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与身份制度

幕藩体制与身份制度

就日本史的范围来说，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是发展至顶峰的封建社会。那么，何谓幕藩体制或幕藩制国家呢？我们要先理解幕藩体制的结构与特性，才能抓住整个江户时代的历史背景。

日本自中世纪以来，便逐步在进行“兵农分离”政策。而结束百年乱世、持续封建制度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政权，花了将近三世纪岁月，逐次将“兵农分离”政策归结为士农工商身份制度，以及全村承包贡米的征税制度。

“兵农分离”制度并非单纯隔开职业军团的武士与作为生产者的农民，而是更进一步让武士集中住在城市，让农民留在农村负责生产，最后让城市支配农村。士农工商身份制度是在“兵农分离”过程中所衍生的基本阶级制度，目的是为了区分武士与农民的身份。

基本阶级制度的经济性媒介是“石高制”[1]，也就是土地的谷物生产毛额，再从“石高制”导出农民税贡、武士受薪俸禄等。这时期，日本的经济生产力是水稻耕作，幕府连无法种稻的耕地、山林、原野都以“石高”计算，因而幕府公定的“石高”与实际的收获量有相当大的差距。

武士阶级的俸禄以及领主阶级的土地面积，均以“石高”计算，再根据“石高”多寡构筑成以将军为顶点的金字塔型体制。全国的土地及老百姓均归将军所有的观念，正是通过这种“石高制”与士农工商身份制度而形成。

将军相当于居最高位的领主，大名[2]与下级领主的土地及老百姓，都是受将军委托或寄存的财产，大名并非拥有“所有权”，也就没有自由处置的权利。大名只是代替将军统治而已，这正是“幕藩体制”的特点。

此外，士农工商身份制度本来是区别职业的制度，结果职业变成天职、本分，形成一种世袭身份制度。

阶级与阶层是一种流动性的概念，与经济有关，只要拥有财力，便能跻身上流阶层，但身份是法制世袭制度，无法改变。不过，两者关系密切，身份制度包含了阶级与阶层概念，但身份意识可以淡化阶层的对立关系。

比方说，江户时代的基层老百姓（国民）是农民阶级，但真正可以称为“正规农民”的人，仅限拥有土地及住居，并有能力负担公定税收、各种杂税、劳役等责任的农民。“正规农民”身份中，又依次有富农地主（村长）、五公亩小农、租用他人田地的佃农、没有征税基准石高的农民等。也就是说，同样是农民阶级身份，内部也有阶层之别。上层农民和下层农民之间的矛盾与对立问题，都被隐藏在“农民阶级”这个身份制度背后，令农村形成一种牧歌田园式的共同体形象。

幕藩体制之所以能够维持它牢固的身份制度社会，在于武士阶级独占了强大军力，而武士阶级中的最高掌权者正是将军。

因“兵农分离”而迁移至城市的武士阶级，其实是毫无生产能力的国民。为了让武士阶级的特权合理化，幕府给武士阶级冠上一个“教化愚民”的名目，当做武士阶级的天职兼社会任务。“愚民”正是农、工、商这三种身份的人。

农、工、商阶级内部，虽然也有阶层对立问题及内部规则，但武士阶级的内部规则最严格。武士不准从事任何工商业，而且由于离开农村，成为城市居民，也不可能再务农。

将军出城鹰猎时，有些身为幕臣的穷御家人，为了赚外快，在沿途开饮食店或其他小店，结果被抓包而遭开除的例子非常多。武士也不能公然做副业。此外，日本时代电视剧或电影中常见的“切舍御免”，亦即武士遇到令武士无法容忍的无礼行为时，就地斩杀“愚民”也不会受罚的武士特权，其实也不能滥用，事后都要遭查办。

为了一眼即能看出身份，幕府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规定。例如武士、商人可以穿丝绸衣服，农民则除了村官，一律只限穿布衣，而且只限素色。农民明明是贡米生产者，但幕府规定农民平日不准吃白米，只能吃杂粮。

身份高下则根据门第。如果是武士阶级，藩主一族或亲戚家的门第最高，藩士门第也根据祖先渊源而有别。若是农民，大抵是开拓者后裔或世袭村长家的门第最高。另有一些负责劳役的中上阶层农民，门第也不低，是村落祭奠活动委员之一，参与村落的土地神祭典时，通常可以坐在神社内的上座。不仅祭奠仪式，其他如公用土地、灌溉用水等都有优先使用权，也拥有针对村落大小事的发言权。

至于商人，阶层更多，上至被允许冠姓佩刀的御用商人，下至挑担提篮沿街叫卖的小贩，多不胜数。

门第高的农民或商人，经济力也强大，领主以门第为诱饵，让他们主动提供财力。如此，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反映在幕府、诸藩的权力高度集中，不但极其牢固，且与各式各样的职业结合，形成非常复杂的构成。这种身份制度结构也应用在武士阶级的家族制度上。

武士阶级的女性

江户时代的家族制度是身份制度的缩图，两者均为支撑幕藩体制社会的主梁。典型的例子是武士阶级的家族制度，最能显现出封建家族制度的特质。

武士的家庭构成成员，以户长和妻子以及直系后裔为主，有时会加入叔父、侄子与旁系亲属。武士门第的嫡出长子拥有优先继承权，而且是单独一人继承，继承的是领地、俸禄及家名。不过，武士门第的继承手续，并非现代法律所规定的那种继承权，而是基于领主与家臣的主仆关系，必须先向领主申请继承许可，算是个人契约关系。家臣武士门第的领地和俸禄，通常仅限一代，要是主君不高兴，随时可以收回家臣的领地与俸禄。

武士门第一家人中，主权最强的是身为户主的父亲，其次是拥有继承资格的长子，地位最低的是女子。武士阶级的夫妻关系也是主从关系，妻子相当于“生孩子的道具”。

武士阶级的婚姻，光是父母同意也不行，第一条件是征得主君同意。双方门第若不相称，婚事便无法成立。由于是门第与门第的联婚，父母有权强迫子女嫁娶哪一家。

现代人的自由恋爱，在当时被视为苟合或私通，当事人若是女儿，不但会遭父母惩罚，有时甚至会遭杀害。大奥发生过一起真实例子，某将军侧室于将军过世后，退出江户城，结果与其他男子发生暧昧关系，娘家为了维护门第，派人暗杀了女儿，事后再向幕府提出女儿病殁的报告。

此外，幕末时期，水户藩[3]有个换了八次妻子的藩士例子，据说夫妻关系其实很圆满，只是媳妇遭婆婆虐待，丈夫不得不休掉妻子。武士阶级的离婚手续很简单，只要丈夫在休书中列出离婚理由，即便是“没缘分”、“不合家规”等不成理由的理由，离婚也能成立。妻子虽没有要求离婚的权利，但丈夫失踪三年，或妻子逃进“缘切寺”[4]住上两年，便能离婚。

地位与女子差不多的是未婚的次子、三子等男子，他们通常住在父亲或长子继承的老家，坐冷板凳、吃冷饭，让父亲或哥哥养。

以上是武士阶级家庭中的大致身份关系。不过，同样是武士阶级，将军、大名夫人与下级武士、武士家仆役的妻子，立场又截然不同，待遇也相去甚远。至于其他三阶级的农、工、商“愚民”妻子，以及另一层处于社会底层的“贱民”女子，则又另当别论。

参勤交代制度

“参勤交代”[5]制度并非江户德川幕府的专利，自古以来，日本的君臣之间便有类似制度。例如丰臣秀吉掌权时，诸大名聚集在大坂或伏见；织田信长兴筑安土城时，同时也在城外修建诸大名宅邸。再缩小范围来看战国大名，各大名为了统治家臣，都不准家臣擅自建造城郭，重臣均住在主君所在之处，领地交给代理官职的人管理。

再往前看战国时代之前的室町幕府，由于分散于各地的守护大名聚集在京都，领地都交给重臣统治，才会兴起一阵下克上的巨流。日本历史的中世纪与近代的分界点是“应仁之乱”（1467-1477），也就是促使日本进入战国时代的动乱。当时的幕府无法控制内乱，主要是因为幕府以京都为中心，派出诸大名前往四处平定叛乱，但在战地打仗的诸大名，担忧自己的领地也会发生叛乱，于是纷纷收兵跑回自己的领地。

服从者汇集在统率者的住处，表示遵从的诚意，本来就是一种惯例，江户幕府只是将此惯例定期化并法制化而已。臣下为了证明服从心意，最简便的方法正是送出人质。江户幕府让大名的母亲、孩子、重臣（多是大名一族）移住江户，等于让大名交出人质。

换句话说，“参勤交代”制度是武士门第社会在稳定过程中衍生出的人质制度。

之后，社会逐渐安稳，大名的妻子、儿子定居江户成为理所当然的规矩，也就逐渐失去人质意识，变成土生土长的江户人，对江户怀有深厚感情。

诸大名让妻子、儿子留在江户宅邸，再遵从参勤交代的规定，于一定期间离开江户返回领地居住。这对诸大名来说，到底哪边才是生活据点呢？

犹如东京总公司的职员，奉命调到札幌或福冈支店工作，往往只能让家人留在东京，只身前往支店过单身生活。幕府规定诸大名返回领地居住的时间是一至三年不等。据说，习惯了大城市文雅生活的大名，每次返回领地居住时，都会过得闷闷不乐。尤其那些跟随大名回乡的城市家臣，经常与长年留守领地的家臣闹磨擦，嫌他们顽固、粗鲁、没文化。反之，若乡下家臣获得可以跟随主君前往江户居住的机会，都会乐不可支，让周遭人羡慕得要死。

大名的世子多半在江户出生，并在江户长大。这些世子待父亲过世，继任为领主，再遵从参勤交代的规定，通常才生平第一次踏入自己的领地。领地的家臣或老百姓会举国欢迎新藩主返乡，新藩主大概也是第一次离开江户，与现代人的出国旅游类似。

不用说，大名除了在江户有正室、侧室外，在乡下藩国也有侧室。现代某些已婚男人也流行在赴任所在地包二奶，何况大名？只是，不管在江户或领地，大名有侧室是天经地义，不用“包”也不用“藏”。

注释：

[1]以公定土地面积算出预估谷物生产量，用来表示该土地的生产能力，并以此数字当做课征基准，因而往往与实际生产量有很大差距。

[2]大名：日本封建时代对领主的称呼，例如“战国大名”、“守护大名”等。

[3]茨城县中部及北部，藩主是“御三家”之一的水户德川家。

[4]切断缘分的寺院。女性若想离婚，可以逃进“缘切寺”躲避相关人员的追踪，在寺院住了两年以上，离婚便能成立。

[5]参勤交代：日本江户时代体制，各藩大名每年须前往江户为幕府执行政务，待规定日数过后，再返回自己的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