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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辨析和评价活生生的文学创作时，题材所能提供的东西是相当有限的。例如，通常所谓历史小说，表面看上去，似乎是指历史题材的小说，然而它不是！因为“历史小说”恪守“忠信史实”，反对把有案可查、有据可考的素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等）“虚构”得经不起史料学家的挑拣，“虚构”即使不能不允许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存在，也必须无碍史实的照实陈述。显然，如是宗旨及其导致的创作实践，客观上隶属于文学中的纪实一脉，像报告文学、纪实小说等等，便是文体学对纪实文学的几种分类。倘若我们把历史小说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置于这样的“文学系统”，那么关于新时期历史小说，我们就可以确立两条思路：一是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何必偏执纪实创作一隅，这种“传统”是否也该反省，也该突破？二是对一个时期的“历史小说”创作实绩的定位，不仅需要参看它的前一发展时期，更需参照同期的其他题材的纪实文学创作实绩，以及这时期人们在文学艺术规律方面业已普遍达到的认识水平。
又如，通常人们把“五老峰”的存在，视为所谓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种顽症，由此造成的印象，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自成一类。然而细细想来，所谓老题材、老主题、老人物、老故事、老手法等等，至少在新时期文学的最初几年，在各类题材和各类体裁的文学创作中是普遍存在的，因而，与其说这几“老”是由特定的题材铸就的，毋宁说它们表明创作者对笔下的生活素材、对所欲驾驭的文体，无意或无能生成独特的和新鲜的审美眼力；在这一点上，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与其他题材的创作相比，并没有多少差异。如果说有差异的话，那么所谓差异仅在于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创作曾经在“前十七年”代表了文学的最高成就，因而在新时期的文学中，它的发展起点和它的发展速度，似该比其他题材的创作来得更有力才是。即使我们不用这样的高标准来要求它，对一个时期的或一位作家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进行评价，必需的参照系也该包括同时期其他题材创作以及前一时期同类题材创作的实绩。
由此，我们确立了评价作家作品的一种视域，即把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纳入文学的一段发展史之中，把具体的作家作品纳入这个纵向的和横向的“文学系统”，茅盾文学奖既然是面对一个时期全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成果，无疑，相应的“文学系统”及其代表作便由此决定。同样，评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得失功过，也首先需要对1985至1988年间，长篇小说创作的“系统”，即它的整体的审美格局作出界定。
我以为，看取这一时期长篇创作的整体的审美格局，至少应该注意到如下七个方面：
一、历史感和新型史诗的营造。所谓历史感，是随着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术语，它通常意味着某种寄寓于并多多少少地超越于作品描写具象的历史意识与审美意蕴，因而相对区别于那种以执守直观的对比去鉴照“真”与“实”的思维定式。这一审美观念的确立，有益于作家应用各种创作方法求取超越题材的审美韵味，从而为新型史诗的营造辟出通道。在这一“谱系”中，我们至少应该提到此前产生的《黄河东流去》《钟鼓楼》与这时期出现的《古船》《平凡的世界》《金牧场》《女山》和《长征风云》。
二、纪实倾向和述史情结。这一“谱系”，在新时期长篇园地最早和最基本的存现，集中于历史题材创作领域，以后，又逐渐扩展至现当代题材的创作中。其代表作，有此前产生的《李自成》与这时期的《金瓯缺》、《少年天子》、《庄妃》（颜廷瑞）、《皖南事变》和《湘江之战》。
三、现实的鉴照意义和社会的政教效应。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审美追求，其广义的理解和界定，足以囊括文学的全部创作活动和创作成果，因而这里仅限于指认其中的表现为作家的自觉追求与作品的突出特征的那一“谱系”，如此前产生的《改革者》（张锲）、《新星》（柯云路）与这时期出现的《商界》（钱石昌、欧伟雄）、《都市风流》（孙力、余小惠）、《大上海的沉没》（俞天白）。
四、地域风情和文化氛围。风情民俗和地域文化特征的描摹与渲染，几乎是长篇小说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里仅限于指认被提升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审美意识，并且表现为某些作家作品的显著特色的那一“谱系”，如：这时期出现的《商州》（贾平凹）、《雾都》（曾宪国）、《桑那高地的太阳》（陆天明）、《曲里拐弯》（邓刚）、《荒林野妹》（李宽定）、《裤裆巷风流记》（范小青）、《天堂众生录》（杨干华）与《穆斯林的葬礼》（霍达）。
五、拷问人性。这是新时期长篇创作领域的一种颇为惹眼的审美追求，如此前产生的《氛围》（俞天白）、《人啊，人！》（戴厚英），与这时期出现的《洗澡》、《玫瑰门》、《活动变人形》、《死是容易的》、《黑的雪》、《游戏》、《突围表演》、《浪荡子》（马昭）。
六、反讽。反省意识与批判态度，在新时期长篇创作中是贯穿始终的。这里所指认的是它的极致性“发挥”，即由一种极为冷峻、不动声色、淋漓尽致的审美态度撑起的讽喻意味。如这一时期产生的《玫瑰门》、《玩的就是心跳》（王朔）、《黑的雪》、《十三步》、《活动变人形》。
七、消闲性与通俗化。这一“谱系”主要见诸通常所谓的“通俗文学”之中，即以求取适销对路和一时的市场覆盖率为目的、着眼于公众消闲解颐之需的文学读物，就这一时期而言，它包括某些种类的纪实文学和武侠小说、侦破小说、言情小说等等，如权延赤所写的“红墙系列”便堪称这一时期这一“谱系”的代表作。
至此，我们已经很容易作出判断：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实际上回避了这一时期最有特征也最有活力的审美追求和创作趋向，它对于印证1985至1988年间长篇小说创作的实绩实态，是极其苍白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