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民战争的爆发

一 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前奏

残忍昏暴的秦二世 秦二世胡亥（前209年至前207年）依靠赵高等取得帝位以后，其统治之残酷，较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21岁的胡亥任赵高为郎中令，宫内外之事皆依其谋划。赵高因自己“素小贱”，地位卑微，如今虽有二世为靠山，也恐众大臣及诸公子不服，所以就鼓动二世诛杀大臣：“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二世也觉得“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几个兄弟还有争皇位的危险。因此，就决意“诛大臣及诸公子”（《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巩固自己的皇位。

二世有兄弟姐妹数十人，经过与赵高共同策划，罗织罪名，将“六公子戮死于杜”（《史记·秦始皇本纪》），又把另外的十二个公子“僇死咸阳市”（《史记·李斯列传》），还有公子将闾昆弟三人，被迫“流涕拔剑自杀”（《史记·秦始皇本纪》），公子高见势不好，准备逃跑，又恐家属被族，于是就主动上书，请求为秦始皇殉葬。见到公子高主动求死的奏书，“二世大悦”，准其请求，“赐钱十万以葬”（《史记·李斯列传》）。对姐妹们也不放过，将其杀于秦陵前。胡亥就这样把这些兄弟姐妹一个个地除掉。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附近已经发现了一些贵族的陪葬墓，据估计，可能就是那些被二世杀死的公子、公主的墓葬。公正的大地如实地记载下地主贵族内部残酷屠杀的血淋淋的图景。对于大臣，二世及赵高也不放过，凡属他们认为“不可者”，均以各种借口杀掉，如曾为秦王朝“将兵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立有战功的蒙恬，虽没和扶苏同死，但不久二世还是逼他“吞药自杀”。对于与赵高有仇的蒙毅，当然更不能放过，胡亥专门派御史将其杀死。至于其他宗室大臣则“相连坐者不可胜数”（《史记·李斯列传》），结果使得“宗室振恐”（《史记·秦始皇本纪》），“群臣人人自危”（《史记·李斯列传》）。对于赵高、胡亥这种残杀宗室大臣的行为，连胡亥的侄儿子婴都不以为然。子婴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用赵王迁杀良臣李牧而信任颜聚、齐王建杀忠良而用后胜的历史教训，劝谏二世不要滥杀功臣，并指出：“诛杀功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史记·蒙恬列传》）但是，二世对这些话根本无动于衷，他仍然肆意妄为，“法令诛罚日益刻深”（《史记·李斯列传》）。

残忍昏暴的秦二世，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榨更加残酷。在埋葬秦始皇时，二世下令，始皇后宫凡无子者，均须为秦始皇殉葬，成为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殉。他还惟恐营建秦始皇陵的工匠泄漏内部机密，竟于尸体下葬后，将所有在墓内工作的工匠统统埋于墓内，制造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惨剧。始皇死后，二世为他修建陵园的工程并未停止，大批劳动力被投入到建筑始皇陵园的劳动中，据估计，仅始皇陵园中的封土、内外城墙、四大俑坑，防洪水堤等土方量至少要达到一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立方米，需十万人干一年才可能完成。骊山陵园的石料，来自长安西北二百多里的甘泉山，当时曾流传着“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一唱，万人相钩”（《太平御览》卷559引《关中记》）的民谣。考古工作者已经在始皇陵外城西北，发现了一处面积达7500平方米的石料加工场（见杭德洲《略谈修建始皇陵的徭役负担》，《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三号）。这样大的工程，所耗费的人力是不难想象的，修建始皇陵的人数最多时大约达七十万人，这些人多是犯罪的刑徒或服徭役的劳动人民。不久前，在始皇陵西侧的赵背户村，发现一规模甚大的葬区，面积达8100平方米。这只是葬区的一部分，仅从这一部分葬区中清理的32座墓葬中，就出土了100具骨架。这些骨架有的身首异处，有的肢解，有的头骨还带有刀痕，显然是被杀后埋葬的。这些累累的白骨是对秦王朝繁重的徭役和严酷刑法的无声控诉。（《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载《文物》1982年第3期）

二世还继续兴建秦始皇统治时期未竣工的阿房宫，还不断地“治直（道）、驰道”（《史记·李斯列传》），又征发人民戍边，“外抚四夷”，同时还调集各郡县“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二世如此恣意挥霍，当然必定要向劳动人民榨取。因此，在他统治期间“赋敛愈重，戍徭无已”（《史记·李斯列传》）。使原来就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千百万劳动人民，彻底断绝了生路，于是就有更多的人铤而走险，为争生存而起来斗争。

农民大起义的前奏 在秦始皇统治期间，就有不少人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如在骊山修始皇陵的刑徒英布，逃跑后至江中，纠集众多刑徒为“群盗”（《史记·黥布列传》）；在巨野泽（山东巨野一带），也有一伙少年在彭越的率领下为“群盗”（《史记·魏豹彭越列传》）。连一些下级官吏也有逃亡的，如身为泗水亭长的刘邦，在押送服刑的刑徒及服役的农民途中“途多道亡”，最后刘邦“自度比至皆亡之”，无法交差，只好将押送的人全部放走，自己也逃亡，“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史记·高祖本纪》）。这些零星的反抗，在二世胡亥统治时期已汇合成为一股股起义的细流，冲击着秦二世的统治。

就连昏聩的二世胡亥自己也感到了统治危机，他登上皇位之后就承认“黔首未集附”。为了稳定局面，巩固统治，二世也想袭用秦始皇以耀武扬威来“威服海内”的办法。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春，胡亥同李斯等开始“巡行郡县”，先到碣石，又沿海南下至会稽，再绕回辽东，最后从辽东返咸阳“至辽东而还”（《史记·秦始皇本纪》）。但这种虚张声势的办法早已不能将人吓倒，在二世上台不久的短短时间内“欲叛者众”（《史记·李斯列传》），这时，全国至少有一半人以上都加入了反对秦王朝统治的行列：“百姓……欲为乱者，十室而五。”普天之下，民怨沸腾。对于秦王朝的封建统治，已经到了“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汉书·贾山传》）的地步，奋起反抗秦王朝统治的人愈聚愈多，更多的人“逃亡山林，转为‘盗贼’”，出现了“群盗满山”（《汉书·贾山传》）的局面，整个中国大地到处都迸发着仇恨的火星。

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愈来愈尖锐。由于秦二世、赵高等人杀戮宗室和大臣，使朝廷内也开始分崩离析。

这样，在秦二世统治开始以后，“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人怀自危之心，各阶级、各等级的人都感到过不下去了。于是，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时机终于成熟。

二 起义的爆发和反秦战争的初步胜利

大泽乡的烽火 正当在秦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被秦始皇、二世胡亥等独夫、暴君蹂躏得再也无法向前迈步的时候，一场惊天动地的农民战争使社会解脱了危机。而适应这一时代需要，最初点起革命烽火的两个伟大人物，就是陈胜和吴广。

陈胜又叫陈涉，阳城（河南登封）人。吴广又名叔，阳夏（河南太康）人。这是在秦王朝统治下的两个贫苦农民。陈胜曾为人佣耕，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使他对现实充满了忿懑和不平，他不甘于贫困的生活地位，曾经对同伴说“苟富贵，无相忘”，反映了他要改变现实的“鸿鹄之志”（《史记·陈涉世家》）。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胡亥下令“发闾左”去戍边。闾左是住在闾里左边的贫苦农民，他们多是一些依附农民，惨遭地主阶级剥削，但在封建政府的户籍中没有他们的地位，所以他们是“复除者”（《汉书·爰盎晁错传》引孟康注）。在一般的情况下，封建政府是不发闾左服徭役的。现在，竟将徭役摊派到“闾左”的头上来了，说明兵源和劳动力已缺乏到什么程度。陈胜、吴广也被征发，随着另外的九百个贫苦农民，在两个将尉的押送下，到渔阳（今北京密云）戍守。但行至蕲县大泽乡（安徽宿县东南20公里的刘村集附近），遇到大雨，不能前进，按秦法规定，戍卒不按期报到，必定斩首。在这生死关头，早已蓄意举行起义的陈胜、吴广私下商量说：赶到目的地或者逃亡都没有活的希望，不如趁此“举大计”干起来吧。陈胜平时十分注意社会状况，他不仅对秦王朝的残酷统治，有切肤之痛，而且对形势有极清楚的认识，他说：“天下苦秦久矣”，二世胡亥本不当立，但他杀死敢于劝谏秦始皇的公子扶苏，夺取皇位，十分不得人心。楚将项燕“数有功，爱士卒”，在楚地威望很高，许多人还不知道这两个人已死，如果抬出扶苏和项燕作为号召，鼓动起义，定有不少人响应。陈胜的分析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为了发动和团结广大群众，把统治阶级中有影响的人推出来作为号召，正是陈胜对当时社会有深刻了解的表现。封建社会初期的农民，对“昏主”“暴君”和“贪官”抱有强烈的仇恨，他们希望和拥护“清官”和“好皇帝”，正是从这种实际出发。

陈胜、吴广为发动起义作了周密安排。首先，他们利用群众迷信思想，大造舆论。陈胜、吴广都是被指定的屯长，他们在戍卒中都有一定的威信。为坚定大家对陈胜的信任，他们暗暗地在帛上书写“陈胜王”三个字，并把它藏在鱼腹中，戍卒在剖鱼时发现这一帛书，非常惊异。他们又在深夜，到附近丛祠中点上一堆火，并模仿狐狸的声音，大呼“大楚兴，陈胜王”。这“鱼腹藏书，篝火狐鸣”的办法十分有效，戍卒们私下纷纷议论，觉得陈胜能成大事。因为楚将项燕曾在蕲县反抗过秦军，这里原为楚地，所以宣传“大楚兴”对当地农民有很大的号召力。在封建社会里，像陈胜、吴广这样的“瓮牖绳枢之子，筈隶之人”（贾谊《过秦论》），两个不出名的贫苦农民，要发动众多的农民举行起义，能够想到利用这种方法，充分表现了他们的聪明智慧、组织才能和首创精神。

地火在运行，只要开一个口它就会爆发出来。陈胜、吴广找到了一个很适合的喷火口。押送戍卒的两个军尉十分骄横，九百个贫民对于秦王朝的仇恨，首先都集中在军尉身上。一天，这两个将尉（即军尉，因押送戍卒故称将尉）酒醉，吴广故意说要逃走，将尉一听果然举鞭就打，激起在场的戍卒们的愤怒。将尉鞭打吴广还不够，竟要拔剑杀人。吴广奋起夺剑杀死平时作威作福的将尉，陈胜也帮助将另一个将尉杀掉。早就郁积在大家心头的仇恨，像烈火一样顷刻喷发出来。陈胜抓住这一时机，对大家说：现在已经超过规定到达的期限，“失期当斩”，就是不被杀头，戍守边境的十有八九都要死在那里。他指出：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反抗一条路，“壮士”要死，也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难道王侯将相是天生的吗！陈胜的话，使大家下定决心，同声响应：“敬受命！”于是，九百个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以“大楚”为号，并推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组成了一支手持木棍、农具的起义队伍。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就在这大泽乡燃烧起来了。

初步取胜占领陈县 起义开始后，陈胜、吴广就率领这支愤怒的队伍，向大泽乡所在的蕲县进攻，并立即占领它。接着，就分兵两路向东西两面发展：一路由符离人葛婴率领部分起义军向东；另一路由陈胜自己率领，向蕲县以西挺进。这两路军队一路得到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势如破竹，迅速占领铚（安徽淮北濉溪县临涣镇）、酂（河南永城西酂城）、谯（安徽亳州）、苦（河南鹿邑）、柘（河南柘城北）五个县城。在十天左右，横扫数百里。义军所到之处，被压迫的人民纷纷前来投奔，当进入陈县境内时，这支队伍，已经拥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多人，步兵数万人了。

陈（河南淮阳）在西周至春秋时曾为陈国首都，战国末，楚国曾自郢迁都于此，这里地处鸿沟和颍水会合处，是南北交通要冲，秦统一后，是陈郡首府，为秦代的一个重要城市。起义队伍来至陈县，郡守和县令均已逃走，只有郡丞率秦军抵抗，在丽谯门一战中，郡丞即被杀死，起义军迅速占领陈，几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这座城市。

陈是秦末农民起义军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也是一个重要根据地。革命形势发展，要求起义军建立更严密组织，提出明确的纲领口号，于是，陈胜等入陈后“号令召三老、豪杰皆来与会计事”（《史记·陈涉世家》），大家认为“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史记·陈涉世家》）。于是，陈涉立为王，号曰“张楚”。这里提出的“伐无道，诛暴秦”就成为农民起义军响亮的口号。而“张楚”又成为当时的年号。1973年底，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一件汉代帛书《五星占》，这是一部现存最早的天文书，在天文史的研究上具有特别重要价值。就在这一部科学价值很高的古书上，出现了“张楚”的年号（见《“五星占”附表释文》，载《文物》1974年第11期）。这一事实证明秦末农民起义军在陈的整顿、健全组织，具有深刻意义，使张楚的年号深入人心，以至汉代出现的科学著作中，还“把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国（年）号张楚作为年号列入”，可以看出“农民起义军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刘云友《中国天文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载《文物》1974年第11期）

起义军在陈的胜利，使大泽乡燃起的革命烽火，飞速地蔓延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原来散布于各地的革命力量，很快地以陈为中心，汇合成一支巨大的洪流，形成了全国性的伟大的农民战争。

反秦力量的空前汇合 陈县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各地“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史记·陈涉世家》）。人们起而响应陈胜，在各地展开了斗争，“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史记·张耳陈余列传》），纷纷揭出反旗。如沛县人刘邦，在陈胜等占领陈县的后两日，聚众数百人，杀死沛（江苏沛县东）令，在沛县举行起义。刘邦立为沛公，集众二三千人，攻占胡陵（山东鱼台东南湖陵城）、方与（山东鱼台西旧城集）等县。凌县（江苏泗阳西北）人秦嘉，铚县人董，符离人朱鸡石，取虑（安徽灵璧东北潼郡）人郑布，徐县（江苏泗洪南大徐台子）人丁疾等在淮北举起反秦的旗帜。这一路义军向郯县（山东郯城县北）进攻，把秦王朝的东海郡守庆围困在城里。郦商在高阳（河南杞县西南高阳集）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几千人。项梁、项羽在吴县（江苏苏州）听到陈胜起义消息后，立刻起兵响应，杀死会稽郡守殷通，集合精兵八千人。沛县人王陵聚众数千人，占据南阳（河南南阳一带）地区。昌邑人彭越也已聚众千余人。早已率一支“刑徒”组成起义队伍的英布，活跃于鄱阳湖一带，这时也迫使番阳（江西鄱阳县东）县令吴芮共同起兵，队伍发展到几千人。这些队伍都以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队伍为中心，把“张楚”作为他们共同的旗帜。真是所谓“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贾谊《过秦论》）。

陈胜、吴广所直接率领的队伍，更是“从之如流水”。广大贫苦农民纷纷投奔起义军，其他各阶级、各阶层人士，也在反秦的旗帜下，有的人也参加了陈胜、吴广的队伍。如原赵国的名士张耳、陈余，曾被秦王朝追捕，他们隐匿下来，当陈胜起义军占领陈地后，他们就跑来参加。孔子的八世孙孔鲋为一儒生，也“持孔氏礼器，往归陈王”（《史记·儒林列传》）。上蔡人蔡赐原为“房君”，也在起义的高潮中参加了陈胜的队伍，被任为“上柱国”。这些人参加了农民起义军，说明起义军声势浩大，它的威势使统治阶级内容矛盾加深，一部分地主阶级人物投奔到反秦队伍中来，这对于加速秦王朝的灭亡，是有积极作用的。另一方面，由于汇合在反秦旗帜下的力量庞杂，任何人都难于把如此浩大队伍统一起来，所以后来反秦的队伍发生分裂，也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