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的父亲胡厚宣教授，1911年12月20日出生于河北望都农村一个耕读之家。我的祖父虽为前清秀才，但后在天津教家馆，收入有限，清贫可想而知。父亲以能够读书而倍加发愤，六岁进农村的国民小学，十岁时即离家入保定省立第二模范小学，1924年考入保定培德中学，知遇国文老师缪钺先生并备受赞许，有赠诗曰：“胡生诚秀出，卓尔凤凰群；美志云霄上，清才兰蕙芬；荷衣须自洁，聋俗岂相闻；马帐多高足，传经还望君。”以东汉时期马融与郑玄之师弟情谊，寄以厚望。父亲亦不负期许，在校学习成绩优异，每期发榜，均名列第一。毕业时，学校特例破格奖励助学金，助父亲上大学预科到本科六年毕业。

1928年，父亲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二年后升入史学系，时史学系雅士云集，新成立并由广州迁来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专家也在史学系兼课，如傅斯年、李济、梁思永、徐中舒、董作宾等。上述诸先生课程，父亲均予选修并产生浓厚兴趣，同时又研读了大量的清人朴学论著及近代名家名作，为日后一生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4年，父亲北大毕业，在傅斯年“拔尖主义”政策下，由徐中舒、董作宾两先生荐入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考古组参加了著名的殷墟发掘。

对殷墟的发掘使商代的历史成为资料丰富的信史，从而引起国内外极大的重视。父亲到考古组后，即从梁思永先生带队，在安阳殷墟发掘团工作一年，先发掘同乐寨的小屯、龙山、仰韶三层文化，后去侯家庄发掘西北冈的王陵，具体负责1004号大墓的工作。这是殷墟发掘以来规模最大的几次，也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在国内外最煊赫的时期。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特来安阳参观商王大墓。这期间一起参加发掘工作的还有石璋如、尹达、高去寻、夏鼐等人，他们日后成为祖国大陆和台湾考古学界的著名专家。

一年后，父亲回到南京史语所，整理殷墟第一至九次发掘所获甲骨，根据拓本，对照实物，撰写《殷虚文字甲编释文》并有简单的考证。1936年在殷墟第十三次发掘时，发现编号为127的一整坑甲骨，因在工地清理不便，就连土装入木箱运到南京所内，再由父亲率技工做室内发掘，剔剥绘图，清洗编号，前后八个月方告完成，共获甲骨17096片，至今仍是科学发掘甲骨以来出土最多的一批。随即父亲又参加整理殷墟第十四及十五次发掘所得甲骨，为《殷虚文字乙编》的出版，做了准备工作。

1940年，父亲应顾颉刚先生之邀，转往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大学部教授，并先后兼任中文系、历史社会系主任。早在北大求学时，父亲“每感书阙有间，文献难征”，至此“乃恍然知研治古史，必当始自殷商，而甲骨文实为最基本之材料”。而“又念研治甲骨文字，倘欲无断章取义，穿凿附会之嫌，则所见材料必多，于是乃发奋搜集所有国内外公私已否著录之材料，先作一总括之研究”。父亲先拟“写印《甲骨学论丛》若干集，以为商史研究之长编”。然后作《甲骨文字学》及《殷商新史》，“以完成彻底整理之宿愿”。“实其轫始之工作”，即是《甲骨学商史论丛》的写作。

父亲研治甲骨，依据的是周遍求证的治史方法，就是“期能综合归纳，分析疏通，着笔之前，必先将有关材料，网罗无遗，悉参于前人之说，通其辞例，考其字源，验以金文，证以小篆，然后旁印之史乘旧说，固不敢妄比时贤，盖自求能免穿凿附会而已耳”。为此杨树达先生有言：

甲骨诸家，能以故书雅记稽合甲文以证明古史者，寥寥不过数人，胡君厚宣其一也。庐江刘氏（体智）藏一片，所记为四方风名，君以《尚书·尧典》及《山海经》诸故书证合之，是其事也。昔王静安（国维）以《楚辞》、《山海经》证王恒、王亥，举世莫不惊其创获。及君此文出，学者又莫不惊叹，谓君能继王君之业也。君所著又有《商史论丛》诸篇，治甲骨者莫不人手一篇矣。愿君不以此自足，念甲骨之为物，质脆易破，未能久存，不亟搜讨，容可散失。于倭寇战败请降后，奔走南北，遍搜甲片，御风乘传，席不暇温。私家之藏，婉辞以请；市肆所列，重金以求。亦既成《宁沪》、《南北》两集矣，兹复成《京津集》，将付书坊，公之于世。忆甲骨初出，罗叔言（振玉）编印《殷虚书契》前、后、续编及《菁华》，其传布之勤，士类莫不称之。今君既擅静安考释之美，又兼叔言播布之勤，以一人之身，殆欲并两家之盛业，何其伟也？抑罗氏诸书，编次凌杂，散无友纪，而君则分时代，别门类，条理井然，于学者尤便。此又突过罗君，后来居上者也。

以往研究甲骨之学者多用力于文字考释，偶有涉及史迹商讨者，所依材料又较零碎。父亲治学之特色，在于通盘彻底整理甲骨材料，此一基础上用科学方法统计、比勘、分析、考证，并结合商代历史与商代遗迹遗物，作精密研究。父亲所著《甲骨学商史论丛》，即解决了不少甲骨学商代史上的重要问题。正因如此，《论丛》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就在初集第一册刚刚印出的1942年，即获当年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的科学发明奖。学术审议委员马衡先生是这样评价的：

甲骨文字之研究，始于孙诒让。取其材料以研究商史者，始于王国维。惟其时材料零乱，整理开始，筚路蓝缕，仅启萌芽。逮中央研究院正式发掘殷虚后，材料始有系统可言。又经董作宾等以科学方法，从事整理，分析时代之先后，于是史料乃可完全应用。作者拟以三数年之力，整理旧稿，写印《甲骨学论丛》若干集，以为商史之长编。然后以二十万字，写一《殷商新史》。此固为作者之宏愿，实亦现时最需要之著作。此编为《论丛》第一集，如《卜辞下乙说》、《四方风名考证》等文，皆能有所发明，可为不易之论也。

后来《论丛》初、二集传至日本，日本爱知大学内藤戊申教授评价此书：《论丛》不是通史，但几乎包含了殷代的主要方面，确可称为殷代研究的最高峰。由于此书，一举而确定了胡厚宣在甲骨学界的地位，与王国维、董作宾先生并称为三大甲骨学者之一。

父亲于1956年底奉调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77年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此前的十年时光是在上海复旦大学度过的，作为历史系教授和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讲授基础课“中国通史第一段（先秦两汉部分）”和“考古学通论”以及专门课“古文字学”和“甲骨学商代史”。上课忙迫之中，父亲也出书八部，除《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殷墟发掘》四书外，还将在京、津、宁、沪搜集的材料编为《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和《甲骨续存》四书。1954年6月时，父亲曾同华东人民出版社签下约稿合同（编三字第4号），写作出版以中学教师为读者对象的20万言的《商周史》，只是后来没有实现。1961年父亲由北京南下抵沪，曾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作有《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12月28日《文汇报》第3版“在学术论坛上”有如下报道：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胡厚宣最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作了《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报告分四部分：（一）胡厚宣认为中国奴隶社会具有一定典型性，典型性表现在哪里？需要深入研究。如果解决了商代的社会性质问题，上可解决夏代的问题，下可解决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二）解放以来许多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商史作出一定的成绩，共发表过专著及论文275篇，对商代农业生产、阶级关系与生产者的地位、众与众人问题、人殉问题、社会性质问题都做了专题研究。关于商代社会性质的争论，有人认为是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社会，有人认为是家内奴隶社会，有人认为是发展的奴隶社会。（三）商代社会性质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决，也还没有找出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典型性，这有待我们深入细致地用功夫。胡厚宣认为根据全部的金文、甲骨文来看，不能把众与众人都说成奴隶；他也不同意把多臣、多宰、多尹都看成奴隶，因为尹有时地位很高，有时则是奴隶。在商代土地制、公社问题上，他也不同意有人把“土”字引申为公社、古代东方奴隶制。他认为“土”是人名，商的先公名，不是社字（当然商代是有公社的，那要从别的地方去找）。（四）他讲述了考古发掘、甲骨材料、文献资料的情况，认为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全面掌握资料，进行创造性的研究。

此《殷商史》的写作应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在此之前，大陆虽然出版有多种如《先秦史》、《上古史》、《夏商史稿》、《商史探微》等，台湾也有《中国上古史（待定稿）》、《殷商史记》等，但大都为综合论述，尚未有一部专门的《殷商史》或《商代史》。几十年来甲骨文发现、殷墟考古的新材料层出不穷，在甲骨学殷商史领域辛勤耕耘了毕生的父亲，也到了总结自己研究成果，了却早年心愿的时候。就在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时，父亲竟然一病不起。令振宇无比心痛！但是这条路一定要继续走下去，强忍住悲伤，再收拾行囊，义无反顾前行，完成这未竟的事业。

时光飞逝，转眼父亲离开已七年了。父亲不在，不仅振宇问学无门，也延宕了此书的撰写，幸有朋友亲人的鼓励，终于能至今日完稿交卷，也算没有辜负父亲的不倦教诲。

本书如若能对学界研究有所帮助，全得自父亲的长年浸淫于古代史、考古学、甲骨学所获之心得，若有不当错谬之处，则当由振宇负责。

本书得以写成，还要特别铭谢上海人民出版社曹文娟女士。作为本书责任编辑，她以宽厚的心对待本书写作。十年间，往来信件多达数十封，除了耐心等待和诸多包涵，更多的是关怀和理解。在写作的最后阶段，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郭志坤先生两度北上，亲临寒舍，极致关怀。其间数度电话联络，促成本书以至整套中国断代史的面世。在此书行将付梓之际，谨向常年来关心、鼓励我们的朋友亲人深深道一声：谢谢你们！

胡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