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无知的残酷

公元527年，弗雷威尔斯·阿尼希尔斯·查士丁尼成为了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这位出身塞尔维亚农民家庭的国王来自斯科普里，对书本知识一窍不通。他查禁了历史悠久的雅典学院，古雅典哲学学派正是由于他的强制命令才一蹶不振的。同样也是他，关闭了唯一的一座埃及寺庙。自信仰基督教的僧人们入侵尼罗河谷后开始算起，这座庙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

这座寺庙坐落在一个名为“菲莱”的小岛上，距离尼罗河的第一个瀑布不远。自人类记忆之初起，此地就是朝拜女神爱西斯的圣地。不知为何，非洲、希腊、罗马的诸神早已无声地成为过去，只有她还灵光不灭，生生不息，与日益壮大的基督教信仰分庭抗礼。到了公元6世纪，这里仍然是人们研究古老而又神圣的象形文字的唯一场所，只有很少的教士还在这里从事着在其他地方早已被遗忘的事业。

现在，正是这样一个目不识丁的“皇帝陛下”，这座寺庙和周边的学校成为了国家财产。其中的神像、雕像被送入了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教士和象形书法家通通被关进了暗无天日的监牢。后来，最后一位象形书法家因饥饿和寒冷而死去，历史悠久的象形书法技艺便自此失传。

实在可惜可叹！

如果查士丁尼这个该死的家伙再做得绝一点儿，把几位书法家遣送到“挪亚方舟”那样安全的地方，后世的史学家们也不至于为理解象形文字而呕心沥血却不得其法至此。得益于商博良这位天才，我们虽然可以再次拼出古老的埃及词汇，但还是无法理解这些内容流传后世的意义。

留着怪异大胡子的巴比伦人为我们留下了一座座刻满宗教文字的制砖厂，他们曾真诚地呼唤：“未来，谁能理解上帝的箴言”。他们曾夜以继日地向诸神祈祷，试图传达和解释神的法律，将神的旨意镌刻在最神圣的城市的花岗岩柱子上。他们如何看待这些神呢？他们有时心胸宽广，鼓励教士们研究天国，探索世上的陆地和海洋；有时又残暴无比，像刽子手一样。人们若稍有疏漏，忘记了现在已无人提起的宗教礼仪，也许就会遭受最骇人听闻的惩罚。这又是为什么呢？

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他们对神明怀着怎样的敬意？他们为何要如此行事？时至今日，我们依旧无从得知。

我们向尼尼微派了探险队。他们在西奈沙漠里发掘出遗迹，上面注释的楔形文字绵延几英尺。无论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是埃及，我们都在尽力搜寻打开智慧之库的钥匙。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了宝库的后门，它一直向人们敞开，随时可以进入。

但是，这个小小的后门并未坐落于阿卡达或孟斐斯周围。

它藏在树林的深处。在异教徒寺庙层层遮蔽的木柱之下，窥见它迎接我们的双臂。

我们的先祖们在搜寻易于劫掠的目标时，见到了他们所说的“野人”和“蛮族”。

他们的偶遇并不令他们感到愉悦。

在没有摸清白人的真实意图之前，土著们便急匆匆地高举着长矛弓箭，用自己的方式欢迎陌生人的来访。

这些白人却报之以火枪加大炮。

此后，没有偏见的平和交流就已十分难见了。

在白人眼中，野人常被描述成信仰鳄鱼和枯树的一群既肮脏又懒惰的人，仿佛他们受到何种灾难都是理所当然的。

直至公元18世纪，这样的僵局出现了转机。让-雅克·卢梭率先用凄迷的朦胧之泪来看待世界。那个时代的人被他的这一思想触动，也纷纷拿出手帕擦拭眼泪。

他们最喜欢讨论的话题变成了愚昧无知的野蛮人（即使他们从未亲眼见过野蛮人）。野蛮人是周遭纷杂环境的牺牲品，是人类种种美德的浓缩品，而这些美德在白人世界里，盘桓三千年的腐败的制度已使人们丧失了这些美德。

现在，我们对这些了解得更清楚了，起码在某些特定的领域里是这样的。

我们对原始人类和对高级家禽的研究其实差不多。

通常情况下，有付出就会有回报。野蛮人其实就是我们在恶劣的环境中的投影，区别在于，他们不过还未被上帝教化而已。通过仔细地观察研究土著，我们逐渐了解到在尼罗河河谷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上崛起的早期社会形态；通过对部落文明的深入研究，我们得以窥见人类在五千年岁月中点滴形成的奇特天性。现如今，这些性格却被深深地埋在浅薄的礼仪和习惯的外壳之下。

这些发现并不能一直使我们自豪下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清了自己已经脱离的恶劣环境，赞赏自己曾取得的许多成就，这都使我们更有勇气面对现有的挑战。除此之外，我们还明白了要对滞后发展的异族人们持宽容的态度。

这本著作不是人类学手册，这是一本献给宽容的书。但宽容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偏离主题对我们有巨大的吸引力，但是一旦偏离之后，只有天知道我们会到达哪里。

所以，请允许我以半页的篇幅阐述一下我对宽容明确的定义。

语言是人类发明的最有欺骗性的东西之一，它所做的所有定义都是片面的。因此籍籍无名的学生就该信奉某一本书，因为大多数能看懂这本书的人已经接受了它的权威性。

我所说的书就是《大英百科全书》。

该书的26卷1052页这样写道：“宽容（源于拉丁文：tolerare）：允许别人自由地判断和行动，耐心公正地容忍不同于自己或传统的观点。”

也许宽容还有其他的定义，但是单就这本书的目的而言，我还是将《大英百科全书》里的这段话作为线索。重新回到关于野人的话题，并向您揭示宽容在有记载以来最早的社会形态中存在的痕迹。

人们普遍认为原始社会结构简单，原始人所使用的语言不过是几声意味不明的呢喃，原始人原有的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也在世界变得“复杂”时慢慢消失。这五十年来，探险者、传教士以及医生在中非、极地地区以及波利尼西亚进行调查，得出了和上面完全相悖的结论。原始社会十分复杂。原始语言的时体态的变化甚至比俄语和阿拉伯语还要多，原始人现在是奴隶，曾经和未来还是奴隶，他们活得十分悲惨，生于恐惧，死于战栗。

另外，一说起原始人，大家脑海里都会出现这样一个画面，通常是一群红色皮肤的人自由自在地徜徉在草原中打猎，追逐着野牛。可事实和我说的这种情况相去甚远。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我读过许多有关于奇迹的书籍，但是从没有读过一种奇迹：人类是怎样活下来的。

人类这种哺乳动物，手无寸铁，却可以抵抗住细菌、大象、冰雪和炎热的攻击，最后主宰天地万物，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做到的，碍于篇幅，暂不多言。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那时候，人们为了成功，不得已牺牲自己的个性，融入纷繁的部落生活。

能够统御原始社会的只有一点：至高无上的求生欲望。

这带来了很多困难。

其他的一切欲望都要靠后，第一欲望就是活下去。

个人无足轻重，集体却至关重要。部落是人类活动的堡垒，依靠群体的力量，成为一个独立体，为其自身谋取利益，排斥外来物，以此保证安全。

但是实际问题要复杂得多。我刚才说的只是我们目之所及的世界，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不可见的世界要更加复杂。

为了充分理解这件事，我们需要谨记，原始人和我们大有不同，他们不了解因果之道。

如果哪天我坐到了有毒藤上，我会责怪自己太疏忽，找人去叫医生，让孩子们赶快挪走那些毒藤。了解事物的属性，知道事情的因果关系让我能快速做出判断，因此我明白有毒的植物会引起皮疹，医生会给我开药治疗，清除毒素以后，痛苦就会结束。

而原始人却不然。他们不会将皮疹和毒藤联系起来。在他们的意识里，过去、现在、将来相互纠缠，理不清。首领死去变为上帝，邻居死去变为神灵，他们是部族中看不见却仍然存在的成员，时刻和活着的人们在一起。他们与死人一起吃饭睡觉，一起看守大门。面对这样特殊的同伴，究竟是要取悦还是要保持距离，谁也说不清。活着的人最后还是会因为惧怕神明的报复而惶惶不可终日。因为活人不知怎样和神灵相处，他们怕稍有不慎，上帝便会对其进行惩罚。

因此，他们不会把事情的反常归因于根本，而是归因于神灵涉足。他们发现胳膊上起疹子的时候，不会说：“该死的毒藤！”，而是会小声嘀咕：“我开罪了上帝，他在惩罚我。”他跑到医生那里，不是去开药，而是去要一张符，要一张能够抵御上帝惩罚的符。

至于让他们起疹子的毒藤，他们却放任不管，而是让它继续生长。如果有个白人一把火烧了它，他们还会觉得白人在惹麻烦。

因此在某个社会中，大家如果都认为事物是由看不见的神灵操控的，想要将社会维持下去，就必须绝对服从能够平息上帝之怒的律法。

按照原始人的想法，律法的确是存在的。先祖创立了律法，将它传承至今，那么这一代人最神圣的使命就是将它完好地传给下一代。

我们觉得这十分荒诞，因为我们所信奉的是进步、发展与源源不断的改进。

然而，“社会进步”是最近才有的概念。从前低级社会的特点是，人们认为现状十分完美，不需要再进步，因为那些人没有见过其他的世界。

也许有人会问，假设上述一切为真，原始人又会用什么手段防止律法和社会形态的变更？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对藐视公共条例的进行及时的惩罚，再直接一点：严刑和独裁。

如果因此我说野人和土著最不宽容，也不是想贬低他们，因为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之中，专制和独裁在所难免。如果他们姑息违反用来保障他们安全和生活的戒律的行为的话，那么他们就会陷入无尽的灾难，这是极大的罪过。

但是（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只有那么几个人，是怎样通过口口相传就保护住了那一整套律法呢？而今天，我们拥有数千万警察和军队的巨大精力，推行一点普通的法律却都困难重重。

答案仍然很简单，因为原始人要比我们聪明许多，他们可以预估到武力不可推行之物，然后再给这些问题烙上一个名为“禁忌”的封印——是不是比我们聪明多了？

也许“创造”这个词不大合适，这些概念不是一时灵光乍现的产物，而是多年的实践积累的结果。无论怎样，非洲和波利尼西亚的原始人想出了“忌讳”这一概念，省去诸多麻烦。

“忌讳”一词最初从澳大利亚传入，我们多少都知道它的意思。现在的世界充斥着诱惑，也就是我们不能做的事，不该说的话。比如，在吃饭的时候谈论起刚做完的手术，将小勺放入咖啡杯，不拿出来。只是这些禁忌更多地是强调一种礼节上的忌讳，并不会牵扯到个人命运的层面上去。而对原始人来说，忌讳尤为重要。

它意味着这个世界之外的人或无生命的物体（在希伯来语中）是很“神圣”的，人们绝对不能冒着立即死去的危险以及遭受永恒磨难的代价去谈论或触碰这些。对于敢违抗先祖意志的人可以破口大骂，切忌表露怜惜。

时至今日，我们已无法肯定，究竟是神职人员创造了禁忌，还是禁忌造就了神职人员的诞生。传统比宗教的历史更为绵长，因此很可能在男巫师和女巫师之前就已经有忌讳存在了。然而巫师一旦出现，就立刻成为忌讳的支持者，而且是顽固派，以精妙的手法大肆盗用此概念，使之成为史前“禁物”的代名词。

在我们初次听闻巴比伦和埃及这两个名字时，它们还处于忌讳的急速发展时期。那时候的忌讳十分粗糙、原始，和之后在新西兰发现的不同，它是带有“汝不能……”字样的戒律。它们是用来约束人类行为的准则，严肃，带有否定意味，和我们熟悉的基督教“十诫”中的第六条如出一辙。

当然了，就算有所不同，这也不是宽容。

我们有时认为自己看到了宽容，其实那是由于无知导致的不关心的态度。

我们从没在国王和教士的身上看到一点点诚意（哪怕十分微小）去允许别人“自由行动和判断”，或“耐心容忍公正看待不同于自己或传统的见解”，而这些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社会理想。

因此，有关史前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吧，毕竟我写这本书的原意并不在于研究所谓的“古代历史”。

直到个性被发现以后，为宽容的斗争才得以开展。

在现代最伟大的发现中，个性的发现要归功于希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