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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之中国学术界，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大变革。缘因清廷之腐败，一方面难以抵挡西方列强的殖民文化入侵，另一方面又刺激推动了革命、科学思想的传播。上述两者均以不同之方式影响了中国的学界，也为学界的变革埋下伏笔。亦在此同时，中国学术界还发生了几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情。王国维就认为：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足以当孔壁汲冢所出。它们的发现，犹如石破天惊，为古史研究辟出一片新天地。其中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则是最早打开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序幕。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既是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又有着长期的学术准备。中国现代科学考古的开山人李济先生说道：“19世纪末甲骨文被认为是一个重大发现，这个发现与其说是偶然的，不如说是学者们不断努力的结果。1899年发生的事是有长期的思想准备的。认识清朝的学术思想史是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条件促使学者们得以达到了解和承认甲骨文重要性的成熟阶段。”因为“证据表明，当隋朝人在此埋葬死者时，他们常发现埋藏在地下的刻字甲骨。如果那时的一些学者像19世纪的古文字学家一样有教养，发现了这埋藏的珍品，那么中国学者可能早在13世纪前就认识甲骨文了”。明清以来，考据学大兴，取得相当成就，而清末的同治、光绪年间，又是清代金文研究的全盛时期，许多优秀学人的学养达到了解认识甲骨文的水准，如王懿荣、孙诒让等都具有深厚的经学功底和良好的金石学知识。由于他们的努力和潜心研究，又使得自乾嘉以来的考据学及金石学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当在这种传统熏陶下的翰林院编修王懿荣偶然看到甲骨文时，其注意力立刻被吸引了。他马上采取措施，收集这奇异的、从前无人知道的文字。”

甲骨文被学者辨认出来，引出对甲骨的“收藏热”。三千年前的甲骨文，也就从治疗创伤的“刀尖药”和中草药中的“龙骨”，变为骨董商人获取暴利、“一字千金”而“待价而沽”的资本。随着收藏甲骨的开始，其暴涨的价格，又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当地村民乱掘甲骨，且日渐增多。从1899到1928年这三十年间，甲骨被私掘出土者，经后来的调查已确定的就有九起，数量多达十万片左右。不仅如此，甲骨文的发现也惊动了西方传教士，他们也不甘寂寞，纷纷染指，打起甲骨文的主意，从1903年起，他们也通过各种手段来收购中国的国宝——甲骨文。随后，这些甲骨又陆续“出口”转卖给日、美、英、德、加（拿大）等国。估计早期洋人收购的甲骨，至少有五千片。

还有，由于出土的甲骨多数是乱挖出来的，当时挖掘者的目的是“找宝贝”，因为甲骨值钱，所以专要甲骨，甲骨以外，最多再要一些青铜器与玉器，而与甲骨同时出土的其他物件，以及地面下堆积的层次，往往就全被破坏。过去虽然也有人，如罗振玉等，注意搜集一些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以外的别种古物，但是否是真非假，是否是殷商旧物，由于发掘不科学，地下情况不明，就很难确定。《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说：“安阳县之故殷墟，于三十年前出现所谓龟甲文字者，此种材料，至海宁王国维先生手中，成极重大之发明。但古学知识，不仅在于文字。无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识，乃为近代考古学所最要求者。若仅为取得文字而从事发掘，所得者一，所损者千矣。”

面对古物的大量流失，有中国学人站出来疾呼。其中最力者便是日后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先生。傅先生在其经典之作《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讲到中国历史的材料状况是“任其搁置”，“由他毁坏”，剩下的“流传海外”时，叹曰：“这样焉能进步？”于是“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而“第一步想沿京汉路，安阳至易州，安阳殷墟以前盗出之物并非彻底发掘……这些地方我们既颇知其富有，又容易达到的，现在已着手调查及布置”，他便向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提议在新成立的研究院内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而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即是派员去河南安阳调查甲骨文。这一调查直接导致了历时十年的殷墟发掘。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影响到对安阳的殷墟发掘。

傅斯年先生倡导“近代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诗句“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被傅先生改编成其平生最为著名的一句口号，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找什么？就是找史料。

图1 “殷墟发掘团”1935年于安阳，左起：王湘、胡厚宣、李光宇、祁延霈、刘燿、梁思永、李济、尹焕章、夏鼐、石璋如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殷墟发掘工作因“七七事变”，日寇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而被迫中断，此前一共进行了十五次，它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壮举，在世界考古学历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重要考古发掘之一。国际学术界对其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可以与19世纪希腊特洛伊古城的发掘和20世纪初克里特岛诺萨斯青铜文化遗址的发现相媲美的重大事件。

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影响到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反观殷墟发掘的成果呢？四十年后，当年领导殷墟发掘的李济先生作《中国文明的开始》，有番禺叶公超序，内援引美国罗吉斯教授（Millard Rogers）之说，认定安阳殷墟遗址的发现，其重要性可与赫尔曼的特洛伊城的发现互相争辉，互相媲美。叶公超评价如此比喻，“现在看来，实非过誉之辞”。接着谈到：“安阳发掘的成就使中国信而可征的历史拓展了一千多年，并且把历史期间的史料和先史时代的地下材料作了强有力的链环。在科学发掘的指引下，使前此一向对中国古代文化抱怀疑态度的西方学者哑然无语。殷墟出土了很多华丽绝伦的青铜器，雕凿精美的玉器、石器、骨器以及造型优雅的陶器，这些文化遗产都充分地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智能和才能。此外，更重要的是大批有字甲骨的发现，这一发现使得中国文字的起源，至少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时代，有了确实可靠的证据。像这样的数千年来一脉相传的文字体系，在世界上，恐怕只能在中国文字中才能找到。”

安阳殷墟的发掘在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按照李济先生的说法，“有三点特别值得申述：第一，科学的发掘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这一点的重要常为一般对甲骨文字有兴趣的人所不注意，但实富有逻辑的意义。因为在殷墟发掘以前，甲骨文字的真实性是假定的。就是没有章太炎的质疑，科学的历史学家也不能把它当成头等的材料看待。有了史语所的发掘，这批材料的真实性才能明了。由此甲骨文的史料价值程度也大加提高。此后，就是最善疑的史学家也不敢抹煞这批材料。章炳麟晚年偷读甲骨文，是他自己的门人传出来的；第二，甲骨文虽是真实的文字，但传世的甲骨文却是真假难分。在殷墟发掘以前，最有经验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骗的。有了发掘的资料，才得到辨别真假的标准；第三，与甲骨文同时，无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同时也为史学及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由此可以把那些丰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遗存推进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行列”。

再进一步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影响到对安阳的殷墟发掘；安阳殷墟的发掘，不但结合文献记载和小屯文化的层位关系，确定了这一带乃是商朝后期的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间的都城，而且还发现了殷商的宫殿遗址和帝王的大墓。殷墟发掘出土了华贵的青铜器、玉器、白陶和釉陶，精致的石、骨、象牙雕刻和美丽的猪牙、贝、蚌、绿松石镶嵌的器物。更重要的是还发现两万多片甲骨，大大地充实了殷商考古和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李伯谦在一篇文章中论述道，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20世纪20年代初，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现代考古学开始传入中国，经过近八十年的实践和探索，考古学有了长足发展，对中国古代史尤其是上古史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伯谦提出：“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现代考古学的传入支持了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学派对旧的‘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破坏和重建中国上古史任务的提出。”接着回顾说：“上世纪20年代初，顾颉刚的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论断的提出，给予了旧的‘三皇五帝古史体系’以致命的打击，而通过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化石和河南渑池仰韶文化的发现予以证明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存在，则是对这一古史体系的彻底破坏，同时也就提出了重建中国上古史的任务。”

对于“如何重建上古史”，李伯谦称：“学术界一致认为考古学是必由之路。1923年，胡适致信顾颉刚，提出研究殷商史要向甲骨文寻找史料。1924年，李玄伯发表《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一文，提出‘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1925年2月，顾颉刚发表《答李玄伯先生》一文，认为李玄伯提出的建立信史的方法‘确是极正当的方法’。1925年12月，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提出纸上和地下材料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强调了地下发掘材料对重建中国上古史的重要性。”

李伯谦也认为是“学科发展的要求和学术界的呼声，导致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成立和1928年开始的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

而“八十年来一系列考古研究成果构建起中国上古史的基本框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上古史的内涵”，这里“殷墟甲骨文和大型宫殿宗庙遗址、商王陵墓、贵族墓地及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发掘和研究，确证殷墟即古文献所载盘庚至帝辛的都城所在”。“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是商灭夏后所建的早商都邑，郑州商城为亳都，偃师商城为西亳。”“小双桥遗址晚于郑州商城繁荣期，从时代、地望、内涵分析，可能即仲丁所迁之隞都。”“洹北商城面积巨大，时代晚于小双桥遗址，早于殷墟一期，从其时代推断可能即河亶甲所迁之相。”“邢台曹演庄、东先贤遗址发现有时代基本与洹北商城早段相当的遗存，联系到有关文献记载西周邢都的确认，推测有可能邢台即祖乙所迁之邢的所在地。”此外，对殷墟的发掘也一直延续至今，上述种种也使得今日对《殷商史》的写作，进而重建中国上古史得以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