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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将军吟》都是一部十分独特的作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部作品，它的意义也许不在或不全在于它在艺术上是否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突破，而在于它在当代文学史上尤其是在新时期文学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论者向来对它的作者身当乱世而敢于直面惨烈的现实，秉笔直书“文化大革命”之史的创作精神倍加赞赏，但对它在当代文学史上尤其是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却大都语焉不详或文悭其辞。殊不知，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它得以置身于一个历史的分水岭上，以其独特的艺术形态，成为耸立于两个时代之间的一块巨大的文学界石。近年来，人们开始注意对“文化大革命”文学尤其是那个时期“地下文学”的研究，这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当时的“地下文学”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对于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其一是它的反主流文化的思想情感和艺术因素；其二是它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前者孕育了新时期文学最初的现代主义，后者则引导了新时期文学暴露“伤痕”、“反思”历史的现实主义复兴浪潮。《将军吟》无疑属于后者，而且是其中最有自觉性和预见性，因而也是最具清醒的历史意识的创作。无须重复众多论者对《将军吟》创作的具体分析，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暴露“伤痕”、“反思”历史的诸多作品所塑造的人物，所构置的情节，所表达的情感和思想，就不难看到，《将军吟》是如何以一种直接的历史实录，即时的情感反应和朴素的理性思考，包孕了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和序曲的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全部思想和艺术的因子与萌芽。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军吟》完全应当被看作是新时期文学历史起点的标志和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到来的最初信号。

在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属于完全意义上的新时期文学自然是《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及《冬天里的春天》等余下的三部作品，这三部作品皆创作、出版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新时期文学发轫阶段的重要收获。正因为如此，在它们身上也就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正处于历史转折之中的这一阶段新时期文学的一些重要的精神特征和艺术印记。

首先是这三部作品的题材和主题的时代特征。众所周知，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光是一个结束动乱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理性反思的年代。文学在这个年代与政治表现出了惊人的同一性。暴露“伤痕”和“反思”历史作为这期间文学的两大基本题材和主题，即是对应着从政治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揭发批判”和从思想上对历史的“拨乱反正”的。这期间的作品大都可以归入这两大题材和主题系列，上述三部获奖作品自然也不例外。试以这期间同类性质的中短篇小说作比较，《芙蓉镇》的故事就曾经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灵与肉》《天云山传奇》等一批描写知识人“落难”和与同“命”女子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伤痕”小说之中；《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也可以从这期间众多反映农村“动乱”，反思农村政策的小说如《月兰》《笨人王老大》《李顺大造屋》等作品中找到某些情节的片段和人物的影子；《冬天里的春天》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可以与《神圣的使命》《大墙下的红玉兰》等暴露“伤痕”的小说和《蝴蝶》《剪辑错了的故事》等“反思”历史的小说引为同调。凡此种种，这当然不是说这三部作品分别就是以上这些小说的一个集中的再版，恰恰相反，正是分散在上述这些小说（此外还有更多的同类作品）中的那些片断的生活画面和零碎的思想资料，通过这三部作品集中而又典型的艺术概括，表现为一种整体的有机的历史过程和深入的系统的理性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三部长篇无疑也是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典范之作和优秀代表。以今天的眼光综而观之，这三部长篇对考察从十年动乱到新时期的历史转折期的精神史而言，甚至具有一种“百科全书”的意义，举凡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诸多变动，民众情绪的细微反应，以及各色人等的情感态度和思想倾向等等，无一不可以从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或透过这些作品的艺术描写找到一些表象材料和历史的端倪，仅此而言，这三部作品的历史价值就弥足珍惜。

其次是这三部作品艺术表现的历史属性。一般说来，论者大都把这三部作品归入新时期复兴的现实主义文学之列，就这三部作品遵循艺术的“典型化”原则，“真实地、本质地”再现社会历史的特征而言，无疑是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的，而且应当看作是新时期复归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收获。但是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当长期尊于一统的当代现实主义的某些创作原则被推向极致和遭到人为的扭曲后，一方面固然意味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在走向“异化”和解体，另一方面也将意味着一种新的蜕变的希望和转机可能正处于一个痛苦的酝酿和孕育的过程之中。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政治化的摧残之后，无疑正处于后一种状态。因此，在进入新时期以后，现实主义文学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与前此各个时期尤其是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所标榜的某些原则迥然相异的“叛逆”形态。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容纳异质的特别是长期以来被看作是现实主义“天敌”的现代主义的艺术因素。如果说《冬天里的春天》在“反思”历史方面可以与《蝴蝶》《剪辑错了的故事》引为同调的话，那么，它们在现实主义的艺术本体中容纳现代主义的异端，借鉴和融合现代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段方面，也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部作品的篇幅体制虽然数十倍于上述两部中、短篇，但却更为灵活自如地把“意识流”的写作技巧运用于小说的叙述语言和结构，与此同时，它还在小说的叙事中引进了现代电影蒙太奇的表现手段、诗的抒情方式甚至通俗小说的悬念手法，如此等等，这些异质异类的艺术因素的综合运用，不但大大增强了这部小说的艺术容量，使作者能在叙述中把在四五十年间发生于数地的复杂人事浓缩于两三天内的一地经历之中，从而大大增强了这部小说的历史深度，并且也使这部小说在艺术上呈现出一种极端开放和兼容并包的“杂糅”状态。这种状态，正是进入新时期以后，现实主义小说发生蜕变和开始更新的一种典型的转换形态。这种转换形态的历史痕迹，我们不但可以从类似于上述两部中、短篇那样大量的艺术创新的作品中得到印证，而且，还可以从新时期小说早期艺术革新，如“意识流”“生活流”“诗化”“散文化”“反人物”“反情节”等等追求的目标中找到它的种种复杂组合的源头和来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冬天里的春天》完全可以看作是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走向更新和开放的最初一个时期的一种微缩的艺术景观。它以一种全景的方式展示的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全新的艺术风貌和由它所预示的种种发展的前景和可能性，对于现实主义小说在今天走向更高一个层次的更新和开放，仍然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

相对而言，《芙蓉镇》和《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在艺术革新尤其是在容纳异质异类的艺术因素方面，似乎没有如此鲜明突出的表现。这两部作品似乎更倾向于承续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而且与一种带有深厚的地域特色的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风格密切相连，例如前者可自周立波上溯至沈从文，后者可自当代的李劼人、沙汀、艾芜上溯至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创作，等等。上述两部长篇的作者对各自置身于其中的这种地域性的文学传统无疑都浸染甚深，并承其余绪，努力使之在自己的创作中得到光大发扬，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部长篇完全应当看作是上述两个自铸文统，自成派系的地域文学传统发生历史性嬗变的扛鼎之作。今天的人们对文学传统的承接也许并不十分看重，至少是不会比追求“先锋”和“前卫”看得更为重要，但是，在一个经历过巨大的文化浩劫，文学出现了可怕的历史断层，在图新的发展之前，不得不转身接续传统，以复兴传统为第一要义的时代，能当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任，就已经被赋予了一种历史的里程碑的意义，更何况这两部长篇在艺术上也确实既得传统的精要又铸现代的新质，真正在延续各自所处地域的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的同时又使之向现代发生创造性的转化，仅此一端，这两部长篇在当代文学史上即功不可没。尤其是《芙蓉镇》对新时期湖南作家群的形成所起的奠基作用，更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就现实主义小说在新时期的发展变化而言，湖南作家群的意义也许不限于他们所形成的地方特色，而在于他们以群体的力量集中显示了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一种新的成熟的艺术形态，《芙蓉镇》无疑是这一新的成熟的现实主义小说形态的优秀代表。它的意义因而也显然不局限于一个文学地域，而是全局性的，是当代现实主义小说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上的经典文本和重大收获。

上述种种，并非要对这三部作品区分轩轾，评骘高下，而是旨在说明这三部荣获当代文学最高奖励的长篇作品，是如何以各不相同甚至迥然异趣的艺术取向，集中代表了一个历史转折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寻求新变所作的不同选择，所走的不同道路。这种不同，借用鲁迅的话说便是：“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冬天里的春天》显然是更倾向于前者的一种选择，《芙蓉镇》和《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则显然更倾向于选择后者。这两种不同的艺术革新的路向，在新时期小说此后的发展中，已日渐演化成两股不同的艺术潮流：一股潮流是若断若续的现代主义的实验，一股潮流便是持续不断的现实主义新变。这两股潮流互相激发，互为推动，共同促进了新时期小说艺术的发展变化。究其源头，上述三部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自有开源凿流，发为滥觞的历史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