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之三 黑暗的王朝与迷乱的诗坛
——晚明诗史述论 在进入清代诗史的探讨之前，有必要回溯返观一下前续时期的诗风流变。与任何一代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诗史一样，明诗既有它自身演变发展的道路，又有其极为繁富复杂的因变内涵。加之历来对明诗的偏见、成见以及简单草率的一些论断，比起前朝诗歌来，要理清其脉络绝非三言两语所能明，本书无法也无须承担此义务。至于在有关章节中牵涉到明代诗风的某些问题而必须予以辨认时，笔者将陈述管窥蠡测之见。但是晚明诗史在这里不应绕开，因为它直接与清代诗歌的因变承启有着深层潜在的复杂联系，而且晚明诗歌所呈现的多种独异的现象，以及清初诗坛的一些领袖式人物对此类现象所持的同样显得非常独异的态度，足供诗史研究者审视参酌，从中引出认识和教训来。这后一点，也就是本章所以较多地注意竟陵诗派以及对其所施加的诸多严厉抨击文字的原因，其他有关明清之交的诗风启变承续问题，稍为简略，当俟后文补苴。
晚明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在尊“道”还是崇“文”，守“格”还是主“情”，昵“古”还是重“今”等一系列重要的关系到文学生命力的问题上，从明代中叶以来几经争辩和实践，到晚明时期可说是已渐见端倪，消长之势亦颇显豁了。戏曲、小说的张扬个性，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反拨和挑战固甚鲜明，散文小品的求“真”主“情”的创作现象也掀开了古代散文发展的新一页。基于城市商业经济的兴隆、市民阶层的扩展、世俗审美追求的变更而促动的文学新变浪潮，在封建文学最称主要传统形式的抒情诗领域内，同样发生巨大反响。这就是被正统人士称之为“时调”、“时习”以至“末流”、“邪说”的公安、竟陵二派的崛起。尽管诗这一抒情体有着自身形式的制约，加之历史的由积极的和消极的因素糅成一气的负担特重，故而其变革的步子其实远没有其他文学样式跨得大；可是由于这是最为文化圈中的才士普遍运用的“载”情之体，所以一旦新变，即风靡南北，从而深为传统守护派们所恶，从心底里视为异端怪物，甚而恶之为洪水猛兽，惊呼此乃“亡国之音”！而紧接着公安“三袁”而起的竟陵派所遭到的抨击和被冠戴的恶谥尤见凶狠。这个从万历后期方兴，盛行于天启、崇祯二朝，实际上在晚明最有影响，诗风覆盖面最为广袤的流派，终于在连经讨伐，特别是清初钱谦益、朱彝尊等的定谳下，一蹶不振。“浸淫于时调”、“为竟陵薰染”云云已成最不光彩的评骘，谁也怕沾其边。应该说，竟陵派比起三袁来遭际要不幸得多。在清代主张“性灵”说的诗人并不讳言及公安一派的承续，可绝对没有哪个诗群愿声称与竟陵有瓜葛。鞭尸倒不少，香火已断绝。然而，这却是结束有明一代诗歌的流派群体，它是晚明诗歌最具新鲜活力的一种群体风格。
为什么竟陵派得以风靡大江南北？又为什么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诗界大老们要如此讨伐这个诗派？
就诗学主张的渊源言，以湖北竟陵（古时又称景陵，今为天门县）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这一诗派是沿承了公安派袁宏道三兄弟的“性灵”主张而来。公安的倡导“性灵”是为抗争前后“七子”以来愈演愈烈、大违初衷的昵古、拟古之风，李梦阳、何景明等追求“真诗”的意愿，演化成了一片白苇黄茅般的复古泥淖。袁氏三兄弟追求的其实也是“真”，同时更多地要表现新，属于诗人自己的个性的新鲜感受。真则灵，灵必然以新为依归。关于公安诗派的意蕴，历史多有评定，亦为人们熟知，包括它的弊端，即率意性伴随而来的浅与滑。当一个流派初成，带来一片新鲜景象时，必然会团聚进而蠭起一个群体来。当宗法某种理论主张或创作实践时，又必然在将积极因素发挥淋漓尽致时，消极的东西也一起被推向极端。钟惺在《问山亭诗序》中说，当年袁中郎为“恶世之群为于鳞者，使于鳞之精神光焰不复见于世”，所以抨击这位后“七子”领袖李攀龙；谁知道“今称诗者，遍满世界化而为石公矣，是岂石公意哉”？
石公，即袁中郎之号。开派人物大抵属于头脑较清醒者，钟氏说此话就显得很冷峻。所以三袁中最小的那位袁中道在《花雪赋引》中说，他和钟惺及另一友人周伯孔在这一点上引为了同调，以“清绮邃逸”的“胸中无一酬应俗语”的创作实践，“誓相与宗中郎之长而去其短，意诗道其张于楚乎”！
从现象上看并不复杂，竟陵诗观渊源公安，在袁宗道、袁宏道相继逝世后，中道作为一派的主要代表不仅认可而且支持了钟惺等的补苴之举。而再从审美情趣上言，当年三袁为反对复古风气，扫除“雅”的保护体，是极力张扬“俗”的倾向；现今为校正“俗”的审美观念不流于油滑、浅薄，再从“雅”的走向上来强调一下。竟陵派鼓扬的“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钟惺《诗归序》），正是收外向之势为内敛，返俗趋雅，以雅济俗之举。同样是讲“性灵”，现在于“真”之外还要求“厚”，厚就是为救浅薄；而“厚”之得来，是需要沉静以思，默察以辨，积聚个性内在的潜藏力量和对对象的感悟深度的。按理说，雅俗之辨和雅俗相济，在中国文化史上包括文学文体史在内，属并不鲜见的运动形态，何以这一次竟风靡起来，迅捷地从钟、谭合编成《诗归》之时算起，不到三十年时间里，在贵族化的和寒士圈内各个层面上“风移俗易，滔滔不返”了呢？这，必须从那个特定历史时代去审辨。竟陵诗风作为一个精神的窗口，正好顺应了特定群体心绪的自我抒展的需要，一种忧郁、迷茫、孤寂、苦涩的时代病态心理的需要。
明神宗朱翊钧是个贪酷又昏聩的无道之君，在他君临的四十八年间，朱明王朝走向了最为黑暗的时期。接着光宗朱常洛似乎有意整饬朝政，却服“红丸”中毒，旋即死去，视朝仅一月左右。熹宗朱由校又是一个混账皇帝，大权旁落到客氏与魏忠贤宦官集团手中，于是阉党横行，清流屡遭毒手。此时山海关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军事政权已锐势蓄成，虎视而西。而关河上下、大江南北饿殍千里，民怨积深，愤火内郁，只需一把火势将燎原。所以，待得朱由检承大统时，虽清除了阉祸，却已国力四溃，无以应对“辽事”，抵御咄咄相逼的爱新觉罗军事集团，同时也治丝益棼地为揭竿而起的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武装所困，终至于在崇祯十七年（1644）他一条绳自缢于景山，宣告朱明中央政权的崩溃。这就是晚明政局。史事纷杂，细说甚繁，此处主要交代的是万历十七年后的社会现实。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八有一段按文，言甚简赅，陈氏说：
万历中叶以后，朝政不纲，上下隔绝，矿税横征，缙绅树党，亡国之象，已兆于斯。而公安、竟陵之苦音侧调应之，声音之道与政通，应如桴鼓。
陈田是清末民初人，在同样是不喜公安、竟陵“时调”的诗学家中，陈氏较为客观平允。他的按语要言不烦地讲了“政”和“文”（声音之道）的因果关系，一个“应”字下得十分精确。关于“政”，万历帝二十年不视朝，殿阁大僚们自张居正罢相后唯以自保为要，颟顸之臣充斥朝堂，能无“不纲”？能不“上下隔绝”？矿税横征事，《明史·食货志》说“或征市舶，或征店税，或专领税务，或兼领开采”，是太监们跋扈天下、凌虐商民的恶行之一。而“缙绅树党”，造成的门户之见，沆瀣一气，党同伐异，可说是在历史上最为恶性膨胀时期。被视为也是挹竟陵诗风流波的浙江平湖人赵韩有句说：“孤主河山如瓦注，群公门户自金汤。”可说是对这现象很深刻的抨击和生动写照。如果说，横征暴敛、皇庄圈地、贵戚侵民，导致四海疮痍，那么缙绅树党则是在相互攻讦的同时又壁垒自守，并造成师心自用、用人唯亲恶习。这对举贤荐才、求同存异以养士风来说无疑是倒逆之流。于是真正有志积极用世的才士必然备遭扼制，恬嬉机巧之辈则为虎作伥。这种风气在文化圈子内也已严重剥蚀着生气，划地自守的痼疾在明代中叶的诗坛文苑随处得见。明代前后“七子”的领袖们好标榜，又容不得异己的褊狭气量就是这一风气的具体表现，至于历届台阁文人的排他性的贵族化作风更不待言。处于文人们个性自觉愈来愈强化的时期，网络自紧，门户森严，唯我独尊的风习必然遭到大批位处下层的才士，特别是寒士布衣们的逆反抗争和不平。对此，钟惺有一段很愤懑的议论，他在为奇穷诗人陈昂作的《白云先生传》之末论曰：
明自有诗，而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诗，何隘也？画地为限，不得入。自缙绅、士夫诗，的的有本末者，非其所交游品目，不使得见于世者多矣，况老贱晦辱之尤如陈昂者乎？近有徐渭、宋登春，皆以穷而显，晦于诗；诗皆逊昂，然未有如昂之穷者也。
因为以垄断造就权威形象，对“非其交游品目”者“不使得见于世”，于是尖锐地构成特定文化层面上的矛盾冲突。钟、谭为代表的竟陵派中人，畸士、布衣、孤寒贫贱之辈特多，显然与钟氏力破“二三君子”的自以“明诗”典范模式和他们所固守的樊篱有关。试看钟惺接着上文之后的另一段话：
吾友张慎言曰：“自今入市门，见卖菜佣，皆宜物色之，恐有如白云先生其人者。”甚矣！有激乎其言之也。
这是为广泛地处于“市门”的才人争席地的大声疾呼。竟陵“楚风”之所以遍于九州，只要从文化背景上予以观照，应不难理解的。事实上，如陈昂这样的特多心苦语硬之唱的布衣寒士，在竟陵诗廊里真也不少，吴门朱隗、徐白，浙西陈则梁、赵韩，闽中商家梅，徽州王野等等，后先数十年间，名单长长一列。然而这些孤僻寡合，傲对缙绅，甚至“下帘卖药，虽甚饥寒，人不得而衣食之也”（《列朝诗集小传·沈野》）的文人既有异于明末盛多的“山人”之属，又并非只具小慧才，谱几首寒酸歌的角色。以陈昂来说，据说其有集十六卷，五言律就达七百首，今已佚。仅据《明诗纪事》所录七首中如《夜泊》表现其家乡福建莆田遭倭寇之扰，破城后的情景，即属甚佳之作，诗云：
此地知何处？扁舟系小亭。
孤村低卧水，野屋大于瓶。
却少犁锄乐，尚余锋镝腥。
白头万里客，仰愧老人星。
马之骏《妙远堂集》序其诗时称陈昂系“挫名愤世”之人，陈田在所加按语中又说“孤迥清峭，称其为人”，并进而认为：“袁中郎识徐青藤，钟伯敬推陈白云，可谓孤情绝照。”
所谓“孤迥”、“孤情”以及钟、谭常常标拈的“孤怀”、“孤诣”、“幽深孤峭”，实际上正是“挫名愤世”的社会心态的凸现。所以，与其说是冷静地自娱，倒不如讲此种心绪是幽愤自燃。因此，指责他们漠视现实，自得其乐，恰恰误会大矣。
其实，这是一个失落了笑的时代，即使狂放也已抽空了自我平衡的骨架，狂不成形，放难展怀。在钟惺、谭元春树帜诗坛的时候，袁中郎式的潇洒脱略、清狂放逸行径已失去相应的社会氛围，尽管他们之间前后相隔不多年。黑暗王朝在进入全面溃烂时期，戕害民气，伤蚀人心，精神的窒息所导致的社会沉沦周期本不需要一代人时光的，何况文化人独持有某种敏感性。不妨简单地排一个年表：
袁宗道（1560—1600嘉靖三十九年—万历二十八年）
袁宏道（1568—1610隆庆二年—万历三十八年）
袁中道（1575—1630万历三年—崇祯三年）
钟惺（1574—1625万历二年—天启五年）
谭元春（1585—1637万历十三年—崇祯十年）
从五人的行年和明王朝政况的更变相观照中，可以把握到公安、竟陵二派领袖人物的心态差异或者说心绪底色的差异。袁宗道、袁宏道的早年多少仍感受及明代中叶以来相对繁荣、稳定的现实气息。宗道于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第一，时年二十七，正当风华；宏道幼于其兄八岁，于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年仅二十五，尤见英俊。宗道早卒，宏道早归，但京华人文、吴门风流烙在他们各自心底上的色调是明畅居多，温煦闲雅居多。钟、谭则不同了，钟惺晚生于袁宏道十四年，袁家二兄弟高中之年他们或尚少年或才及冠，中进士则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时已三十七岁。也就是说，袁氏伯仲清放狂逸之年，钟惺尚在苦读谋仕时期，其中进士之年也就是袁中郎谢世之时。他不仅没能赶上略可放怀的岁月，而且入仕途之初便身难由己地被卷入党争中去。他的两面得罪，有论者喻之于晚唐李商隐，心境之寒苦可以想见。至于谭元春更幼于钟惺十一岁，万历、天启、崇祯的黑暗、动乱年代他经历了全过程。
对年表粗略的很不深入的分析比较，为理解竟陵替代公安而起的特定条件和基因应多少有助益的。这确实是已失落了欢笑的时代，即使名为笑，那也是较哭更痛苦的笑。王思任是被钱谦益讥之为“入鬼入魔，恶道坌出”的竟陵旁派人物，这位以祭于谦墓诗“社稷留还我，头颅掷与君”句以及《让马瑶草》檄文中“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警语著称于史的诗文名家曾以谑庵自号。他的“虽谑而庄，虽迂而急”实系他那一代文人愤慨激越、痛心疾首的情态的变异表现，最堪说明时代的凄楚心理。王思任的《屠田叔〈笑词〉序》有“极笑之变，各赋一词，而以之囊天下之苦事”一语，道尽了以笑为哭，世失笑影的那个时代氛围，同时也是竟陵“楚风”遍南州的演进过程中的典型景观，个中之味是鲜活可觉的。
本章无意对竟陵诗派，对钟、谭以及相关诗群作全面的评析，这需要别有专著来完成。上述点式剪评，只是想论辨史实，表明“后进多有学为钟先生语者，大江以南更甚”（沈春泽《隐秀轩集序》），世人“效慕恐后”的现象是时代使然，并非钟、谭诸人有什么魔法诱人入“恶道”。钟、谭倡导的诗风，当然与诗史上任何流派风格一样，往往是利弊相伴，功过兼任的，再说这诗派盛行期只不过三十年左右，要想在运动中扬长避短，取精用宏，不时校正，还未允予以足够的时间，一场对封建文人来说无异于山崩海立的易代之变就急风骤雨般地狂袭而来了。而对竟陵诗派来说，还不只是遭逢时代的共性噩运，来于诗国的凶猛的绥靖尤见致命，其命运着实凄凉之极。
钟、谭在诗界其实是属于位卑名微的小人物。他们编成的《诗归》被举世奉为“金科玉律”，“一时纸贵”，并非靠权势，赖大有力者的鼓吹。如前所述，这本是一个歌哭无端的年代，需要有此一格来反拨褒衣博带，甚至是肥皮厚肉式的诗歌腔调。即使谈不上敢哭敢笑，而仅仅是多出寒苦幽峭之吟，毕竟真而不伪，没有描头画足之陋习。处于月黑风高、凄霖苦雨之时，瘦硬苦涩之音无论如何要比甜软啴缓之声更接近历史真实。何况《诗归》编著宗旨说不上离了什么大谱的，钟惺在《诗归序》中说“选古人诗而命曰《诗归》”，意在“见吾所选者，以古人为归也”；而“以古人为归”，就是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很显然，他们并不是无法无天、踩倒传统的狂妄之徒，对“古”绝无不尊之心，“古人之精神”仍视作“接”之规范的。问题在于他们绝不弃去“后人之心目”，一味昵古、迷古，而这正是竟陵的精神旨归点。“孤意相今古，虚怀即是非”，钟氏在《友夏见过与予检校〈诗归〉讫还家》诗中提出的“孤意”二字也就是“后人之心目”，具体讲即他们自具的手眼。既然自具手眼，就必然跳脱出前人所定的一切定式和框框。谭元春《诗归序》中有一段很关键的话：
法不前定，以笔所至为法；趣不强括，以诣所安为趣；词不准古，以情所迫为词；才不由天，以念所冥为才。
“法不前定”，是强调“我”；“趣不强括”，是主张“真”；“词不准古”是倡导文随情生，不为文造情，着眼在“情”；“才不由天”在此主要指的是：人无贵贱，无亲疏，只要“以念所冥”，即有真感受，作深思考，出真情意，就是冥合人天，人皆能“才”；不靠天赐，也不必要由谁来封赏、确认。这些事实上是对“后人之心目”的具体阐述，无疑带有对传习成见很大的反叛性。习惯于将“古”与“传统习见”等同者总以为反对了传习之见也就是欺师灭祖，不要传统。这已成了一种“传统”。于是，钟、谭之论的反叛色彩在这样的背景底色上被硬是强化了，他们无非讲一些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实在话，却被视为旁门左道，妖言惑众。因为，封建传统的诗教规范是：中和醇雅、温柔敦厚、怨而不怒。这种诗的承传家法似乎也并不排除“我”、“真”、“情”等等因素；但实质上高悬此一架框子，一切都必须合此框架，不然即离经叛道。“孤意相今古”，这“孤意”的坚持，势必会游离诗教的“是非”标准，此种离心倾向在传统守护者来说最易敏感地嗅及。“以诣所安为趣”，必非规范之趣，歌哭笑骂，你“安”了，传统就不安了，因为这不敦厚。“以情所迫为词”，幽深孤峭的内心独白式踽踽行吟，你的情被“迫”为了诗，但不醇雅，不心平气和了。诸如此类，全被诮为“尖新”、“尖酸”、“诡变”。尖，锐之谓也。锐气锋芒之出原是“诣所安”、“情所迫”、“笔所至”的结果，但这被定为“恶道”，可见宗法之严酷。宁钝，宁旧，宁甜，宁模拟，宁因袭；不可蜕变，不必趋新，不能多凄苦（小人才常戚戚），更不容怨而怒，这正是潜居于传统成见中的是非观。竟陵诗派的所以痛遭贬斥，其问题的要害即在这里。于是，并没有立盟，也未结社的这个诗的流派被恶谥为“楚咻”，成为诗国的乱臣贼子而被讨伐。诚然，定谳者们也是各有自己的“心目”，所以用意和目的各自有异同，需要分辨。
应该说，出于艺术审美情趣的差异，风格追求的各趋，从而与竟陵诗风持反对态度，是诗界正常事。本来，流派虽不免存门户之见，但终究不应是王霸式统治集团，更非独吃一路的草寇或行帮。文学流派固然在自身流变中始能葆其生命力，同时也是在与外部的别的流派或风格群的争辩竞妍、切磋摩荡以至攻守折冲中获取新发展。凡故步自封、只此一家、唯我为尊之类陋见恶习，恰恰都是流派演进的大敌，也是自戕生气的腐蚀剂。所以，在诗的美学观念上存在争论倒是诗的事业的幸事，对峙的哪一方都不必存有你死我活之念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来争得自己应有的位置。
晚明时期，反对竟陵诗风的本就不少见，其中以陈子龙为代表的，由“几社六子”、“云间三子”及宋征舆、宋征璧兄弟子侄群从等为骨干的云间诗派，就是从诗的风格、情趣上与竟陵异趣的最有影响的群体。这个诗派覆盖面甚广，在时空延续的跨度上也甚大，其余音流响直到清代初期以至往后传存很久。
陈子龙（1608—1647）和他的盟中诗友大抵都是松江府属人，此地古称“云间”，故以是名派。较之钟、谭来，陈子龙已是晚一辈人，当他名著诗坛时，竟陵派二位领袖正相继去世。但“楚风”正盛，他在《遇桐城方密之于湖上，归复相访，赠之以诗》的第二首中唱道：
仙才寂寞两悠悠，文苑荒凉尽古丘。
汉体昔年称北地，楚风今日满南州。时多作竟陵体。
可成雅乐张瑶海？且剩微辞戏玉楼。
颇厌人间枯槁句，裁云剪月画三秋。
此诗作于崇祯五年（1632）秋，陈子龙二十五岁时，方以智（密之）《膝寓信笔》“壬申游西湖，遇陈卧子，与论《大雅》而合”可证，卧子系陈氏之字。其时方以智年二十二，彼此均尚未入仕，正当风华英俊，“流连声酒”之际。“文史之暇，流连声酒”是陈子龙自撰《年谱》崇祯六年条下原文。方以智后来被称为“明末四公子”之一，其父方孔炤，崇祯朝官至湖广巡抚。以智少承家学，随父宦游，此时则正值其“曼游”南北，裙屐风流之年。陈子龙在诗中厌“人间枯槁句”云云，应该说是他们特定的生活情趣陶冶成的审美倾向的合理表现。而且必须看到的是，当其时陈子龙等出之于具体生活情境以及心境，所反映的追求“裁云剪月”的诗美情趣，属于情爱抒述的性格需求为主，尚不是为抒露“忠爱”情。但不管怎样，以诗作为“情”之载体这一要旨他们是确认的，所以，一旦家国遭变，山河失色时，其所崇尚的诗风仍能继续载负故国忠爱情而在“体”与“情”的相副上并不乖隔。这当是认识和评价云间派诗的一个关捩，舍此则不可能准确阐释诗史上的许多现象。
但在当时，陈子龙确实只是从审美异趣出“微辞”，不扣大帽子。因为他并非从政治权术来绳衡诗风，故不失尔雅文士的风度。诘问以“可成雅乐张瑶海”，不雅即俗，如此而已。
他所面对的是“楚风满南州”，他所企望的是“汉体称北地”。这是晚明诗史史实的概括，“楚风”取代了“北地”李梦阳为代表的“七子”风尚；又是陈子龙及云间派诗法的渊源所自的表述，他们意欲振“汉体”以御“楚风”，实施转变“荒凉”的“寂寞”，使心目中的“雅乐”重张。陈子龙是晚明时期绍承“七子”派最称得法，从而深孚名望者，也可以说，是“七子”诗风得以历晚明而入清延续不断的一个关键的中介。关于陈氏的诗史贡献，他的追仰者有不少论述，其中称扼要的如《明诗综》引的钱瞻百语：
大樽（按：此系明亡后陈子龙所改称之自号）当诗学榛芜之余，力辟正始，一时宗尚，遂使群才蔚起，与弘、正比隆，摧廓振兴之功，斯为极矣。
明弘治、正德时代是李梦阳、何景明等“七子”称盛之际，与后继的嘉靖、隆庆年间李攀龙、王世贞“后七子”树帜诗坛时期，向被正宗诗论家奉为明代诗歌最隆盛的历史阶段。钱氏是以“中兴”七子诗派功臣推陈子龙的。子龙曾与李雯、宋征舆共主《皇明诗选》之政，在《序》中揭示有他们的诗学观：
揽其色矣，必准绳以观其体；符其格矣，必吟诵以求其音；协其调矣，必渊思以研其旨。于是郊庙之诗肃以雍，朝廷之诗宏以亮，赠答之诗温以远，山薮之诗深以邃，刺讥之诗微以显，哀悼之诗怆以深，使闻其音而知其德和，省其辞而推其志悫。
此《序》所述，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是音声体格，即审美取向；一是旨意情志，即诗的功能价值观。前者特别讲究宏亮之音，“准绳”就是“七子”追慕的盛唐音韵；后者则未出于温柔敦厚诗教，主守雍容不迫的中和气度，功能则仍然可归结为“致君尧舜上”式的上赞皇德，下化民风。很显然，云间派所倡导的诗学观很正统，是大多数封建文士乐于标榜的稳健的雅醇正始之论。
然而，宣言必须堂堂正正，实践可以自出手眼。云间诗派与“七子”有不同处，这就是陈子龙诗中的“裁云剪月画三秋”的裁云剪月的审美情趣。前已提到，这是一班既怀济世之志，又甚为风流倜傥的英华青年，歌榭舞楼、花前月下，演出过不少他们的缠绵悱恻、哀乐悲欢的韵事。情爱之写，有明亡之前不绝于陈子龙等的歌诗中。“云间七律，多从艳入。大樽味特深厚，而词更娟秀”，钱瞻百氏这话是合事实的。只是何止七律“多从艳入”，他那著名的《秋潭曲》、《水仙谣》等等指不胜屈的乐府体、歌行，何尝不“多从艳入”？如果认为陈子龙等云间诗人笔下全皆“香草美人”式寄托有家国之情，那是不实事求是的过誉和夸大，是拿甲申前后的一部分作品以偏概全。但是，情爱之歌，大多真有感受，不徒镂月雕花，才华藻饰，而这恰恰与“七子”余风的空枵、“瞎盛唐”泾渭别分，有真情总会显得灵动多精神的。
所以，云间派的成功在于承沿“七子”诗体形式美的外壳，既加以丽泽，又充实以实情真气，从而使诗的本体获得活力。如果不是这样，怎能有“一时宗尚”、“群才蔚起”的局面？然而，在明末，陈子龙等的诗与社会现实相切的不多，他们那特定层面上的生活写照是主体。至于后来声名愈振，与陈子龙抗清殉难、与夏完淳以十七龄之少年壮怀激烈赋“南冠”、与虽非云间籍而诗风相从，又同样悲壮殉亡明国君的张煌言等等的忠爱报国的坚贞形象分不开。在封建时代，忠爱之情是崇高之甚的，连清廷都知道必须抓这面旗帜以顺民气民心，“陈忠裕公”就是乾隆帝追谥的尊号。尽管明末清初殉难尽忠的不只是云间派中有，竟陵诗派中著名的忠爱慷慨之士似更可列举，但云间毕竟正宗色彩浓，于是水涨船高，在诗坛地位愈见显要。
然而，云间派的局限性也是显然的，他们的艺术偏颇和排他性格很突出。具体的表现集中地见于陈氏等编的《皇明诗选》，对此，清初王士禛在《古夫于亭杂录》中已指出过：
陈大樽《明诗选》，于弘、正间持择甚精；嘉靖以来，便稍皮相，十得七八耳。至“拟早朝”应制之体阑入，未免可厌。万历以下，如汤义仍、曹能始，不愧作者，概置之郐下无讥之列，此则大误，须合牧斋《列朝诗集》观之。弘、嘉间，虞山先生之论，不足为据，当以陈为正。
清初所有意在开宗立派的诗苑巨擘以及力求从纷纭杂陈的风尚中自走一路的诗家，莫不要对明代诗歌作一番检讨，进而揭明自己的认识和观点。王渔洋是其中比较能博容的一个，上面一段话表示他既不满云间派对“七子”诗风之外的诗人的一概排斥，又不同意钱谦益《列朝诗集》全盘否定“七子”一派。陈子龙等不取汤显祖（义仍）、曹学佺（能始），其实就是蔑视公安、竟陵诗风，王渔洋在行文中显得很谨慎，他不是从正面来涉及极敏感的问题，以免给自己惹一身虱子。
汤显祖的诗以清劲孤秀著称，后来诗为戏曲成就所掩，人们不大熟知，其实在当时诗名甚著。这位曾被很正统的论家视为“师古较有程矩”的诗人，只是因与袁宏道诗审美观认同，“舍七子而另辟蹊径”，被云间诗群排斥在视线之外了。至于那位在明末官至按察使，后又入南明唐王（即隆武帝）抗清政权，官拜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最终兵败自尽的曹学佺，诗既秀骨清声，多弦外之音，又编有著名的《石仓历代诗选》，盛行于世，竟也被置于“无讥之列”！其原因也无非曹氏“不甚学盛唐”（《闽小纪》），而且颇好竟陵诗风，幕下邸中招聚了不少“楚咻”诗人。曹学佺也被轻忽，足见绥靖尺度在诗界的严刻，竟陵派的遭致蔑视是不待言说的。
说王士禛谨慎而近于世故，是指他在关于汤、曹的评价时，认为《明诗选》“大误”，但在主张合参《列朝诗集》时，又只就“七子”的问题，指出钱氏之论“不足为据”。王渔洋回避了竟陵“楚风”问题。其实钱谦益对汤、曹二人的诗是啧有微辞的。对汤显祖只是肯定了他“自王、李之兴，百有余岁，义仍当雾雺充塞之时，穿穴其间，力为解驳，归太仆之后，一人而已”，即对其反对“后七子”有所肯定，而且主要是指古文方面，归太仆就是归有光。并还盛称汤氏的戏曲“洗荡情尘，销归空有”云云，至于诗，仅“四十以后，诗变而之香山、眉山”，进而引汤氏自己一句秃头秃脑的话为结语：“于诗曰变而力穷。”钱氏在不置可否之中所透现的褒贬之意是清楚的。对曹学佺，他说得具体些，在《小传丁集·下》先引程嘉燧的赏语，认为曹氏诗“以清丽为宗”，这在古代诗评语言中不算很高评价。接着对“其后”的变易多有贬辞，如“而入蜀以后，判年为一集者，才力渐放，应酬日烦，率易冗长，都无持择，并其少年面目取次失之。少陵有言：‘晚节渐于诗律细。’有旨哉其言之也！”此语中“率易”、“无持择”是要害处，熟知钱氏诗论文字者一看即知，这些词句正是他力斥竟陵时常用文字。所以，结论是“晚节”趋于诗律“不细”，借杜诗来否定曹氏诗。王渔洋的聪明处，在于取其所需，不取其所不需，持一种“各取所需”的态度。他在指责陈子龙等“大误”时，提出参照《列朝诗集》可以合而观之，却又采取视而不见钱氏较陈氏“大误”之见更有过之的论断。不能轻忽这一点，王渔洋所表现的不是模棱两可的取向，此中有深层的意义，关系到清初“神韵说”内核基因的组合问题。对此，研究家均未予注意，故顺笔及此，具体论述则是后文的事。然而王渔洋何以如此“各取所需”于二家诗选呢？实在因为钱谦益给予竟陵派诗所定的罪案令人不愿正面蹚此浑水。如果说陈子龙等只是人各所好地对竟陵派不屑一顾，还属于诗歌艺术范畴的异同之争，那么，《列朝诗集》以及稍后的朱彝尊的《明诗综》的对钟、谭诗体的论定，已远远超出了诗艺高下和是非问题，转演成祸国殃民的功罪的判语。其言辞之尖刻、态度之严厉、抨击之凶狠、结论之酷重，在中国诗歌史或文学批评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然而这对竟陵一派的打击所造成的后果却又是致命的，成为在封建历史时期不容辨白、无可甄别的铁案。特别是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成书于清顺治六年（1649），正处于二代诗风交接承转之时，更由于钱氏既是旧朝东林党中巨魁后劲，又是入新朝后息影虞山执东南诗坛牛耳这样特定的身分地位和所具的影响；尤其是他声称说“伯敬为余同年进士，又介友夏以交于余，皆相好也”，在钟、谭生前就“深为护惜，虚心评骘”，只是“往复良久，不得已而昌言击排”。这自然更具有权威性，他是仁至义尽，“不得已”而如此的。
问题是钱氏既然在钟、谭生前当“吴中少俊，多訾议钟、谭，余深为护惜，虚心评骘”，那么何以要在友人身后“昌言击排”到以为他们的诗风“为孽于斯世”，是“诗妖”以至于“国运从之”的地步？而且《列朝诗集》问世之时，正已是明朝覆亡之后，于是“诗妖”之说似不只是预言，竟完全成为卓具诗识之论，也起到追究祸根的实证作用。由此，钱牧斋的以大义为重而不顾友情私谊的这一“击排”，予人的印象已不仅仅是诗统的护法，更高的意义还在于对政统的卫护，是出于家国之情的义愤。在《列朝诗集丁集·中》，他对钟、谭确是如此讨伐的，兹节录如下：
伯敬少负才藻，有声公车间。擢第之后，思别出手眼，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以驱驾古人之上。而同里有谭生元春，为之应和，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谓之钟谭体。譬之春秋之世，天下无王，桓文不作，宋襄徐偃德凉力薄，起而执会盟之柄，天下莫敢以为非霸也。数年之后，所撰《古今诗归》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而寡陋无稽，错缪迭出，稍知古学者咸能挟策以攻其短。《诗归》出，而钟、谭之底蕴毕露，沟浍之盈于是乎涸然无余地矣。当其创获之初，亦尝覃思苦心，寻味古人之微言奥旨，少有一知半见，掠影希光，以求绝出于时俗。久之，见日益僻，胆日益粗，举古人之高文大篇铺陈排比者，以为繁芜熟烂，胥欲扫而刊之，而唯其僻见之是师。其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浸淫三十余年，风移俗易，滔滔不返。余尝论近代之诗，抉擿洗削，以凄声寒魄为致，此鬼趣也；尖新割剥，以噍音促节为能，此兵象也。鬼气幽，兵气杀，著见于文章，而国运从之，以一二辁才寡学之士，衡操斯文之柄，而征兆国家之盛衰，可胜叹悼哉！……
唐天宝之乐章，曲终繁声，名为入破；钟谭之类，岂亦五行志所谓诗妖者乎！余岂忍以蚓窍之音，为关雎之乱哉！
在附于钟惺之后的谭元春小传中则有：
谭之才力薄于钟，其学殖尤浅，谫劣弥甚。以俚率为清真，以僻涩为幽峭，……无字不哑，无句不谜，无一篇章不破碎断落。一言之内，意义违反，如隔燕吴；数行之中，词旨蒙晦，莫辨阡陌。……不自知其识之堕于魔，而趣之沉于鬼也。……
而承学之徒，莫不喜其尖新，乐其率易，相与糊心眯目，拍肩而从之。以一言蔽其病曰：不学而已。亦以一言蔽从之者之病曰：便于不说学而已。天丧斯文，余分闰位，竟陵之诗与西国之教、三峰之禅，旁午发作，并为孽于斯世。……
综钱氏之论，钟、谭之罪可以归结成：（一）“驱驾古人之上”、“唯其僻见之是师”，此谓“犯上”；（二）在“天下无王”之衰世，僭称诗国王霸，是“作乱”；（三）撰《诗归》“盛行于世”，造成“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是“篡法统”，坏了宗法规矩；（四）以“寡陋无稽，错缪迭出”的“不学”之见，愚蒙喜“尖新”、乐“率易”的“糊心眯目”的“不说学”之辈，是以己之昏昏使人昏昏，或者说是趁人昏昏而兜售一己之昏昏。于是（五）：成为“诗妖”而“为孽于斯世”，天下大乱，终竟“国运从之”，朱明王朝在竟陵诗派所操“斯文之柄”的指挥下，转致亡国矣！
这是多可怕的罪名，又是多可怪的逻辑！“国运从之”四字的因果背反，本末颠倒真可谓何其悖也！对这关涉败国之罪的定谳，今天固可不予置论，不必为此种荒谬之说花费口舌，但对上面四点具体的罪状须作必要澄清。
关于“驱驾古人之上”云云，很简单，今超于古，并不有罪，各抒己见，更属正常，何况钟、谭其实没有舍弃“古人为归”、“古人之精神”。其次，在“天下无王”之际“起而执会盟之柄”一条，也有点莫须有，竟陵派没有也不可能有乱中篡诗国统治权的能量，他们无非是春鸟秋虫，各自鸣吟而已。至于第三，编《诗归》而被人即使“奉之如尼丘之删定”，也不应归罪于他们。因为《诗归》盛行不是他们以权力硬派，规定必读，编诗选的在当时又不是他们竟陵一家，王法也没规定谁不能编。钱氏这类言论全属霸道手段，无限上纲，最能说明不顾事实地横加訾议的是竟陵诗风是“不学”或“不说学”的不根之说。人的学问有大小，本属世间正常事，学问大者嘲其小者，很轻薄，而且此类行径也不像大学问家的品行表现。何况钟、谭又岂真是“不学”之徒？至于说趋从或好尚“楚风”的均系“乐其率易”、“相与糊心眯目”之辈，更属诽谤，是厚诬了一大批饱学节烈的名宿。对此，须摆一点事实，以见真相。
黄道周，明末大学者，抗清殉难的名臣。清人陈寿祺《左海文集》中称其“德性似朱紫阳，气节似文信国，经术似刘子政，经济似李忠定，文章似贾太傅、陆宣公，诗则崛奇独造，不施鞚勒，所谓天人之才，独立无俦”。其诗实系宗尚竟陵风气，所以《静志居诗话》认为“诗才亦未免踳驳”。
倪元璐，明末著名学者，也是尽忠殉明王朝的名臣。刘宗周认为“京师甲申殉难者，以诗而言，倪元璐第一”（《自靖录》），而其诗亦系公安竟陵一派。黄宗羲在《南雷文约》中说道：“崇祯末，大臣为海内所属望，以其进退卜天下之安危者，刘蕺山、黄漳海、范吴桥、李吉水、倪始宁、徐隽李，屈指六人。”是皆“君亡与亡”、“国亡与亡”的“一代之斗极”。其中刘、黄、倪于诗则均属染“时习”者，难道可以定之以“不学”？
此外，如毕拱辰的“博综鸿秘”，冯一第的“廉顽立懦”，“尤精史学”，而诗皆“不能尽脱钟、谭习气”（《沅湘耆旧集》）；类似的殉难名臣名士还有如文翔凤、杨士聪、陈函辉等等，在晚明卓称才学人品俱佳而皆“沾染”竟陵诗风，凡此不胜枚举，岂可诬称为“糊心眯目”者？至于清亡后隐居山野、誓不与新朝合作的遗民诗人中如吴中徐波（元叹）、浙西徐白（介白）以及浙东、闽赣等地许多遗逸群均为竟陵一派中人，更是难加一一缕述，有的本书后章中将有涉及。这些又岂是乐于“率易”的轻佻浅薄之徒？
由此足见，说诗学竟陵就是“天丧斯文”，纯属恶言相加，博学如钱谦益如此横断，是越出了常理，令人诧异的。诚然，钟、谭都已于明亡前先后去世，人们无法断定如果他们存见于社屋既倾之时，将何去何从？但据文献所载，以他们的孤僻耿介，不喜与俗人周旋的品格看，或不至于热衷到丧失气节。而“深幽孤峭”的诗品既然是黑暗王朝的社会氛围的反映和逆离，那么当山河易主于汉族以外的民族时，深受“夏夷大防”思想教化的忠君爱国之心必会更益发挥他们的“深幽”之情和“孤峭”之性的。
是的，在残酷的铁蹄蹂躏下，在血与火的现实前，要么挺身浴血，要么逃迹山野，不是抗争，就是沉默。沉默，是愤苦之火的内焚形态，虽则迹近消极，但毕竟也是一种抗争，至少励志自守。这样，或许更显得“凄声寒魄”是必然的，“噍音促节”是自然的，“作似了不了之语，以为意表之言”是需要的，甚至在某种高压下，“哑”和“谜”也是无可厚非的。如此一想，不能不感到钱谦益在顺治六年（1649）编成并刊刻《列朝诗集》，如此地借旧时友人作为箭靶，作为“击排”对象，狠予鞭尸，到底是孰人痛孰人快？笔者无意深文周纳，要锻炼钱牧斋的罪名，但从历史大文化背景的辨认中，从特定社会政治特性的思考中，不能不有所感触。退一步言，钱氏将竟陵派与“西国之教、三峰之禅”并列为“为孽于斯世”的“妖”物，已是封建儒教中最保守最悖固的一翼的言论，对昌言朱程理学并钦定为规范思想模式的王朝统治者无疑是配合默契，不说是秋波暗送，至少有点借诗进谏的味道。这是不是也涉嫌越出诗的范畴作政治定评呢？并不，钱氏《列朝诗集》之选本来就不是没有政治因素的考虑，如一大批在顺治六年（1649）前南北殉难的史称烈士节士之作他就未选，这些该列名于《列朝诗集小传》的人均屏退了，陈子龙、夏完淳、徐汧、戴重以及黄道周、刘宗周等等，钱氏全都一刀切开，取消了他们也是明代“列朝”诗人的身分。这不是一种出于政治考虑？避嫌就是为了政治，避嫌和勇于自见往往是某特定时期举止的正负二面表现，可以互为表里。
从诗本身讲，从诗史角度看，钱谦益《列朝诗集》选政之操持，使得诗歌领域内“真”与“赝”、“情”与“格”之争，回归到诗的体格范围内的异同之辨，于是导致了有清一代诗歌在整体上长期胶结于宗唐祧宋、唐音宋调的争辩和宗法的转换。我以为，这是诗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捩和关目。由公安、竟陵凿宽渠流的强调诗人个性自觉的历史，到清代重新接续时由此而显得那样步履维艰，那样地迂回曲折、隐蔽。清代诗人，特别是才性飙发的诗人走自己的道路时，负荷显得太重，花的代价也更大了。
在这问题上，紧接钱氏之后推波助澜最力，也是影响最大的得数朱彝尊的《明诗综》。《明诗综》的选诗标准不尽同于《列朝诗集》，规模、数量也超过钱氏之选，从文献价值言亦更大，如对崇祯朝诗人及遗民群的甄录，大多足补钱氏有意无意的缺失。这是因为《明诗综》编成并开雕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朱彝尊七十四岁时，上距《列朝诗集》的刊刻已半个世纪有余，易代之际的故国之思问题的敏感性和冲突感已淡化，当然朱氏在选编时仍是非常谨慎稳妥的。对于诗人的评价，朱氏较钱牧斋要少一些门户之见，议论也力持公允、简略。可是这部“成一代之书，窃取国史之义，俾览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明诗综序》）的总集，在对竟陵诗派的抨击上，与“别裁末流，垂戒后学”的《列朝诗集》如出一辙，“亡国之音”的裁定同样极为严厉。朱氏说：
《礼》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非必日蚀星变，龙漦鸡祸也，唯诗有然。万历中，公安矫历下、娄东之弊，倡浅率之调，以为浮响；造不根之句，以为寄突；用助语之辞，以为流转；著一字，务求之幽晦，构一题，必期于不通。《诗归》出而一时纸贵，闽人蔡复一等，既降心以相从，吴人张泽、华淑等，复闻声而遥应。无不奉一言为准的，入二竖于膏肓，取名一时，流毒天下，诗亡而国亦随之矣。
此论见于该书卷十七“钟惺”的评语，在卷十八“谭元春”条下又说：
钟、谭并起，伯敬扬历仕途，湖海之声气犹未广，借友夏应和，派乃盛行。《诗归》既出，纸贵一时，正如摩登伽女之淫咒，闻者皆为所摄，正声微茫，蚓窍蝇鸣，镂肝
肾，几欲走入醋瓮，遁入藕丝。充其意不读一卷书，便可臻于作者。此先文恪斥为亡国之音也。
朱彝尊的断语亦未出二个方面，一是“流毒天下，诗亡而国亦随之”，一是“不读一卷书”的“不根”无学。但他的“亡国之音”说却又申明是其曾祖父“文恪公”之见，这就使得此判断更具权威性，助证了钱谦益之论并非臆断，是早有此见的人在，朱彝尊称的“文恪公”就是朱国祚，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天启朝官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傅衔，卒赠太傅，谥文恪。《明诗综》引陆圻的话说：“景陵诗派初行，公览之，惊曰：‘安得此亡国之音，吾不忍见之也。’”从而认为这位文恪公“知几其如神乎”！但仔细一辨，会发现朱国祚的“不忍见之”之说并非断言“诗亡而国亦随之”的必然性，他的“不忍见”多少是不忍见竟陵诗风中透现的衰飒悲凉之气。如果说诗风导自于现实，应和着衰世之象，那么，这因果关系没有倒置。当朱彝尊和钱谦益等将“亡国之音”与“国运从之”（钱氏语）、“诗亡而国亦随之”（朱氏语）联构一气，就成了国以诗亡、诗亡其国，这样，原属知微见渐、得风气之先的诗风，当然转换为“为孽于斯世”的“诗妖”了。
亡国“诗妖”之说能被多少人认同？对此倒不必过于认真，但在这恶谥之下的“不根”、“不学”、“不读一卷书”的抨击，影响则很实际。从因果的另一层关系上，著有《经义考》等巨编的大学者朱彝尊强化了钱谦益的观念，人们会引出这样的结论来：何以会堕入似魔道、似梦呓的“亡国之音”的恶障的？“不学”，“不根”！根，根本，具体到诗上来即是诗的依托基础，安身立命的诗道教义。简言之，就是儒家诗学观、诗教。而要有“根”，必须与“不学”作斗争，从“学”中获知“根”，醇己之情、雅己之格、正己之心、厚己之声，归依向“思无邪”，“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等等“根”上来。唯有如此，始能挽颓风，救诗之亡，免致“以蚓窍之音，为关雎之乱”，从而以雅正之音征兆国家之盛、政纲清明。
关于“学”，钱谦益在谈到他最为称赏的诗友程嘉燧时，曾就以这位“松圆诗老”为楷式强调了“学”的内容：“以为学古人之诗，不当但学其诗，知古人之为人，而后其诗可得而学也。其志洁，其行芳，温柔而敦厚，色不淫而怨不乱，此古人之人，而古人之所以为诗也。”这是将“学”主要纳入对“古人”的行为规范上去，而这行为规范则又正是儒家诗教的“根”，是诗之本原所出。诗教原出之于儒家行为典型，是后者的诗形态的外化。《静志居诗话》对此则从诗的儒家功能观之外，别补以诗的体格上、气韵上等本体规范性的“学”，同样是论及程松圆，朱彝尊以为程氏“格调卑卑，才庸气弱”，“如此伎俩，令三家村夫子，诵百翻兔园册，即优为之，奚必读书破万卷乎”？与捧“兔园册”的村夫子相对言，就是饱学经史富五车的硕儒。朱氏所着眼点即在此。
钱氏着重指出学“古人”之为人，朱氏则强调格调，即学古人之诗的体格，但“学”的获取是一致的：“读书破万卷。”这五个字出于杜甫诗，紧接一句是“下笔如有神”。看起来倡导“读书破万卷”似无大错，问题在于当规范诗的“学”只能学“古人之为人”以及体格，那么诗人自身所具的主体意识和个性自觉是否重要呢？而后者正是诗的命脉所系。按钱、朱二人之论，必然导入有“古”无“我”、知“古”昧“今”格局，特别是引向唯知从书本中讨生活以为本原的牢笼。明代“七子”主张不读唐以后书，原也是“学”的范畴；清人在力求摆脱“七子”流弊时，却又不断往返反复地胶结在学唐还是学宋的争论上，事实上未跳出“学”的这个受正统思想制约的怪圈。
对于“学”的问题，唐宋诗人固然从来不曾持过“不学”、不屑学的主张，可是也从未见过如清人那样以“学”为诗的生命线，把“学”提到不“学”无诗、不“学”亡诗的严重程度。清代诗人视“学”为诗的原动力源泉，以至发展到以学为诗，大量学人诗的出现，实非偶然事。其逻辑性推进的前提就是上述钱、朱等人对明诗“得失”的断语。“明人不学”，竟陵诗派之所以沦为“亡国之音”、“为孽于斯世”则是不学之尤的结果。至此，对竟陵派口诛笔伐的征讨，其对一代清诗的影响当可明晰地意识到。
“学”与“创”应该是互补为益的两面，而且“学”是为了“创”，失落了“创”的“学”势必陷入“因袭”、“模拟”的复古泥淖。创造性才是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事业的生命线。钱谦益等人对竟陵诗派的讨伐，已不只是艺术审美的异趣的冲动，更主要的乃在于对儒家诗教的捍卫，是宗法统绪的守护。然而，当他们树起自己的诗坛领袖的旗纛时，损伤和戕害的恰恰首先是诗的创造力，诗的生气活脉。这就是前面说的，清代那些才华飙发的卓异诗人在创造性建树中须花更大代价的缘故。钱、朱等人自身创作实践中的成就得失是另一回事，此中还有各种具体而复杂的基因，这里并非对他们诗史位置作全面评估；但就他们对明诗，对晚明诗歌，特别是对竟陵诗风的凶猛的抨击，导致中国诗史的某些走向绕出弯路，深刻地影响着一代清诗的发展道路，则是一个客观存在，人们应认真地符合史实地予以清理，逐步深化去认识它。
应该说明的是，对晚明诗史的检讨，在清初诗人自省怎样做诗时，人各有自己程度不同的思考，也并不尽认同钱谦益等的论断。这样的例子随处得见，试以周亮工编的《藏弆集》中的某些诗人在书札中所谈文字为例，书信较之序文、诗话来更易见真切，直截了当。董以宁《与倪
公》一信说：
今之谈诗者，邪说渐消，无不知攻竟陵者，而其弊即在于攻竟陵。知其俚鄙而学为华靡，知其纤曲而学为率直，联篇累牍，诩诩然自号能诗。卑者忘格调而竞风华，高者离性情而言格调，是学竟陵而诗亡，攻竟陵而诗愈亡也！犹之功令既严，无不知摹先辈者，然知浮华之掩理，则趋于枯寂矣；知怪僻之累体，则趋于平庸矣；浅者有波澜而未老成，深者有理会而无神化，此其弊亦即生于摹先辈，譬如古人已往，为土木以像之，衣冠是而人非矣！乃优孟复过而笑之曰：是不如我之能笑能颦，或歌或泣也。呜呼，将遂得为古人乎哉？
这信说得很干脆利落、淋漓痛快。董以宁（1630—1669），史称其工词，其实诗文俱精，与陈维崧、黄永、邹祗谟并称“毗陵四子”，后肆力经史，尤通《易》学。董氏年四十即逝，于钱牧斋属于江东后辈，从他这信中充分表现了顺治末期康熙初年一批思有创获的诗人对由“攻竟陵”而造成的怪圈现象的不以为然，深为厌烦。清代诗歌的得以继续发展，真气不绝，正有赖于三百年间时有清醒认识的才智之士。
更有兴味的是邓汉仪的《与孙豹人》信。邓汉仪（1617—1689）是《诗观》的编纂者，这是清初的一部大型“当代”诗选，共四集。孙豹人即孙枝蔚，隐居扬州的陕西籍遗逸诗人。请看邓氏信中所言：
竟陵诗派，诚为乱雅，所不必言。然近日宗华亭者，流于肤廓，无一字真切；学娄上者，习为轻靡，无一语朴落。矫之者阳夺两家之帜，而阴坚竟陵之垒，其诗面目稍换，而胎气逼真，是仍钟谭之嫡派真传也。先生主持风雅者，其将何以正之？
这很幽默。信中说的“华亭”，即指云间派；“学娄上者”，说是宗吴伟业“梅村体”的“太仓十子”等诗群。至于“阴坚竟陵之垒”是指谁？邓氏未说，在后面章节中将有论述，此处不赘述，以免枝节。引此信文字，只想说明一个事实，竟陵派经钱牧斋的讨伐后，“名”固亡而“实”犹存续。其所以存续的标志，据邓氏说是“真切”、“朴落”，赖以不亡的正是这种“胎气”。此种现象能不发人深思？邓氏颇见幽默的文字中透现有诗的某种史实在。
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中吴韩君望，西吴韩子蘧皆辑明一代之诗，君望曰《诗存》，子蘧曰《诗兼》，惜其书均未布通都。”韩子蘧（1625—1703），名纯玉，浙江湖州人，《诗兼》不见存，却留一篇序，此序文对明初诗评价过高与否不必细究，但对中期以至晚明诗史流变以及钱谦益《列朝诗集》的误失，讲得很中肯，特迻录某些片断作为本章结束：
景泰流而为纤丽，成化疏而为清越。北地、信阳，合七子以前；历下、娄东，合七子以后，踵事增华，守而勿化。竟陵淘汰过当，而溺于幽凉；云间欲还正始，而近乎肤廓，各殊其趣，各持其见。学者又各师其说，操一格以绳天下，必欲人面如我，强我乐为子乐，语言歌啸，异口同声，而始称入彀。是则优孟衣冠，长存千古；新丰宫室，遍列九垓矣。他如石仓滥登庸冗，莫辨淄渑；虞山广肆讥评，偏揭曹郐。一失之宽，一伤于忮，其为病也，又与固执等。余博搜而约采，……从前诸家之褊心局识，悉举而销熔之。
“褊心局识”应弃去，很不易，“销熔”而能互补之，更难得。然而韩氏有此意愿，堪称具史识者，是值得三致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