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中的英雄交响曲
当代中国终于拉开了历史性变革的帷幕，人民揩净从心灵伤痕滴出的苦泪，耳畔响起了另一激越的改革主题。这是一支当代文学中的英雄交响曲。蒋子龙《乔厂长上任》和《开拓者》率先奏出了急遽嘹亮的军号，张洁《沉重的翅膀》像大提琴吐露着改革者的激情与闷郁，张贤亮《龙种》、李国文《花园街五号》又各自以凝重的鼓点和热切变幻的声部交织成一片富有亮色的和声，倾泻了他们对改革前景所抱的希望。分析与比较上述小说在反映改革问题上所达到的不同深度及广度，这对于我们及时认识这场伟大革命的复杂性、曲折性和必然性，不无现实意义。
一
洞悉一个伟大事件是需要时间的。特别像体制改革这样对中国有深远影响的大事，或许相距的时间愈久，其复杂性会显示得愈清。想当初，《乔厂长上任》在1979年优秀短篇中独占鳌头，曾赢得多少欢呼！但很快人们便发现，这些欢呼与其说是赞扬作者写出了改革的复杂性，毋宁说是感激他第一个形象地传达了人民对于改革的紧迫感和期待我党涌现大批改革家的殷切希望。人民从不亏待有贡献的作家。但现实同时又像最权威的启蒙教师在告诫人民，改革决不像小说所虚构的那般简单，仅靠一两个乔光朴式的猛将便能迅速打开局面，生活中的冀申也不会像在作品中那么无能，那么容易被识破、被击溃。真正的改革要复杂得多，阻力大得多，斗争形式也微妙得多。蒋子龙是聪明的。1980年他写中篇《开拓者》，已把视线投向车蓬宽式的实权派，写一个省委工业书记想引进国外技术与提倡经济竞争也得“冒天下之大不韪”。改革的复杂性有所显露。
文学是靠形象来说服读者的。尽管《开拓者》主角的政治地位高了，但由于潘景川这一消极人物没写透（他不仅“老实、平庸”，不敢同车蓬宽正面交锋，只是出于嫉妒，做些小动作而已，而且在整个作品中出场甚少，像虚晃一枪的影子），改革的复杂性仍凸显不出来。或许可以说，能否艺术反映改革的复杂性的关键之一，就看作家能否写活冀申、潘景川这类人物。而1981年问世的《沉重的翅膀》《龙种》所以耐看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两部小说都较注重对消极人物的艺术创造吧。
假如说，《龙种》里的农场场长郑福林失势后竟还有能耐哼梆子小调，暗中诱迫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改革者，这是张贤亮的精彩之笔；那么，《沉重的翅膀》里的田部长则是一个擅长利用政治体制的薄弱环节来巧妙地保存自己与暗算改革者的官场老手，这是张洁的一个匠心独运、内涵深沉的成功造型。倘若去掉田守诚，张洁的这部长篇小说的价值势必大跌了。
田守诚不是一个脸谱化的丑角。他是活生生的风派，伪君子。他熟识政局，深信改革之风源于党中央，故不得不像电计机似地去辨析某副总理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姿态”，甚至副总理笑得“有点古怪”，他即心颤（因为他巴结过江青）！他在表面上从不反对改革。他明白“像洋人那样今天可以是部长，明天可以去饭馆洗盘子的事，在中国是绝不会发生的”，只要不同中央闹翻，“他这个部长的级别就会一直保持到终年”。所以，除了默许其秘书炮制郑副部长和女记者逛大街的“桃色新闻”外，平日他都温文敦厚得像“缓冲器”。可当他看到郑子云被预选为部的十二大代表时，却按捺不住了。他有政治家的眼光：上郑子云“无疑等于给改革派增加了一个亡命徒”，无论如何也得“把郑子云十二大代表的资格弄下来”！旋即铤而走险，背着部党组发“绝密”指示，搞非组织的派别活动。这些作为，不禁令人想起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
中国的事情就这样奇妙地平衡着，犬牙交错着：一边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奋斗之歌，另一边却有丑态百出的“官场现形记”；一边是为民请命、为党分忧，另一边却有韬晦之计、“肮脏的手”。车蓬宽的司机说得好：“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可避免地要使一部分人权力增加，一部分人权力缩小，这就会涉及各种利害关系。”这就使得某些以含蓄著称的人士变得不那么含蓄。党内个别人就这样从改革动力蜕变成了阻力。马克思曾挖苦资本家为了追求140%的利润会甘冒绞首的危险，而只想从执政党地位捞到好处的田守诚为了反对改革，竟不惜践踏党的政治生活准则去打击改革者，即从党内来干扰党所领导的改革。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改革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中国的改革难哪！历史将改革者推到前台，台上既没有撒满玫瑰的凯旋门，也不像战争年代那样壁垒分明。战争时期的政治阵线主要是以人的经济地位来划分的。毛泽东同志写一本《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把“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清楚了。然而，当今的改革者该怎么去弄通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呢？无怪《沉重的翅膀》不像《乔厂长上任》那样通篇响彻号角般的高音，而是不时拨动低声部的琴弦。或许，张洁比蒋子龙对改革的复杂性认得更准？
二
《乔厂长上任》《开拓者》《沉重的翅膀》的结尾很相似，三位主角均遇不测：大批诬告乔光朴的信从天而降，一道金牌突然把车蓬宽调离省委；郑子云最倒霉，兀地心肌梗寒，使田部长顿时乐得像“去赴一个盛大的招待会”。假如说，乔厂长面对不测还唱“包龙图”，似意味着作者对改革的曲折性虽有所预感，却又抱某种幻想的话；那么在《开拓者》中蒋子龙已割去“光明的尾巴”，让车蓬宽“打退休报告”来谢绝调令，象征改革的曲折性已难以避免；《沉重的翅膀》则则在一个更广阔、多层次的社会背景上，把蒋子龙上述可贵而又朦胧的文学直觉化为一幅幅厚实的现实性画面，好像医生切开了改革的脉管，使人一眼看清在自上而下地实施中央改革路线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中途曲折。李国文1983年的新作《花园街五号》对此现象也有清醒的描绘。
改革犹如熔炉，当它将党内健康力量炼成坚强的合金钢时，少许矿渣也随即凝成干扰改革的硬结物。在世界的这一端，伟大的目标、崇高的责任感使乔光朴和石敢，车蓬宽和曾淮，郑子云和陈咏明，心心相印。在世界的另一端，田守诚和林秘书，许杰和丁晓之间“亲昵得不正常的关系，反映着不正常的内容”：林秘书是田部长用来盯住郑子云的“克格勃”；而丁晓盗窃国宝贿赂许杰所得到的报酬是让自己晋升第一书记。堂皇的政治与发霉的阴私被微妙地砌成一座权力的金字塔。三中全会后，这些人“预感到有一种巨大的，足以使他辛辛苦苦垒筑了一生的名和利的金字塔面临塌陷的威胁”，但又不甘心，拼命也要拆改革者的台。这就使得改革每进一步，都要付出过高的代价。“这就跟势均力敌的局面差不多，这次你进了，我退点，下次我进了，你退点。”
这是一场标准的“拉锯战”：郑子云表扬陈咏明整顿企业有功，结果从部、局、处到基层工厂马上有人结成“神圣同盟”说陈的坏话；市委书记韩潮想把改革者刘钊列为接班人选之一，背靠“许老板”的丁晓即刻唆使风流娘儿欧阳诬告刘钊曾和她睡觉。
生活在如此复杂的境地，改革者必须学鲁迅横侧着身子战斗、既要明火执仗地搞改革，又要警惕背后射来的暗箭。冷不防中箭了，也不便呻吟。大家都是党的人，这该怎么说？去对谁说？还是咬咬牙，默默地用嘴舔净滴血的创口，再颤巍巍地挺起来。有人坚强是因为被自尊心所强制。改革者“却是被肩上的担子强制的”。他们“没有权力在这种时候表示软弱和胆怯”，但内心乃不免会渗出一种孤独感。
这些作家在塑造他们的英雄形象时（无论是果敢的乔光朴、勇猛的刘钊，还是崇尚铁腕的龙种、有儒将风度的郑子云），都或浅或深地触到了这个“孤独感”问题。这是艺术上的雷同吗？似乎不像。我们看惯了怒目金刚式的英雄。在那峥嵘岁月，针锋相对的阶级搏斗往往把英雄置于生死关头，容不得他们有多少疑惑和彷徨，渣滓洞的屠刀可以使英雄性格净化到极其单纯的地步，单纯得像一个信念：要么壮烈地死，要么卑劣地生。即使不开掘人物的心灵，只稍稍勾勒出不屈的头颅，也足够了。但要写好改革者，仅靠白描手段恐会失之浮浅。因为他们是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苦斗的“当代英雄”。这儿没有战炮轰鸣，却不乏陷阱和冷枪，有时被碰得遍体鳞伤，还不知敌手是谁。改革的中途曲折，使作家的笔都不由自主地伸向英雄的心灵王国，体验他们的愤懑、悲凉与孤寂，这就使英雄造型获得了一种新的时代心理色彩，一种立体感，一种别具慧眼的艺术深度。
在改革者的画廊中，郑子云是写得最为感人的一个。张洁对此角色倾注了极大的敬重和希冀。这位郑副部长富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是个战略家，却带着点儿书生气，不擅谋略，故在轰轰烈烈的改革中屡挨田部长的冷拳，有苦说不出。满腔燕赵豪气的乔光朴身受屈辱，还可倒在童贞的怀里痛哭；郑子云即使有泪，也不能淌在脸颊，而只能独自强咽到肚里，因为他老婆只想当“终身制”的官太太，同他没有共同语言。这种动人心魄的“受伤之后的荒凉孤寂之感”，若不是经历者本人倾心披沥，恐极难写出。这需要一种何等深沉的感情力度！是的，这种孤独感不是脱离实际的书生的多愁善感，而是“当代英雄”对改革进程出现曲折时的忧郁与沮丧。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志士的特殊心理。这是一支陈子昂式的慷慨悲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当一个人在走前人未走过的路，而匆匆过客又朝他投去冷冷一瞥时，铁石之心都不免为之战栗。毛泽东同志过娄山关时心情也是“郁郁的”，故有“马蹄声碎，喇叭声咽”之句。有人把这场改革喻为“新的长征”，太贴切了。“长征”就是以先驱者的身体在雪山草地铺出生路来。当今的改革者也要用满腔热血去润滑那被锈齿轮死死咬住的机器。庞大的社会机器又像是无底洞。“好吧，还是妥协吧，退让吧！他没有能力改变这个现实……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渺小的”，改革者的情绪有时也不免黯然，但这丝毫无损于英雄的风采。相反，倒丰富了改革者的性格层次，即不像平庸画家仅满足于外形的涂抹，而是潜到人物心灵深处去开掘真实的魅力，从而折射出现实的严峻。直面人生，改革者毕竟是坚定的：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尽管他们看到“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当改革和保守的斗争发展到十分尖锐的时候，总有一些主张改革的人做了牺牲品”，尽管他们预料献身改革不会给本人带来好处，甚至还活不到改革成功这一天，尽管他们昂首星空，“有多少次产生过‘我欲乘风归去……’的感慨”，但他们终究不是飘然出世的苏轼，共产主义的信念使他们不信能在虚无中得到“超度”，真正的“超度”将是在实践中，将“是在和命运不息止的搏斗”中。刘钊说对了：“难道，我们这个时代，不需要激情，不需要浪漫主义，不需要冲锋陷阵的战士么？”
三
艺术贵在创新。与《沉重的翅膀》等相比，《花园街五号》在题材处理上是独辟蹊径的。坐镇在那幢象征权力中心的林间别墅的韩潮，既不是乔光朴、龙种、郑子云式的闯将，也不是冀申、郑福林、田守诚式的奸雄。他是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既有真诚的改革愿望，同时又格外火烛小心的老干部。正是在这块有人认为是近似冷漠的“中间地带”，李国文掘出了一团奔突的地火。假如说，《沉重的翅膀》由于致力于改革同反改革的严酷较量，使作品荡漾着一种悲剧美的话；那么，《花园街五号》则从心事浩茫的主角的心灵闪回中，让人体味到了一个老革命的晚节及其改革的必然性。可喜的是，这部长篇的乐观的明快基调，并不是作者硬喷上的保护色，而是从人物性格的发展中自然地生发出来的旋律。
即将离休的市委书记的晚年很不安宁。韩潮面对叱咤风云过的政治舞台，面对这份革命家业，踌躇满怀：谁是进“花园街五号”的最佳人选？刘钊有才却冒险，丁晓平庸而稳健。选丁晓，自己可睡安稳觉。他有炉火纯青的适应能力，左右逢源，精通关系学，“但一个精明人太多的社会，是值得忧虑的呀”！刘钊是三中全会以来的“翻身户”，搞改革横冲直撞，甚至屡屡顶撞自己，是个不识退路的“傻瓜”，“出问题，连你一块拖下水去淹死”！前者是滑得腻人的泥鳅，后者是不留情面的下山虎。韩潮举棋不定，忧心忡忡。
这是一幅绝妙的肖像。想必不少人都可从这位“熟悉的陌生人”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一方面韩潮对党怀有高度责任心，他怕先烈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但另一方面正像列宁说的：“在尊敬上司、遵守公文处理形式和礼节上”，他的“革命性’往往被最腐败的因循守旧的习气而代之了”；一方面，他渴望党的改革能大踏步地前进，但另方面“在实行微乎其微的变革时却又过分地缩手缩脚”（《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07页）。列宁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就发现的、苏维埃机关中的这颗“最有趣的”种子，大半世纪后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韩潮身上滋长了。
诚然，党没让一条泥鳅进“花园街五号”。选举结果：11票对9票，刘钊压倒了丁晓。这是市委常委的庄严选择。韩潮顺应了这一选择。这与其说是出自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高瞻远瞩，毋宁说是出自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良心。这是一种极其纯洁的政治素质，是党的优良传统的宝贵结晶。从个人来讲，韩潮或许不很欣赏刘钊的大刀阔斧，但“我们终究是共产党么！然我们谁都不是圣贤、完人，甚至有很重的私心杂念，可在关键时刻，大节和全局，党性和党心，总还是第一位的”。在决定党的前途的祭坛上，韩潮献上了忠诚。
人心的选择就是历史的选择。列宁曾说革命时机成熟的心理标记是：当社会上层与下层都感到再这么下去不行了，革命就快来了。改革也是革命。改革者所以能占攻势，主要是靠党中央的决策和人民的支持。这就是上层与下层“两头热”。但中间层未必都“冷”。韩潮形象的典型性，就在于它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上百万中层干部中的相当部分也已从现实与历史的交叉深省中感到中国非改革不可了！这是一大发现。一个社会的上层、中层、下层都悟得改革已是大势所趋，这意味着什么呢？它说明改革确已形成了一股时代潮流，具有不可抵御的历史必然性。尽管高天不时还会掠过几朵阴云，但毕竟已挡不住滚滚的改革热流了。王安石与谭嗣同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历代变法的主将所以饮恨九泉，主要是因为最高王权的腐朽与人民的不觉悟。而当今中国的历史已翻到了新的一页，党中央的旗帜，亿万群众的呼声，已足以激励改革者为前驱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开辟辉煌前程。
这是虚幻的祈祷或善良的祝福吗？不。这是韩潮形象给我们的一个富有历史感的沉着启示。因此，我认为：小说尾声那“荧碧荧碧的绿灯”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象征，同时它也表现了作者对改革前景的一种脚踏实地式的敏锐预见。绚丽的朝霞是遥远的，但它终究是从地平线升起的，大地是坚实的。
四
一般地说，有关体制改革的复杂性、曲折性、必然性等重大课题，应先由社会科学家，而不是由文学家来回答的。但实际情况是，这场改革虽刚在走第一步，却已触到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心灵深处。它正酝酿着一连串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动。对这场将深刻改变中国现状的宏伟改革，要迅速做出综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乃至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总体性理论描述，这任务大概只有像马克思这样的巨人方能胜任。只有马克思才创造出思想史上的如此奇迹：在法国只存在了七十二天的巴黎公社刚失败，他隔日便在伦敦发表了《法兰西内战》，系统论述了公社的性质、原则、历史功绩与失败教训。然而马克思不在了。他所留下的巨大空白，只能由我们众多的社会科学家和文艺家协同去填补。这样，“在人类意识的形成中，在揭示社会任务和目标并为之斗争的过程中，伟大的艺术家绝不只是从事哲学思考和政治活动的附属的随军人员而是有同等价值的战友”（《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二卷，第82页）。上述关于改革题材的小说所以能在当今文学界引起不同凡响，恐怕原因即在于此吧。
上述作品的现实意义，或许还在于它们都是“非常及时的书”。列宁曾称赞高尔基《母亲》是“非常及时的书”，因为它对于当时正处于革命低潮中的俄国工人的政治成熟具有启迪作用。我们能否说，上述小说对于增强人民特别是青年对改革的社会责任感也“非常及时”呢？
《开拓者》里有个团干部曾说：“我们对自己的领导，特别是对高级领导干部缺乏了解。他们好在哪儿我们不知道，他们哪儿不行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离我们太远。”经过“史无前例”的磨难的中国青年已不满足于喂甜饼，而希望能像国家主人那样去了解国情，了解改革路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让青年看看郑子云、乔光朴、韩潮等健康力量仍是民族的脊梁，看看我们党那生生不息的自我更新能力，能否有助于激发埋在青年心底的极大热情，为了使祖国的未来能升上幸福的天堂，让青年也甘愿和改革者一起背上这命运的十字架呢？
我神往着：当中国终于像历万劫而显生的金凤凰腾飞于世界，天安门广场将飞峙起第二座英雄纪念碑，郑子云、乔光朴、韩潮等形象已化为环抱座基的汉白玉浮雕，每逢清明，座基上总有一束束红石竹花在噙着欣慰的泪。
《乔厂长上任》载《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
《开拓者》载《十月》1980年第8期，
《沉重的翅膀》载《十月》1981年第4—5期，
《龙种》载《当代》1981年第5期，
《花园街五号》载1983年第4期。
原载《清明》198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