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真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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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草

* 清晨到来,我手中举着相机,与人摩肩擦踵,周围响起无数声音。时间的流动性与空气感,都让我记忆深刻。

进入摄影学校后,头一桩令我吃惊的事,便是所有人都有一台相机,并对镜头异常了解,而且整天都在谈论这些。

我迟迟无法加入他们的对话,这令我感到非常焦急,仿佛突然成了落后分子。因为我连操作那台向父亲借来的相机都有点吃力,对相机种类和专业术语更是一无所知。

我曾经管相机挂绳叫“绳子”,结果被人纠正:“那不叫绳子,叫挂绳(strap)。”这么一点小事,就能让我十分气馁。

其实我不想谈论相机和镜头,而想谈论摄影,谈论摄影集和摄影艺术家。然而学校并没有那种氛围。

诹访的四月还春寒料峭,东京的春天却意外的温暖。一到四月,樱花就准时开放,这也让我有种奇妙的感觉。

我的身心像诹访的冬天一样冰冷僵硬,完全追不上季节的脚步。而东京的樱花却早已盛开,又静静凋零。

在这个平稳而明朗的季节,我体味到了一种美妙的释放感。走入新宿的混乱,乘上地铁,这不断提醒着我,自己已经结束了无聊的高中生活,这让我安心。

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不认识任何人。想到这里,我又感觉自己在春天的阳光下变得像花瓣一样透明,成了令人尴尬的存在。


入学典礼后几天,我在中野坂上站下车,来到青梅街道的出口,遇到一群身穿丧服、跟我年龄相仿的男人捧着花束走在路上。里面有几个人穿着日常服装,不过所有人都两眼发红,好像刚刚哭过。此时我才知道,冈田有希子的葬礼,刚刚在由这里步行可达的保仙寺举行完毕。

周六傍晚,大讲堂召开了社团说明会。我跟在同一个班上偶然结识的石田约好了一起去。头一次见面,他就告诉我自己住在镰仓,父母在大船开咖啡厅。当时他对我说:“我是补缺入学的。”

“补缺?”

“嗯,最后一场笔试补缺进来的。如果落榜,我本来打算在家通过函授课程学习摄影来着。”

他的口吻十分平淡,仿佛空气拂过面颊。那种事他只要不说,就不会有人知道,所以我因此对他有了好感。我总感觉,他有一种教养很好的气质。

“我的爱好是机车和游戏机,不过现在还没有机车。之所以想搞摄影,是因为初中时想向父母要一台单反相机,结果真的被带到了‘友都八喜’友都八喜:日本著名电器商店“ヨドバシ”(yodobashi)的音译。。可是到了一看,父亲说怎么相机这么贵啊,最后就没买成。不过他们后来还是给我买了尼康玛特(mat),现在我用的则是尼康F3。”

从那以后,我们渐渐有了更多交流,我得知,他以前几乎没搞过摄影,掌握的知识跟我差不多。

看似社团部长和副部长的二年级学生一个个走上讲堂高台,各自介绍了所属社团。由于学校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所以我跟他们只差一岁左右。可那些在台上一边抽烟一边讲话的二年级学生,在我眼中却显得无比成熟,甚至有种比自己大了三四岁的印象。

几乎所有社团都跟摄影有关。广告摄影研究会、人像摄影研究会、柯达克罗姆摄影研究会的说明一个个结束了。

不知轮到第几个社团时,有个略显奇怪的组织走上了台,其中一个男人手上还抓着一瓶一升装的日本酒。

“接下来,我们先来干一杯。”

男人说完,用一升瓶将杯子灌满液体,转眼就喝干了。接下来,他旁边的男人做了同样的事。所有人眼看着面色红润起来。看来,这里会发生的事跟高中很不一样。

不一会儿,第一个喝酒的男人开始讲话了。他的语气跟刚才说“干一杯”时很不一样,听起来格外认真。

“我们部最大的亮点是历史悠久,有不少前辈。此外,社团还培养出了好几位土门拳的徒孙。还有,在‘洛克希德事件’的法庭上偷拍田中角荣的摄影师,也是本社团的前辈。”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被他的话吸引了。

我知道土门拳这个名字。那是一位很有名的摄影家,说出了“绝不摆拍,绝对抓拍”的名言。我还知道他现在生病了,没有再从事摄影工作。

我读高中时,土门拳写了《写真批评》这本书。当时我在附近书店看到时,虽然很贵,但总感觉必须了解一点摄影的事情,就咬牙买了下来。那本书的内容很晦涩。不过,我不太明白土门拳的“徒孙”意味着什么。

洛克希德事件中偷拍田中角荣这件事我听说过,只是并不清楚什么人怎么拍到的照片。但是,我单纯地被“法庭”“偷拍”和“田中角荣”这几个字眼强烈吸引了,感觉这东西听起来很拼。

我的心情迅速膨胀,内心涌出强烈的愿望。没错,就该是新闻摄影,我将来也要拍摄那种充满刺激的瞬间。

“我想加入新闻摄影部。”

我对旁边的石田小声说。

“啊,你这就定下了?新闻摄影部刚才不是表演干杯了嘛,瞧这样子,聚会上肯定要被灌酒的。”

他为难地说。


石田对我说:“你还是花点时间,冷静想想。”于是我又想了三天,最后还是决定加入新闻摄影部。一周后,我趁放学时来到了学校某个角落,在一座破破烂烂的活动板房的二楼办新闻摄影部的入部手续。

我还邀请石田一起来,可他却说:“我不打算进社团。”

社团活动室格外狭小,我一级一级走上陡峭的楼梯,每一步都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来到楼梯最上层,走廊两侧排列着几个活动室大门。这里光线很暗,抬脚走过去,竟发出了比楼梯还大的声音。

我很快就找到了“新闻摄影部”的牌子。

我想抬手敲那扇脏兮兮的三合板房门,却迟迟不敢敲下去。这扇门后面说不定有好多那天在说明会上一口干了日本酒的二年级学生,搞不好一进房间就要被他们塞一杯日本酒,不管不顾地灌下去。想到这里,我不禁伫立在门前犹豫起来。

满满一杯日本酒,喝下去会怎么样呢?我此前只喝过啤酒啊。

最后,我咬咬牙敲了门。

“来啦。”

传来的竟是女性的声音。

屋里有一男一女隔桌对坐,全都抬头看着突然出现的我。两人脸上表情紧张,让人不禁联想他们刚才还牵着手。一男一女独处在小房间里,这在高中是绝不可能碰到的事。

房间约有十平方米,正中央是一张旧桌子,两侧摆着长椅,地上扔满杂物,让人无处下脚。我仔细一瞧,尽是胶片、35毫米胶卷筒和相纸。墙壁和天花板到处都是涂鸦,还贴满了洗好的照片,而且多数颜色发黄,仿佛十分陈旧。

唯独窗户上方的架子摆着一排整整齐齐的杂志。后来我才知道,那些都是已经停刊的摄影杂志《每日摄影》。

“你有事吗?”坐在右侧的女人用跟刚才一样的音量问道。

“那个,我想加入社团……”我的声音细若蚊呐,仿佛不是自己的。

“你是一年级的?要来入部吗?”坐在左侧的男人说。我记得这人当时也在说明会的讲台上。

“那你在这里写下姓名、专业和联系方式吧。”

我在桌面摊开的笔记本上填写了自己的名字和专业。

“把电话号码也写上吧。”女前辈说。

“我没有电话……”

“啊,没电话?那传呼机呢?”

“也没有……”

两人有点为难。

“那也没办法,你就只写住址吧。”

我点点头,写下了好不容易才记住的出租屋地址。

“今天你是第二个要入部的新生呢。”

确实,我名字上方还有个女孩子的名字。

随后两位前辈给我简单介绍了社团活动内容。在此期间,我一直很紧张。

“那你好好加油,我们一起拍好照片吧。”男前辈拍着我的肩说。

“请多关照。”

“就这样吧,不久之后会联系你。”

“可人家没电话啊。”

“也对,那怎么办?算了,反正会想办法联系你。”

我微微颔首,随后离开了房间。

出乎意料,我感到心情还不错。

外面吹起了东京的风,正面轻抚我的面颊。我在饱含湿气的风中穿行着。读高中时从未感受过的风,如今却让我感到十分舒适。我心想,原来东京就是这个样子啊。


冈田有希子去世后,新闻开始报道日本各地都出现了追随她自杀的年轻人,仅仅两个星期,就有四十人为她自杀了。另外,电视上还反复播放苏联发电站核泄漏事故的骇人消息,我听着人们口中的“切尔诺贝利”这个词,觉得实在太难记了。据说,核辐射可能因为风向改变而一路飘到日本来。

某天,我走在上学路上,天突然开始下雨。从地铁出来时,外面飘起雨点。

我没带伞,只好跑进雨中。雨水打在头上、脸上,令我突然想起了“切尔诺贝利”这个词。现在天上下的雨万一含有核辐射呢?想必冒雨冲刺不会是个好主意吧。我如此想着,却依旧向前奔跑。


进入五月,气温迅速上升,开始让人流汗。这种感觉不像春天,倒更像初夏。这里的季节无疑比诹访要早一个月到来。

我来到了浅草三社祭。

前辈告诉我,拍摄这场祭典是新闻摄影部每年都要举行的活动之一。我觉得这跟“法庭”还有“偷拍”都相去甚远,不过对前辈那句“抓拍是一切的基本”深表赞同,所以决定先拍拍看。

眼前人头攒动,男男女女都穿着祭典法被抬着神轿。伴随着人们的吆喝声,神轿一点点向前推进。不过老实说,这跟诹访的御柱祭相比,实在太悠闲了,让我感觉有点缺乏魄力。但转念又想,这件事可绝不能对任何人说。

加入社团的新生共有六人,男女各半。除我以外,其他人都从高中时期就专注拍摄,于是我在这里也感到了自己的落后。

这天前辈吩咐我们,只用50毫米标准镜头,尽量靠近人物进行拍摄。

我把相机对准抬神轿的人,按下快门。人们的动作很大,令我很难对焦,但拍照这个动作本身还是让我感到快乐。不过,我只是在拍,心里并没有想表达的东西,也没有想要表达的对象。一想到这个行为的延长线上究竟有什么未来,我就觉得自己像咔嗒咔嗒转动的胶卷一样,没着没落。

部长渡濑前辈告诉我们,第二天周日早上六点有本社神轿的“出宫”活动。要拍那个活动,必须在头天晚上到浅草寺里占位置,否则拍不到好照片。

“我打算今晚在这儿过夜,一年级的最好也留下来,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吗?”前辈站在远离人群、被露天小摊电灯泡照亮的地方说道。我们六个人默不作声。

这时,一个新生说:“我被浇了一身啤酒,黏糊糊的,所以要回去。”

前辈气哼哼地说:“你那是什么理由啊。”

“那个……我留下来。”我开口道。

我们占领了浅草寺建筑物外围的一块木地板空间。最后只有渡濑前辈、一位叫松本的前辈,以及我这三个人留了下来。

“一年级的只有你留下来,所以你得记住了,明年好教给别人。”

“是……”

深夜,我们坐在木地板上占位置,三个看似黑帮的男人走了过来。

“几位小哥,相机不错啊。要是闲着没事,给我们拍几张呗。”一个大个子男人说。

我们面面相觑,一言不发地点点头。前辈默默站了起来,朝三个人按下快门,闪光灯瞬间把周围照亮了。

“那边的小哥也来拍一张吧。”男人指着我说。

我慌忙站起来举起相机,可是周围实在太黑,完全找不到焦点。

在黑漆漆的取景窗另一头,男人脱掉了披在身上的法被,露出胸前花纹繁复的图案。我还以为他身上穿着花衬衫,结果仔细一看竟是刺青。那朵大牡丹花看起来好似橡胶。

“我不太懂怎么用闪光灯……”我对旁边的前辈小声说了一句。结果得到了尖锐的回复:“管这么多干啥,赶紧拍啊。”

我也不知道对上焦没有,胡乱按了几下快门。三个男人在镜头另一端挺起胸膛盯着我。虽然这跟“法庭”“偷拍”和“田中角荣”完全扯不上关系,但毫无疑问也很惊险刺激。

“拍完了。”

我放下相机,男人递过来一张名片,名字上面还印着“组长”两个字。他再三强调,一定要把照片送过去。

第二天早晨六点整,本社的神轿出来了。那座神轿比昨天的更大、更豪华。

眼前又是一片人头攒动,所有人都沐浴在终于升起的朝阳中。无数男人裸露的肉体汇集成一头巨大的软体动物,缓缓向前挪动。层层叠叠的吆喝声伴随人体蒸腾出的热气一同上升,而我则着迷地对这一切按下了快门。

突然,我看见有个男人气势凶猛地往神轿上爬。那个浑身上下只有一块兜裆布的男人动作极大,仿佛要把抬神轿的人撞到一边,一溜烟爬了上去。

他爬到顶上,便开始顺着神轿的动作大幅度摇晃身体。

是那个人。是昨晚叫我们拍照的那个刺青男。他胸前的牡丹花在日光下看来,还是有种橡胶质感。

“前辈,那是昨天的刺青男。”

下一个瞬间,男人就被好几个警察从神轿上扯了下来,融入人群中看不见了。

“这里禁止带刺青的人光膀子爬上神轿。”前辈见怪不怪地说。

神轿悠悠地晃动着,花了好长时间才从我面前经过。我还在找那个男人,但直到最后都没找到。

等神轿出到市区,我们便离开了。由于在同一个地方坐了七八个小时,腰和屁股都痛得发麻。

前辈提出去吃早饭,我们就躲开人群往隅田川方向走,来到一家面朝大路的快餐店。上到二楼,点了简单的咖啡配汉堡,结果邻座的外国人突然跑过来搭话了。那人留着胡子,脸有点红,目光锐利。

我知道他在说英语,却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因为听不懂,所以无法回答,结果跟外国人坐在一起的日本男人说:“他问你们是不是搞摄影的?”

看来那人是翻译。外国人似乎看到我们桌上摆着好几台相机,才过来问了那句话。

“对,我们在摄影学校学摄影。”我紧张地回答。

过了好久我才知道,当时眼前的那位外国人就是世界知名的摄影艺术家艾德·范·德·艾尔斯肯艾德·范·德·艾尔斯肯(Ed van der Elsken,1925—1990):活跃于20世纪中期的荷兰摄影师。1950年从荷兰移居巴黎后拍摄的《左岸之恋》(Love on the Left Bank)是他最初且最具影响力的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