的谬误观点一样，荼毒了无数人的思想。
在他们眼中，世界上有几种类型的人，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这是衡量事物的最高标准。因此，他们在闲暇时去耐心地研究人这种讳莫如深的动物，并且不是凭借先入为主的臆测，而是研究人的本来面目。
因此他们能够和其他人友好相处，从而大面积地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这要比反反复复地对他人进行说教，指点他们通向大同世界的捷径更奏效。
他们甚少要求人们严守清规戒律，却以自身为榜样向世人表明：一旦我们真正了解了自然界的力量，就必然会获得灵魂深处的安宁，带我们通向幸福。哲学家在自己的圈子里左右逢源之后，就有了充分的自由去研究、探索、调查，甚至可以深入到只有上帝才能插手的领域中去探险。泰勒斯作为这个新福利的开拓者，把一生的才华和精力都献给了这项有意义的事业。
虽然他对希腊人眼里的世界做出了分解，分别研究了每一个细小的部分，并公开质疑了古往今来大部分人一直认为的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人们还是允许他躺在床上，安静地离去。也许当时有人让他对自己不同寻常的理论做出解释，但如今我们已无从考证了。
有了泰勒斯在方向上的指引，追随者纷至沓来。
比如阿那克萨哥拉，在三十六岁时离开了小亚细亚，来到了雅典，一直做“诡辩家”，也在希腊的几座城邦里做私人教师。他对天文方面的知识颇有研究，在讲课时指出：太阳不是人们公认的那样，是一辆由天神驾驭的马车，它实际上是一个比整个希腊还要大上一千万倍的赤红色的大火球。
这一理论并未为他招来灾祸，天国也没有因为他的大胆而对他处以雷刑。于是他进一步大胆设想：在月球的表面上覆盖着山脉和山谷。最后他甚至暗示：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种子”，它是天地万物的起源和归宿，从天地开辟之日起就存在了。
然而，阿那克萨哥拉的这一观点触碰到了一个危险的领域。由于他所谈的正是人们熟知的东西，后来不少科学家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太阳和月亮离地球太远，一般的哲学家觉得怎么称呼它们都无所谓。但这位教书匠提出万物的成长都起源于一种叫作“原物质”的东西，这无疑是有些夸张了。他的判断与天神的故事是相悖的。天神的故事讲述的是天神在经历了一场巨大洪水之后，把小石头变成了无数的男人和女人，使世界重新兴旺起来。希腊所有的小孩子都早在童年时期就听说过这个故事，因此它是无比庄严的，怀疑它的真实性会危害现存社会的安宁，也会使孩子们对长辈的智慧产生怀疑，因此这是万万不可以的。于是，阿那克萨哥拉成为雅典长辈们严厉针对的对象。
如果当时的政体是君主制或早期共和制，那么城邦的统治者还有能力保护一名宣传不被大众所接受的理论的教师，使他不被愚蠢无知的古雅典农民迫害。但那时是雅典民主制发展的顶盛时期，个性自由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了。另外，当时受到大众轻视的伯里克利正是这位天文学家的高徒，这又为法庭治罪提供了方便之路，人们借机掀起了一场反对旧式专制统治的政治运动。
有一名教士名叫奥菲特斯，在人口最稠密的郊区当行政官。他提出了一条法律，这条法律通过了。该法律要求：“要立即对一切不相信现存宗教者和一切与神明持不同见解者治罪”，根据这条法律，阿那克萨哥拉被投入监狱。不过后来，城市中的开明势力获胜。阿那克萨哥拉只缴纳了一笔数量不多的罚款就获得了释放。他搬到了小亚细亚，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晚年生活，直到公元前四二八年，与世长辞。
此事说明，统治者想要压制科学理论发展的想法是无用的。阿那克萨哥拉虽被逼离开雅典，但他的思想传给了下一代。两个世纪后，亚里士多德承袭了他的思想，并以它为基础进行自己的科学假设。一千年漫长的黑暗时期结束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直接传承给了伊本·路西德（通常被称作阿威罗伊），阿拉伯一位伟大的医生。他曾在位于西班牙南部的摩尔大学中大肆宣扬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并将他的理论和自己的观察结果相结合，写下了多部著作。这些作品即刻通过庇里牛斯山被运往巴黎和布伦大学，并被译为拉丁语、法语、英语三个版本。西欧人和北欧人悉数接受了书中的观点，这些观点如今已成为科学入门书籍中必备的部分，在他们眼里就如同乘法口诀表一样有益无害。
让我们把话题切回到阿那克萨哥拉。在他被审判后，大概过去了一代人的光阴，希腊科学家终于可以教授与民间迷信相异的知识。公元前五世纪末，又发生了一件事。
这次受害者是普罗塔哥拉。他是一位流浪教师，来自希腊北部的爱奥尼亚殖民地的阿布德拉城。由于德谟克里特出生于此，所以这个地方的名声不太好。德谟克里特是一位见解独到的“微笑哲学家”，他提出过一条法则：“有价值的社会应该以最小的痛苦为代价，给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大的幸福。”此言一出，人们就视他为激进分子，认为他应该受到安全系统的监视。
普罗塔哥拉受他这一思想的影响颇深。他去了雅典，经过几年的研究，向世人宣布：人是衡量世界万物的准则；生命转瞬即逝，神是否存在本来就是未知的，因此人们不应该把宝贵的时间花在神的身上，应该用尽全力去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这个理论无疑一语中的，理所应当地比以往的任何文字、谈话都更能撼动人们以前所信奉的东西。而且，这个理论面世之时，恰逢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战争的成败攸关之际，人们陷入战败和疾病的水深火热之中，已然走投无路。显然，这不是怀疑上帝是否具有超能力，激起上帝的怒火的好时机。因此普罗塔哥拉由于“不敬神”被大众指控，勒令其必须改变自己的理论，使之合乎律法。
倘若伯里克利在世，是可以保护他的，但可惜那时他已经去世了。虽然普罗塔哥拉是科学家，但他却实在不想以身殉道。
于是他逃走了。
不幸的是，他的船在驶往西西里的航程中触礁了。他应该是当场溺亡了，因为从那以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
另一个遭到雅典人狠毒迫害的人是戴阿哥拉斯。事实上他并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位青年作家。在一次官司中，他发现上帝没有帮助他，因此他就将个人的不如意都宣泄在了上帝身上。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苦苦沉思，郁郁寡欢，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开始到处亵渎、诽谤希腊北部人所敬仰的“神圣玄机”。他如此胆大妄为，因此被判处了死刑。然而在行刑的前一天，这个可怜的家伙找到机会逃跑了。他逃到了科林斯，却仍然诅咒着奥林匹斯的天神们，最后怒急生悲，一命呜呼。
希腊人对异说的难以容忍，愈演愈烈，直到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要数法庭对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关于这件事，我们有详尽的记载。
只要提及世界的停滞不前，提及古代雅典人的心胸狭隘尤胜于后人，人们就必然以苏格拉底为例来证明希腊人的冥顽不灵。但是今天我们在经过详细的考察之后，对实际情况更加了解了。这位街头演说家很有才华，一生平凡，又不受人待见。他为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盛行的思想自由之风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当时的人们仍然相信神是存在的，苏格拉底称自己是代表上帝的预言者。尽管雅典人对他所说的“神灵”（即在他的内心深处提醒他应该如何说、如何做的声音）不甚了解，但却完全明白一个事实：他对周围的人们所深信不疑的东西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传统习俗也毫不在意。最后，统治者杀死了这位老人。而实际上，他的神学观点与审判的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苏格拉底是一位石匠的儿子。他的父亲有很多孩子，收入却十分微薄。因为没有办法负担两千元一节的课程，苏格拉底从小没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苏格拉底没有钱读正规的大学，因为那个时代的哲学家都对钱看得很重，他们每讲授一门课程就要收取两千块的费用。而且，在苏格拉底眼中，追求那些空虚的纯真理、研究那些无用的科学现象就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在他看来，一个人只要善于为自己树立坚定的信念，没有学过几何学又如何呢，即使了解了慧星和行星的运行规律也拯救不了灵魂。
他个子矮小、鼻梁塌陷、衣冠朴素，白天在街头与无业游民辩论，晚上回家听妻子唠唠叨叨（他的妻子为了养活全家，只能在家里做替人洗衣的活计，而她的丈夫却认为谋生是生活中不值得一提的细枝末节）。他曾多次参战和远征，是位受人尊敬的军人；他也曾是雅典公民大会的前议员，当时有众多的教师，却只有他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站出来受难。
为了洞悉该事件的全貌，我们必须先来了解一下在苏格拉底为人类知识的进步痛苦挣扎时，雅典的政治状况是如何的。
苏格拉底用尽一生的努力（他被执行死刑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想要告诉人们，他们正在浪费光阴，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他们在虚无缥缈的快乐和胜利上耗费了太多的时光，堂而皇之地挥霍着伟大上帝的各种恩赐，只为使自己的虚荣心和野心得到满足，哪怕只有几个小时而已。他对“人的命运是崇高的”这一观点深信不疑，因此他打破了旧哲学界设置的所有条条框框和禁令，他在这条道路上走得甚至比普罗塔哥拉还远。普罗塔哥拉告诉人们：“人是衡量世间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认为：“人的无形意识是（或许是）世间万物最后的尺度；塑造命运的并非上帝，而是我们自己。”
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的演讲（准确来说法庭上共有五百名法官，他们都是苏格拉底的政敌们挑选出来的，其中有些人还颇通文字），对于任何听众来说（无论他们是否对苏格拉底持同情怜悯的态度），都是通俗易懂的道理，都能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
这位哲学家表示：“世人无权随意左右或强行夺去他人信仰的自由和思考的权利。”他又说：“只要一个人拥有自己的道德和信念，即使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妻子和家庭的支持，依然能够取得成功。但是如果不彻底深入地研究问题，任何人都不要妄想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讨论任何问题时都要有充分的自由，不受官方一丝一毫的干涉和控制。”
遗憾的是，这位被告所阐述的是错误的时间里的错误观点。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爆发之初，雅典的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便已势如水火，斗争一触即发。可苏格拉底是“温和分子”，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既洞悉了双方的矛盾，又试图寻找中立的方法来使一切有理智的人士都能满意。很显然，这种态度得不到任何一方的支持，只不过那时候双方都将对方当作首要的敌人，没时间来对付他。
直至公元前四〇三年，那些彻底的民主派人士完全控制了王国，赶走了贵族，此时也就轮到苏格拉底了。
他的朋友知道了这一切，劝苏格拉底尽早逃离这座城市，认为这才是明智的做法。
苏格拉底平生树敌众多，同时也交友广泛。在半个多世纪里，他一直充当“言语评论家”的角色，是一个十分聪明正义之士，他忙着把那些自我标榜为雅典社会支柱的人的面具和骗局暴露于阳光之下，他十分擅长做这些，甚至乐此不疲。过了不久，他的名字在希腊家喻户晓。他上午谈到的一些趣事，到了晚上全城的人就都知道了。还有人为他编纂了戏剧并找人出演。他被捕入狱时，全希腊的人都对他一生中的大事小情了如指掌。
在这场审判中，那些起主导作用的人（例如那个不识字却因为通晓神意而卖力叫嚣的粮油贩子），深信审讯苏格拉底是他们的社会职责，他们在为城邦除去一个所谓的“知识界”中的危险分子，一个只能教会奴隶懒惰、犯罪和不满的人。
有意思的是，即使在这种环境下，苏格拉底依然用其精湛的口才辩解，最后甚至陪审团中的绝大多数都倾向于将他释放。他们表示，只要苏格拉底不再去辩论、争吵、说教，不再干涉别人喜欢什么，不再无休止地去纠缠着质问他们，就可以得到赦免。
但是苏格拉底拒绝接受这个条件。
“我做不到！”他喊道，“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来自心灵的声响还在指引着我继续向前，让我为人们指引通向智慧的道路，我就要继续将我的想法告诉每一个我遇见的人，后果如何我不在乎。”
这就没办法了，法庭只能判处这个强硬的囚犯死刑。
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缓刑三十天。因为今年派去戴洛斯朝拜的圣船还没有返航，按照雅典的法律，在此期间不能行刑。在这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苏格拉底没表现出丝毫焦虑，只一心钻研改进他的逻辑体系。他有过很多次机会逃跑，但他都没有。因为他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他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感到很累了，准备离开这尘世。直到行刑的那一刻，他还在和朋友们讨论，希望用自己追求的真理引导他们，不要把智慧用在物质世界上，而是要多丰富精神世界。
接着，他喝下毒药，躺到了床上。从此以后，让一切争辩伴随着他最后一口呼吸，尘埃落定。
苏格拉底之死让他的学生们心有余悸，他们一度离开过去的活动场所默默度日；可后来等到他们看到一切都归于平静，就又回来，重新开始公开讲学。在苏格拉底这位老哲学家死后的十多年后，其思想比以前传播得更为广泛。
这是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战争结束的五年后，这座城邦正处于严重困难时期。在那场战争中，雅典人一败涂地，斯巴达人获得了最终胜利，体力击败了智力。不必说，好景不长也是意料中的事。斯巴达人从没有写下一句值得载入史册的话语，也从未对人类知识的发展做出过一丝一毫的贡献（除一些军事战术外，这些战术已应用到现代足球比赛当中）。斯巴达人认为，他们推倒了雅典的围墙，击垮了雅典的舰队，已然大功告成了。但是，雅典人那与生俱来的敏锐思想却没有因这次战争的失败而丧失。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结束后的第十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就又集结在了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在希腊组建的联合舰队中，雅典的海军将领再次充当了先锋。
而且，伯里克利的努力虽然没有受到同时代人的认同，但却使雅典成为了世界文化的中心，就像公元前四世纪的巴黎那样。罗马、西班牙、非洲的富裕人家都想让孩子接受前沿的教育，倘若孩子得到准许去参观卫城周围的任意一所学校，家长就会觉得无比荣耀。
我们现代人想要准确地理解古代社会是很困难的。在古代的世界里，人们将生存看得至关重要。
受早期基督教的影响，罗马人和希腊人被视作灭绝人性的代名词。那时的基督教是一切其他宗教的死敌，他们随心所欲地信奉一些不伦不类的天神，空闲时间就吃喝玩乐，喝萨莱诺酒，与埃及舞女共诉衷肠，甚至到战场上残杀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和达西雅人，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禽兽般杀人的欲望。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希腊还是罗马，都有很多商人和发战争横财的小贩，在罗马可能更多一些。他们将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阐述的伦理道德观念抛诸脑后，大量敛财。正因为这些人很有钱，其他的民众才不得不对他们忍气吞声。但是这些人在社会中丝毫没有威望和地位可言，因此没有人将他们奉为时代的缩影。
我们发现了埃帕菲罗迪特的公寓，他和尼禄一起把罗马及其殖民地洗劫一空，从而得以腰缠百万贯，跻身富人行列。我们看着这座由老投机商用横财建造起来的宫殿废墟（里面有四十多间房间），忍不住摇头感叹：“真是腐败啊！”
现在，让我们坐下来读一读爱比克泰德的书。爱比克泰德曾是老恶魔埃帕菲罗迪特的奴隶。可在我们读了他的书以后，却明显感觉到他拥有高尚显赫的灵魂，这样的人实属难得，古今少有。
我知道，人们喜欢在家里随意地对自己的邻居或邻邦加以评论，但请你在做出评论的时候不要忘记，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里最具特色的代表，就像朝廷中的势利小人埃罗菲罗迪特一样。二十个世纪之前，人们追求完美的生活的欲望并不亚于现在的人们。
当然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那个时代的“完美”与今天的“完美”的概念有着天壤之别。那时的“完美”被刻上了欧洲社会的烙印，与东方社会毫无关联。但是，那些所谓的“野蛮人”毕竟是我们的祖先，他们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意识，并把这些意识作为生活中最崇高的追求。是他们将这些意识慢慢地发展为生活哲理，并使之为世人所广泛接受。如果他们认为为人正直，吃穿节俭，身体健康，收入适中就可以知足了，我们也不妨认可这个哲理。灵魂的归宿问题并未能激起那些“野蛮人”多大的兴趣，他们只是认为自己是一种有知识的特殊动物，凌驾于地球上的其他动物之上。虽然他们常常谈论上帝，但那种谈论也只是和我们现在频繁地使用“原子”“电子”“乙醚”这类的词语一样。在他们眼中，必然有一个词语可以概括万物的起源，因此爱比克泰德眼里的宙斯只是一切未解难题的代号，就像欧几里得在做数学题时使用的X和Y一样，可以含义无穷，也可以微不足道，随你怎么想。
那时，人们最感兴趣的是生活，其次才是艺术。
他们按照苏格拉底创造和推行的分析方法研究着生活百态，最终取得了瞩目的成果。
有的时候，他们过于追求完美的世界，从而走荒唐地走到了极端，实在是很遗憾。不过人人都会犯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古代众多理论家中，柏拉图却是唯一对这种极端思想表示不会宽容对待的人，因为他对完美的精神世界爱得炽热。
众所周知，柏拉图这个年轻的雅典人是苏格拉底的得意门生，也是他把苏格拉底的话用文字记载下来的。
他把苏格拉底说过的话及其思想灵感，汇集成册编成对话，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作“苏格拉底全书”。
完成这项工作之后，他就开始对其老师理论中的一些晦涩难懂之处做出解释，力求详尽，从而撰写出了一系列洋洋洒洒的文章。后来他多次开课授业，将雅典公平正义的理念向世界传播，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希腊。
在这个过程中，他用尽全力，极度忘我，那种执着足矣与圣徒保罗相媲美。不同的是，圣徒保罗一生颠沛流离、历经千难万险，由北到南，由西向东，把上帝的福祉传播到地中海的每一处角落，而柏拉图则是一直坐在花园里那舒适的座椅上，等世界各地的人前来拜谒。
他的家世好，出身高，财产充足，因此他才可以这样做。
首先，他是地道的雅典人，按照他母亲的血统归类的话他属于索伦一脉。其次，他成年后就继承了一笔客观的财产，足够他丰衣足食。最后，由于他口才出众，任何得到允许在柏拉图大学听过他讲课的人，哪怕只听过几次，都自愿翻山越岭地来到爱琴海。
在其他方面，柏拉图则和当时大部分的青年人一样，并无不同。他虽参过军，却对军事不感兴趣。他参加过竞技运动，善于摔跤和赛跑，却从未取得过什么傲人的成绩。和当时的青年一样，他花掉大把的时间去国外旅行。他曾穿越爱琴海，停歇在埃及北部，虽然只有寥寥数日，却也重温了他那大名鼎鼎的祖父——索伦生前曾走过的路。不过后来他回国后就再没有出去过了，而是在雅典郊区里传授他的教义，那是位于赛菲萨斯河畔一座美丽花园的安静角落，他在那里一教就是五十年之久，“柏拉图学园”之名由此而来。
最初柏拉图是数学家，后来逐渐转型成为了政治家。在政治这一领域里，他的理论为现代政治机构的建立奠定了理论。他是一名坚定的乐观主义者，始终相信人类在不断地进化。他认为，人的生命过程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的爬升过程，世界的发展是从美好的实体到美好的制度，再由美好的制度产生美好的思想这样一个过程。
他这类似于纸上谈兵的想法听起来倒是很有吸引力，但是当他尝试着把这些想法转化成具体原则，来为他理想共和国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时，他那追求公平和正义的热情开始变得异常澎湃，以至于再无心其他。那些纸上谈兵的乌托邦建设者一直将柏拉图提出的理想国的理念当作人类最高的追求，认为那是一种完美无瑕的境界。不论是放在过去还是放在现在，这个奇特的共和国组织中都存在着许多对人的偏见，这些偏见是一些退伍的上校所独有的。他们收入颇高，生活舒适，却喜爱参政议政，且极为鄙视下层社会的人民，想要凭借这种方式来显示自己“地位”之高，炫耀只有处于“上流社会”的他们才有这些特权。
柏拉图的著作在西欧中世纪学者间备受推崇，但不幸的是，这些饱学之士似乎是故意忘记了历史背景的不同，硬把柏拉图勾画理想国时的政治环境，与他们当时生活的12世纪、13世纪对等起来，把举世闻名的共和国打造成向宽容宣战的可怕武器。
比如，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柏拉图根本算不得一个虔诚之人。他对祖先们膜拜神明的做法深恶痛绝，把它们看成是马其顿的乡巴佬，粗俗不堪。他对特洛伊战争的史册中记载的有关神明的丑恶行径感到不齿。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年复一年地坐在橄榄树下思考，对家乡各个城邦之间愚蠢的争吵越来越感到怒不可遏。他看到了旧民主理想的彻底失败。他开始相信，对于一般平民来说，信仰宗教是必须的，不然他理想中的共和国就会立即陷入到一片混乱之中。因此，他坚持理想社会中的立法机构必须制定出针对所有人的行为准则，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奴隶，都必须服从这些规定，否则将被判处死刑、监禁、流放。看起来，这一主张似乎是对苏格拉底一直强调的宽容精神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全盘否定。其实柏拉图理论的本意也是如此。
并不难看出这两个人世界观不同的原因。苏格拉底出身于普通民众，而柏拉图却惧怕生活。他为了逃避让人生厌的丑恶世界，躲到了自己主观臆想的理想国之中。当然，他知道自己的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城邦分立，各自为政的时代中所发生的一切，不论是想象中的还是实际存在的东西，都已成为历史了。集权统治的时代已经悄然开启，整个希腊半岛会很快并入庞大的马其顿帝国里，其统治范围从马里查河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畔。
然而，在这个古老的希腊半岛上自由独立的各个民主城邦尚未被征服者收归囊中之时，出现了一位绝世独立的伟大的思想家，他使得那一代已经灭绝的希腊民族被全世界怀念。
我说的这位思想家就是亚里士多德，他出生在斯塔吉拉，是一个神童。在当时那个时代，他就已经通晓了许多别人不知道的事，为人们知识的积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著作就像一湾智慧的源泉，让此后整整五十代的欧洲人和亚洲人无须经受绞尽脑汁搜肠刮肚之苦，便能从中尽情汲取丰富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在十八岁那年就离开了他的家乡——马其顿，来到雅典的柏拉图学园上学。毕业后，他四处讲学。直到公元前336年，他才回到了雅典，在阿波罗神庙附近的一座花园里创办了自己的学校。这个学校就是后来著名的吕克昂学园，世界各地的学生纷纷被吸引而来。
奇怪的是，雅典人并不愿意在自己的城里多建一些学园，那时，雅典城邦那传统的商业重地的地位已经开始逐步丧失。大量精力充沛的市民都搬迁到亚历山大港、马赛和其他一些南方、西方的城市。留下的都是些穷人或懒惰成性的人，他们是老一辈自由民中守旧一派的残余。这一派人既为处于苦难中的共和国雪中送炭，却也加速了它的衰败。只是他们没想到，这位“臭名昭著”的亚里士多德竟在老师过世十年后重返旧地，继续公然传授那些仍然不为人们所接受的关于世界起源和神明威力有限的主张。对此，老守旧派的人煞有介事地否定、指责、低声咒骂，认为他把这城邦变成了自由思考和无视信仰之地。
如果这些守旧派执意要计较，就会把这位门生赶出去。但是他们明智地选择了克制自己。这是因为，这位身体健壮、双目近视的绅士以饱览群书和衣着讲究而闻名，是当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并非是雇几个流氓打手就能随意赶出城邦去的小人物。亚里士多德是马其顿御医的儿子，和小皇子们一起受过教育。他刚一完成学业，就被任命为皇储的家庭教师，整整八年的时间，他每天都和年轻时期的亚历山大在一起。这样，他就拥有了史上最强大的统治者的友谊和帮助。而且，在亚历山大前往印度前线期间，管理希腊各省的大臣对他也是关怀备至，生怕这位皇帝陛下的好友受了伤害或委屈。
可惜好景不长，当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传到希腊时，亚里士多德的生命便朝不保夕了。他想起了苏格拉底的遭遇，不愿意重蹈覆辙。他和柏拉图一样谨慎，避免把哲学和现实政治混为一谈。但是，众所周知，他厌恶政府的民主形式，不信任平民掌权的能力。所以当雅典人怒气冲天地把马其顿的军队赶出国境时，他不得不即刻横渡埃维亚湾，逃亡到加而西斯。然而，就在他离开人世的几个月后，马其顿人平定了叛乱，再次征服了希腊。
由于事情已经过去许久了，现在要追根究底，找出亚里士多德对神不忠不敬的事实是非常困难的。不过按照一般情况，在一个业余演说家遍布的国度里，他的活动必然与政治纠缠在一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不得众望，与其说是因为他散布的新异端邪说会使雅典受到宙斯的严厉惩罚，倒不如说是由于他对少数几个地方实力派的偏见很深，甚至不屑一顾。
不过，这个背景并不重要。
各城邦各自为政的日子已经走到了尽头。
过了不久，罗马人接手了亚历山大在欧洲的功绩，希腊从此变成了他们掌管的一个省份。
争执和斗争至此平息，因为在许多事情上，罗马人的心胸甚至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要宽大。他们允许臣民自由思考，但是不允许人们质疑那些为方便而设立的政治原则，因为罗马政权之所以从史前时期就能长盛不衰，都是这些原则的功劳。
但西塞那一代的人的思想与伯里克利追随者所推崇的理想之间存在着些许微妙的差别。希腊思想体系的老一代代表人物把宽容精神建立在某些明确的结论上，而这些结论又是他们经过几个世纪的辛苦实践和费心思考才总结出来的。而罗马人则认为，他们用不着探讨这方面的内容。他们对探究问题一事毫无兴趣，甚至还以此种态度为荣，他们对实用的东西更感兴趣，注重行动，蔑视高谈阔论。
如果异国人愿意在下午坐在老橡树下，讨论统治的理论或者月亮对海潮的影响，罗马人是欢迎的。
但是，如果异国人的知识理论在实践中是可行的，那就会受到罗马人的重视。至于哲理探讨、唱歌、跳舞、烹饪、雕塑、科学等等一类的东西，最好还是留给希腊人或其他外国人去做吧！慈悲的朱庇特之所以创造了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去做这些正统的罗马人不屑去做的事情。
罗马人的任务则要全力以赴地管理好不断扩大的领土，训练足够的外籍步兵和骑兵来保卫边境，巡查连接西班牙和保加利亚的交通要道。通常情况下，他们要花费很大力气去维持千百个不同部落和民族之间的和平。
但是，荣誉终究还是要由无愧于这个称号的人获得。
罗马人通过不断的努力，创建了一套完备的统治系统，这个系统以别样的形式一直延续到今日，这可谓是丰功伟绩了。那时在罗马的统治下，人民只要缴纳必要的赋税即可，他们只要在表面上对罗马统治者定下的为数不多的行动准则表示尊重，继而就可以享受到很大程度的自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信仰什么或不信仰什么。可以信仰一个神，也可以信仰十几个神，甚至可以供奉有着各种神的庙宇，这些都是自由的。但是，不管他们选择信仰什么，在这个世界级的大帝国里杂居着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必须永远牢记的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实现是因为一条原则——“待人宽容如待己”。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应该干涉别人或自己大门内的陌生人的事，即使偶然遇到自己信仰的神遭到亵渎的情况，也不必找官府讨要说法。因为正如提比略大帝在一次重大的纪念活动上所说：“如果哪位神认为亵渎他之人必须要受到惩罚，他自己就动手了。”
靠了这样一句随意的宽慰之言，法庭就可以拒绝处理所有此类案件，并要求人们不要把涉及个人见解的问题带到法庭上来解决。
如果说一群卡帕迪西亚商人在哥罗西人的地盘居住，那么他们就有权利继续信仰自己的神，有权利在哥罗西的镇子里建造起自己的庙宇。反之亦然，假如哥罗西人因为类似的原因而搬到卡帕迪西亚人的地盘居住，他们也一定会得到同样的权利和同等的信仰自由。
人们时常在争辩时说道，罗马人之所以能够摆出一副超凡豁达的宽容姿态，是因为他们对哥罗西人、卡帕迪西亚人以及其他所有拉丁姆地区之外的野蛮部落的人都同样蔑视。这个说法可能是正确的，我不敢确定。但是，五百年来，欧洲、亚洲和非洲的绝大部分文明和半文明的地区都盛行着宗教彻底宽容的理念。罗马人发展了一种统治艺术：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以创造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这是艺术，也是事实。
但是，永存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至少，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是不牢靠的。
罗马既征服了世界，又毁灭了自己。
罗马帝国年轻战士尸横遍野，那数千个战场上散落着累累白骨。
五百年来，罗马社会中的精英们都把智慧浪费在管理从爱尔兰海到黑海的殖民帝国之中。
最后，恶果到来了。
以一邦之力统治全世界，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在人力和脑力上彻底拖垮了罗马人。
随后，又一桩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罗马的人们逐渐厌倦了生活，失去了生活的热情。
他们已经拥有了他们曾梦寐以求的全部住房、游艇和马车。
他们还拥有了全世界的奴隶。
他们尝遍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美酒，踏遍了万水千山，得到了从巴塞罗那到底比斯的各色娇娘。世上所有著作都已收归进他们的图书馆，人间最美丽的绘画装点着他们的墙壁。他们用餐的时候有世界上最优秀的音乐家为其演奏。他们在童年时接受最出色的教授、教育家的教育，他们也学到了最有用的知识。结果，所有的美味佳肴都味同嚼蜡，所有的图书都变得索然无味，所有的美女都丧失了魅力，甚至生存本身也成了一种负担，很多人宁可选择一个体面的机会，翩然离去。
剩下的只有一种安慰！那就是对未知和无形世界的憧憬。
然而，可叹诸神在多年前就已过气，稍有头脑的罗马人都不会再相信童谣里唱的主神宙斯或爱神维纳斯。
于是，以伊壁鸠鲁和芝诺为代表的享乐主义学派和斯多亚学派的哲学体系应运而生，这些哲学体系宣扬仁爱、克己、无私和奉献。
但是，这些哲学思想过于空洞。芝诺、伊壁鸠鲁、爱克比泰德和普卢塔克的书遍布于街头书店里，书里面，他们的道理倒是讲得娓娓动听。
不过从长远看来，这种纯理性的思想缺乏罗马人所需要的营养，所以他们开始追求一种可以作为精神食粮的“情感”。
由此说来，纯哲学的“宗教”（如果我们把宗教思想和追求有意义的高尚生活的愿望联系起来，这确实是一种极具哲学色彩的宗教）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人，并且这些人几乎都来自上流社会，早已享受到优秀的希腊老师对他们进行个别授课的特殊待遇。
而普通老百姓却视这些冠冕堂皇的哲学思想如草芥一样轻贱。他们的思维模式也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认为大部分的古代神话都是粗俗愚昧的他们的先祖们所编造出来的产物，幼稚不堪。但是他们的思想境界仍然不及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还没有否认上帝的存在。
到头来，他们跟所有一知半解的人一样，表面上一本正经地供奉着官方认可的神明，背地里却为了追寻“真正的幸福”而加入到宗教行会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种宗教行会在台伯河畔的古城中受到热烈的欢迎。
我前面用的“行会”一词源于希腊，原意是一群“受到启示的”人的集会——这群男男女女为了不把本行会最神圣的秘密泄露出去，必须做到“守口如瓶”。只有行会的真正成员才能知道这些秘密，这种秘密就像大学兄弟会的咒符和“独立教”的符咒一样，使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其实，在公元1世纪时，行会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崇拜形式，是一种说法，一种教派而已，希腊人或罗马人（请原谅这里的时间有些不严谨）已经离开长老教会，加入基督科学教会，就会告诉邻居他去参加“另一个行会”了。“教堂”“英国北部教会”和“贵族院”相对来说是新发明的词语，在当时可并不为人所知。
如果你恰好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想弄明白罗马当时的情况，就请在下周六买一份纽约的报纸来看看，任意一份就可以。报纸里起码有四五栏的内容，都在介绍十多个从印度或波斯或瑞典或中国等国家引进的新教义、新组织，这些公告旨在为人们带去健康、富有和使灵魂得以永恒拯救的希望。
罗马和我们如今生活的大都市一样，外来宗教和本地的宗教并存。因为它与世界各地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因此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弗里基亚人从小亚细亚北部覆满青藤的山上开始，对神母有着崇拜之情，把神母尊为所有天神之母。他们对神母的崇拜往往采用的是一些不合乎礼仪的、放荡的表达形式。因此，罗马当局不得不采取武力关闭神母庙，最后还通过了一项严苛的法律：禁止进行任何传教活动。因为这种宗教只会鼓励民众宿醉和做出一些丑行。
埃及是一块充满着矛盾和神秘色彩的古老土地，它为人类创造了五六个怪诞的天神。在罗马时代，奥赛利斯、塞拉皮斯和爱西斯就像阿波罗、迪梅特和赫耳墨斯一样为人所熟知。
至于希腊人，他们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创造出了抽象真理和以道德为基准的行为雏型体系。这时，他们又向坚持偶像崇拜的异国居民传播了闻名的艾蒂斯、迪奥尼修斯、奥尔费斯和艾多尼期的“宗教行会”。从公共道德的角度来说，这些神中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但他们却普遍受到人们的欢迎。
一千年来，腓尼基商人常常光顾意大利海岸，使罗马人熟悉了他们信奉的最高上帝巴尔（耶和华的大敌）和其妻子艾斯塔蒂女神。在老年时期，所罗门为这位奇妙的女神在耶路撒冷中心建造了一个祭坛，使他忠诚的臣民十分震惊。这个令人敬畏的女神在争夺地中海第一把交椅的漫长苦战中，被迦太基城拥护为其保护神，在亚洲和非洲的庙宇都被毁坏以后，她又俨然以基督教圣人的身份重返欧洲。
最后，还有一位神明不得不提。他的名字在军队中享有盛名，从莱茵河出海口到底格里斯河的发源地，在一整条罗马的战斗锋线上，很多残砖败瓦之下，都有他破碎的雕像。
他就是伟大的米特拉斯神。
据我们所知，米特拉斯原是管理光、空气和真理的亚洲神。我们的祖先占有了里海这片牧草肥沃的平原时，他就一直在这里受人间香火，使人类在山峰峡谷之间得到了栖身之所，这里便成了日后为人所知的欧洲。我们的祖先认为，这个天神是一切善的创造者，并且相信，这块土地的统治者得以安享太平，完全是依靠米特拉斯的恩赐。有时，他会将一缕荣光降临到身居要职者的身上，作为恩赐的证明。他虽然早已离去，连名字也被忘记了，但是自中世纪起，那些仁慈的圣人头上的光环就一直提醒着我们这个在教堂问世一千年前就存在的古老传统。
尽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米特拉斯深得人们的崇敬，但要稍微准确地了解他的一生却难上加难。这也是有原因的。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对米思拉斯神话恨之入骨，痛恨程度远超一般神话的仇恨百倍。他们明白印度神是他们最大的对手，便竭尽所能，毁掉一切能让人们想起他的东西。他们成功了，所有米特拉斯的寺庙荡然无存。米特拉斯教派曾风靡罗马500年，其地位足可媲美在当代美国盛行的卫理公会和长老会，但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教派，在基督徒的大清洗下，却连一座庙宇、一纸记载都没能留下。
不过，当时人们还没有发明炸药，不可能将建筑物彻底铲平，人们通过仔细搜索一些废墟和亚洲古地得到的资料，填补了这项空白。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有关这个有趣天神及其轶事的相当精确的资料。
米特拉斯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一天，米特拉斯从一块岩石中神秘地脱胎而生。他睡在摇篮里时，附近的几个牧羊人还会过来向他参拜，送他礼物逗他开心。
天神自孩提时代开始就经历了形形色色的惊奇冒险，不禁让人想起希腊孩子心目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以及他的事迹。不过，赫拉克勒斯生性残暴，而米特拉斯却生性善良。有一次他与太阳神进行摔跤比赛，他把太阳神打倒在地。他虽然获胜了，却表现得十分大度，与太阳神成为了手足兄弟，以致旁人常常将二人混淆。
当罪恶之神发起干旱、想要毁灭整个人类的时候，米特拉斯将箭射向了一块岩石，顿时水如泉涌，干裂的土地得到滋润。继而，艾赫里曼（罪恶之神的名字）又想以一场洪水来达到其邪恶目的。米特拉斯知晓此事后，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人，让他造一只大船，带上亲属和家禽，这样就又把人类从毁灭中拯救出来了。他为了拯救人类，使其不因自身的种种愚蠢行为而遭到恶报，不遗余力。他后来升入天国，永远掌管着正义和公正。
想要加入米特拉斯教的候选人必须通过一项复杂的试练，然后象征性地进食一些面包和红酒，来纪念米特拉斯和太阳神当年一起享用的著名晚餐。接着，他们还必须接受圣水的洗礼，做很多我们现在看来根本毫无意义的事，这种宗教形式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已经覆灭了。
一旦加入米特拉斯的行列，所有虔诚的信徒都将被一视同仁。他们在同一个布满烛光的祭台前一起祷告，唱同一首圣歌，一同参加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节目，来庆祝米特拉斯的生日。而且他们在每周的第一天什么工作都不做，就是为了纪念那位伟大的天神。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称那一天为“星期天”。这些信徒死后，尸体要摆放整齐，等到最终审判日的到来，届时好人将得到公正的报答，恶人则被丢入不熄的熊熊烈火之中。
这些形形色色的神秘教会取得了成功，米特拉勒斯精神在罗马士兵中产生了深远影响，这表明人们对宗教是非常感兴趣的。实际上，罗马帝国在最初几个世纪里，一直在不停地寻找能够在满足大众精神需求的东西。
公元47年，发生了一件事。一叶扁舟离开了腓尼基，向前往欧洲陆路通道起点的佩尔吉城驶去。船上的乘客中有两个人，他们没有带任何的行李。
他们的名字是保罗和巴纳巴斯。
他们是犹太人，但其中有一个人拿的是罗马护照，却通晓非犹太族人的智慧。
一次永垂青史的旅程就此展开了。
基督教踏上了征服世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