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之二 清诗的嬗变特点——“朝”、“野”离立之势

清代诗歌的价值阐释，并不就是已揭示了一代诗史的流变特点。如果说，前者意在谋得克服认识上的偏差，进而论证清诗值得深入研探，并审慎严肃地去续成中国诗歌通史的这一特定断代时期史程的把握的话，那么，后者则是要求研究者们从纷繁复杂的诗史现象中，梳理出一条纵贯整体嬗变过程的脉络来，以避免断代文学文体史只是断线之珠般地成为诗人论的缝接，落入习见的窠臼。而且，这种特点又必定是相异于前朝前代的。所以，诗史特点的勾稽，无疑将增重一代诗歌所具有的价值，但散点式的价值评判则并非等同诗史特点。至于缺失了独异性，即只剩有隔代之间的通同性，其不足予以言为特点，自无须赘述。

清代诗史嬗变流程的特点是：不断消长继替过程中的“朝”、“野”离立。这是迥然有异于前明的复古与反复古态势的特定时空阶段的诗史景观，它渗透过“祖唐宗宋”、崇“才”主“学”等等的论争现象之背后，成为洞见一朝诗史扑朔迷离、胶结纷纭现象的聚焦之点。

这里呈相对离立之势的“朝”，是指庙堂朝阙；“野”，则是概言草野遗逸。清代诗史上作为离立一方的“朝”，固已非通常所说的馆阁之体，实系清廷“文治武功”中“文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野”也不相同于往昔每与庙堂呈互补态势的山林风习，乃在总体性上表现为与上述“文治”持离心逆向趋势。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前无成例的断代诗史态势，之所以构成如此离立之势的却又正是史无前例的“恒以官位之力胜匹夫”（赵执信语）的集权统治。至高至大的“官位之力”，不用说，便是爱新觉罗氏的以位居至尊的皇帝为首的宗室集群及其辐射的朝阙网络。

是的，在中国诗史上从未有像清王朝那样，以皇权之力全面介入对诗歌领域的热衷和制控的！

只须稍稍回溯一下诗的历史，不难看出，诗与政权的关系原本是很淡散的。如果说汉代设置“乐府”是很早的一个官方机构，那也无非只是“兴、观、群、怨”的儒家诗教的权力化体现，其具备的仅所谓“木铎”功能而已。毋论其是否真的为观“民风”以辅政，却也未见有借此以箝制民心、禁锢黎庶之口的。至如后来六朝时的所谓“宫体”，那更与“文治”无涉，仅仅成为君臣声色之娱的补充技艺。作为风雅之附庸或趋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诗充其量也只是颂圣德，饰升平，文学侍从之臣大抵起着帮闲功用罢了。北宋之初的“西昆”诗群，明代前期的“台阁”之体，是诗史上著名的朝堂馆阁现象，但那只是一种贵族士大夫倾向的审美趋求的表现，并未与政治权力直接挂钩而挟以号令天下，皇室集团也没有凭依之谋图制约四海论坛。总之，王权还未曾发挥到自上而下地意欲定“一尊”于诗界，而有之，则始自有清一代之初。

清王朝的统治者们全力实施诗文化的投入，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原导自满族皇权集团固有的，有异于前朝皇室群体的复杂心态。说到底，它乃是汉人素持的“夷夏之防”观念从负面投向新朝集权统治者心理上的阴影，推促着他们急遽的糅合有自信又自怯、自大又自卑的心态律变。要稳固入主中原后的政权，必须在以“武功”起家平天下的同时，迅速辅以“文治”，来收拾民心，箝制民心。特重“文治”，强调到与“武功”并，对挥八旗铁骑入关的清皇室来讲，无疑是心智远高于他们的先祖的。强化以儒治儒，较之一般所谓的以汉治汉，显然更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文治”，即强化文化统制，而舍去“儒”术，实无从“化”起，亦难收其效。而诗作为心灵之窗，作为高层面文化之一种，特别又与科举文化密相复合，实在是变演风气、制约心态的关键之环，足以带动其他文艺之事。在“文治”之长链中，制控住诗这一最敏捷、最灵动、最易导播的抒情文体，对制约、网罗、笼络、消纳汉族士子的心性，也就把握了一种主动性和制控权。

所以，清王朝在入关前虽已深渐汉文化，但那只是前期准备阶段。入主中原特别是平定东南以后，这种以儒学儒术为主体的汉族士人文化的养育、习成愈益强化，而且最为集中地体现于对皇子、宗室的教养上。而诗则正是强化教养的必修课目之重要一宗。关于这类皇室的强化教育，不妨读一下赵翼《簷曝杂记》卷一《皇子读书》的一节文字，这是乾隆朝对“永”字辈皇子早读的记述：

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值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唯内府苏拉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则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宜乎皇子孙不唯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解于胸中。以之临敌，复何事不办？因忆昔人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如前朝宫廷间逸惰尤甚，皇子十余岁始请出阁，不过官僚训讲片刻，其余皆妇寺与居，复安望其明道理、烛事机哉？然则我朝谕教之法，岂唯历代所无，即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

查《枢垣记略》卷十八，赵翼以内阁中书入直军机处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这就是说，清王朝已入主华夏一百十三年，皇子训育仍严格如此。事实上，作为“天潢”的“家法”，这至少已是历四代而坚守了。康熙帝玄烨是按此“家法”培养出来的，雍正帝及其“允”（胤）字辈兄弟、乾隆帝及其“弘”字辈兄弟莫不是这样经历过训育。赵翼的记述已不是作为一个汉族士人对爱新觉罗皇室的折服，而是以臣子身分兼史家的眼光颂赞着皇室的家教。但他说得是准确的：“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解于胸中。以之临敌，复何事不办？”皇帝们要他们的子孙深通文学，“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绝非意在培植风雅于皇族内苑，不是张扬“闲”情；恰恰相反，乃是为了“临敌”能胜任，无事不能办。“文学”和“武事”的齐习，正是为了“文治”与“武功”常备，目的是使王朝长治久安。

必须指出的是，从顺治朝入关起，清廷帝王们对子孙们“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的养成现象，始终处在一种矛盾的、高度警惕的心理状态中。因为他们谋求获致儒化教养，绝不是认同汉文化而不惮汉化；正好相反，对汉化现象，皇帝们三令五申予以训饬、警告，而且表现得深恶痛绝。这恰好反映了他们的“文学”和“武事”并重的真实的目的性。尽管事物的发展并不完全按他们的意志运行，深于“文学”的皇子、宗室群从们在严酷的宫廷权力争斗和无情的惩处面前，不少成员竟转化为一种奇特的“朝”中之“野”的心态，借诗歌以自娱或宣泄苦闷，这是后话。且先看皇帝们严防汉化的言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防范主要是针对大面积上的八旗子弟。如《清三朝实录采要》卷四载顺治十一年（1654）福临下令宗室子弟永停“其习汉书”，为的是恐惧于“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玄烨则在康熙十五年（1676）一度下令旗人子弟停止参加科举之试，因为“偏向读书”，“有误训练”（见《清朝文献通考》）。胤禛则在雍正二年（1724）干脆说：“（旗中子弟即使力学，）岂及江南汉人？何必舍己所能出人之技，而习其不能及人之事？”（见《八旗通志初集》卷六十七）。到乾隆朝，“居久渐染汉习，多骄逸自安”，弘历深多殷忧。这正是一种独特的痛苦的取舍矛盾，所以说是自信又自怯。作为一个王朝的新建阶段，既雄心自持，有力量统摄天下，而内心深处却又颇畏慑着汉文化对其本民族的消融能量。然而从这样的心态出发，恰恰又表明既要稳固政基，不被同化而解体，必须更强有力地控制难以企及的汉族文人，特别是“江南汉人”！因此，爱新觉罗氏皇族在整个统治时期从未轻忽松动过对文化的包括诗文化的制控力，在前期尤为突出。

正是基于上述心态和严格的训育，在康、雍、乾三朝间即已建构成庞大的朝阙庙堂诗歌集群网络，覆盖之面极为广阔，从而严重地影响并改变着清初以来的诗界格局，导引着诗风走向：淡化实感，扼杀个性。

这一庙堂诗群网络大体可分为三个层面，即：“天聪命笔”的帝皇诗群，皇子贝勒们的“朱邸”诗群，以科举仕进为杠杆的“纱帽”诗群。这三个层面组构成一座宝塔型的诗文化实体，后两个群体中的某些先后被缀在网络上的汉族诗人虽时有易位，但基本状态是稳定的，而且通向大江南北、五湖四海。

这确是任何一个前朝前代所未曾有过的诗史景象，其所呈现的翰苑化、贵族化、御用化风尚固是空前的，随之而鼓胀起的纱帽气、缙绅气同样是空前的。于是冲和、典雅、雍容、静穆等审美意义上的气体格调被“天家”又一次扶持、推举为正宗的雅醇品格，诗坛一次次地树起杏黄大纛而被“招安”着。

钱钟书《管锥编》卷二有段关于现象与本质的论述：“‘现象’、‘本质’之分是流行套语，常说‘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愚见以为‘透过’不能等于‘抛弃’，无‘现象’，则‘本质’不能表示。”这就是说，“本质”从某一视角言，也只是一种现象。同样，换句话说，现象有时就是本质之示。作为一代诗史的本质特点，上述宝塔式三个层面的景象就已是具现这个特点的一侧，即“朝”、“野”离立之势的一侧。为此，很有必要就这三个层面构成的态势分别予以略作例举，这不只是可从数量的密集度上感受到一种氛围，而且还足以显现出清代诗史流变过程中的特有的背景色调。

先看“御制”诗。封建时代，天子之言就是金科玉律，因而“御制”之诗包括诸种“御选”，不啻是示以典型，起着一种神圣的倡导以至导向作用。至于“御制”诗是否出于文学侍从捉刀或补苴足成？乃属别一范畴的讨论，无碍于“典型”的存在。清代前、中期三位皇帝的“御制”诗数量是可观的，乾隆大帝尤为惊人：

康熙朝“圣祖仁皇帝”玄烨有《御制文》共四集，存诗一千一百余首。

雍正朝“世宗宪皇帝”胤禛《御制集》仿康熙帝例，以诗从文，凡诗共十卷。前七卷为《雍邸集》，即登基前为“雍亲王”时所作，后三卷为《四宜堂集》。

乾隆朝“高宗纯皇帝”弘历著有《乐善堂全集》，《御制诗》共为六集，前五集即不包括《乐善堂集》及《余集》，已有诗四百三十四卷四万一千八百首。

此外还有《圆明园诗集》、《全韵诗》等。

各种笔记、诗话均载述弘历“赋诗好与词臣商榷”，“又每出诗稿令儒臣注释”，沈德潜等即是其文学侍从中的代表人物。至于康熙帝玄烨身边的词臣，只须举他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十四日《升平嘉宴同群臣赋诗用柏梁体》一篇的由其首唱、群臣联句的名单，足以见出共奏“雅颂之音”的群体的庞大。此中除去大学士勒德宏、明珠因不通汉文，由玄烨代句，其余数十人中正不乏名扬一时的诗坛闻人。他们是大学士李霨、冯溥，吏部尚书黄机，户部尚书梁清标，礼部尚书吴正治，兵部尚书宋德宜，刑部尚书魏象枢，工部尚书朱之弼，左都御史徐元文，吏部左侍郎张士甄，吏部右侍郎杨永宁，户部左侍郎李天馥，右侍郎李仙根，仓场侍郎马汝骥，礼部左侍郎杨正中，右侍郎富鸿基，兵部左侍郎焦毓瑞，右侍郎陈一炳，刑部左侍郎杜臻，右侍郎叶芳蔼，工部左侍郎赵璟，右侍郎金鼐；内阁学士李光地、张玉书，翰林院掌院学士陈廷敬，学士张英；左副都御史宋文运，巡抚江宁右副都御史余国柱，通政使王盛唐，大理寺卿张云翼，詹事沈荃，太常寺卿崔澄，顺天府尹熊一潇，光禄寺卿马世济，太仆寺卿张可前，佥都御史张吉午，左通政崔官，右通政吴琠、陈汝器，大理寺少卿荣国祚、徐旭龄，少詹事王泽弘、崔蔚林，翰林院侍读学士蒋弘道、胡简敬、朱之佐，侍讲学士严我斯、孙在丰、卢琦，国子监祭酒王士禛，右春坊右庶子祖文谟，侍讲朱典，侍读王封溁、董讷、王鸿绪、高士奇、郭棻；左春坊左谕德陈论，右谕德朱世熙，司经局洗马田喜，通政使司左参议赵士麟、赵之鼎，右参议张鹏翮、郑重，大理寺寺丞徐诰武，右中允吴珂鸣，左中允李录予，右中允郑开极，左赞善徐乾学、郑之谌，右赞善沈上墉、王尹方，国子监司业刘芳喆，翰林院修撰归允肃，编修王顼龄、曹禾，检讨潘耒、严绳孙，编修杜讷……

这是一张包括顾瞻大臣、六部九卿、词翰讲读等在内的百官名单，却不能因为乌纱不等于诗冠而轻忽之。从文化背景看，正是他们拥戴着天子一起统制“文治”，左右着中枢的文化机制。何况此中有梁清标、李天馥、叶方蔼等著名文人，而陈廷敬、王泽弘、高士奇、王鸿绪、王顼龄、潘耒、严绳孙诸人成就都非同凡响，至于王士禛作为一代宗师，徐乾学所具有的多方面影响，张玉书、张英等后来长期握大柄，无不为康熙一朝的文化要人。从这张名录中人们可以窥探到庙堂诗群的绵密网络，以及由此而寻绎出错综多层次的深广外延。前面提到的典雅、雍和的审美观规范的风源正在此类网络上。

其次说“朱邸”诗群。

这是严格“家法”强化育成的，簇拥于“御制”周围的一股雄大“文治”力量。

“朱邸”诗群中行辈最高的要数镇国公高塞，即号称敬一道人者，著有《恭寿堂集》。敬一道人又称敬一主人，是皇太极（太宗文皇帝）的第六子，也就是福临之兄，玄烨之伯父。他留居满清发祥地白山黑水间的“盛京”，善琴工画，并“礼贤下士”。遣戍辽东的诗僧函可以及科场案犯常熟孙旸（赤崖）均曾得到敬一的照料，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留守关外正起到淡化遣戍者的幽怨心绪的作用，是别一种特殊的“文治”之化。与江南文化圈有深厚渊源的武进蒋（驭鹿，1625—1698）尝客于敬一之邸，蒋氏曾辑成《清诗初集》十二卷。在敬一去世后，蒋驭鹿曾落魄流浪，以至阎尔梅赠诗有“西风吹散梁园客，独有枚皋哭孝王”之句。从敬一主人与汉族名士间的关系上，已透出了不少“朱邸”诗群的“文治”之功，在化解“夷夏”之防的心理界限上尤见突出。

“朱邸”诗群中康熙诸子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虽然由于争夺储位而大半铩羽，人们注意力不大关注他们在“文治”方面的表现，其实这批亲王、贝勒除却本身工于诗外，还各自养有一批著名的汉族文人。即以废太子理密亲王允礽（1674—1724）而言，太仓王氏中的王掞，以至王士禛，均与之有程度不同的联系。他如康熙第三子诚亲王允祉（1677—1732）著有《课余稿》，其邸中养有主纂《图书集成》的陈梦雷等。陈梦雷（1650—1741）字则震，号省斋，晚号松鹤老人，曾一度深得康熙眷宠。又如康熙第五子恒亲王允祺、第七子淳亲王允祐、十二子履亲王允祹、十三子怡亲王允祥、十五子愉亲王允禑、十六子庄亲王允禄、十七子果亲王允礼等皆能诗。允礼著有《春和》、《静远》诸集，论者以为“不在慎恪郡王下”。慎恪郡王就是著名的号紫琼道人的允禧（1711—1758），乃康熙第二十一子。著有《花间堂诗钞》、《紫琼岩诗钞》、《续钞》，诗风“高朗潇洒”，以韦应物、柳宗元为宗；《啸亭杂录》称之为“诗笔清秀”，“擅名画苑”，是一位受汉文化熏陶极深的诗画名家。允禧好结交汉族文人在康熙诸子中是突出的一个，慎王府邸撒开的网络，在乾隆前期自成一番景观。当时的诗文别集中随处可见奉和“紫琼道人”之作品，连《郑板桥集》亦不例外。

雍正诸子的“朱邸”诗群紧相衔承叔辈的风气，与允礼、允禧同时构成兴盛格局。其中如第五子和亲王弘昼（1711—1765），与其二十一叔父允禧同龄。著有《稽古斋集》，诗风亦冲淡清远，诸如“地宽月到中天小，气爽风过野水长”（《秋日读书》），一派“观物无心”、超然现世的淡逸风范，典型地表现“盛世”时期天潢嫡裔的气度。弘昼之弟果亲王弘瞻（1733—1765），幼时学诗于沈德潜，恪守“三唐遗轨”，著有《鸣盛集》。弘瞻号经畬道人，在“弘”字辈皇子中诗名最高，其虽一度触忤乾隆帝（即其胞兄弘历），降为贝勒，后又进封郡王，忧郁早逝，但以诗“鸣盛”，则特质依然是贵胄的襟抱。

“朱邸”诗风的高潮期在乾隆诸子“永”字辈时已大抵趋告结束。这个判断并不是简单地套用“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之语，事实上其后清朝国祚未终，皇室宗亲以诗文艺事名世的仍代不乏人。如乾隆的曾孙一辈中奕绘就很突出，与其侧福晋西林春（顾太清）并著诗名。但朱邸人文盛况确也与爱新觉罗氏王朝国力同沉浮，特别是就影响力，即对国中南北诗坛的潜移默化之功而言。

乾隆诸子中以诗称的至少有三个，一是履亲王永珹（1739—1777），其年仅幼于弘瞻六岁，著有《寄畅斋诗稿》。永珹的诗同样典型地表呈敛性守心的闲逸境界。《观鹤舞》之“轩翥亦已久，敛翼还自持”，《古剑》之“灵宝善藏锋，不须商利钝”云云，诚然是残酷的皇家权力斗争和动辄杀戮或高墙圈禁的另一种“家法”在心理上深刻投影折射；然而皇子们已成为习惯性的个性精神的藏敛，岂不正从一个深层侧面表现了负面效应？朱邸裔亲尚且“不须商利钝”地“藏锋”，遑论其他？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朱邸”诗群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对诗界的“软”威慑作用么？皇子们的“意度高华，风格隽上”的诗风，历数代而持续地发挥其导向作用，该是洞若观火的。

永珹之弟，乾隆第六子质亲王永瑢（1743—1790）著有《九思堂诗钞》，这又是一位善书工画的玉牒贵裔；而乾隆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1752—1823）则成就和影响尤大。永瑆有《诒晋斋集》，世称“学诣并美，为有清一代朱邸之冠”。《晚晴簃诗话》说他的诗：“年事既高，著作遂富。诗以言志，卓尔不群。同时上斋酬唱诸人，往往附见，具知所法，蔚有本原。唐宋以来帝子工文，实罕其匹也。”按其行年，可知这是位历经乾隆、嘉庆两朝而卒于道光之初的天潢诗人，诗集中屡见与朱珪、洪亮吉、秦承业、郑际唐、茅之铭、姚颐等人酬应之什。在《送稚存先生给假还里》即送洪亮吉的诗中，他写道：“一杯酒，相情亲，人生安得无故人？”“去年春寒花未开，穀人先生摇艇走。庭虚情满思念深，一日何尝不在口？”穀人即名盛于乾、嘉两朝的“浙派”后期诗人吴锡麒（1746—1818）的号。从诒晋斋主人与洪、吴二人的交谊，就足知“成王府邸”连结的人文网络不仅面极宽广，而且层次极高。

以上还仅局限于皇子集团的几代朱邸范畴，事实上，“朱邸”诗群的量远不止此。福格《听雨丛谈》卷一的《八旗原起》说：“凡我显祖宣皇帝位下之嫡派子孙谓之宗室。伯叔兄弟之裔，谓之觉罗。自圣祖仁皇帝位下之子孙，谓之近支宗室，凡命名皆随天潢用弘、永、绵、奕、载衍派。嗣圣位下子孙凡在三代服以内者，并下一字偏旁亦排用玉、心、丝、言也。”福格的叙说实还脱漏了“弘”字之前的“允”（胤）字，但不管怎样，这简洁的绍述不仅为治清史者必须知解，而且也是治清诗者应该明了的，不然则很难理清统称“宗室诗人”的流衍脉络及其在“朝”、“野”离立之势中的位置和影响力。

作为绪论之一章，不可能也不必要详论“八旗”诗群的全貌，但从作为朝堂庙阙诗风的背景考察言，则又务必于“近支宗室”之外，对“宗室”诗人予以考查，后者在清代诗史特别是前中期衍变中关系至大。为省头绪，仅以昭梿（号汲修主人）《啸亭杂录》卷二“宗室诗人”一则为审视点。昭梿云：

国家厚待天潢，岁费数百万，凡宗室婚丧，皆有营恤。故涵养得宜，自王公至闲散宗室，文人代出。红兰主人、博问亭将军、塞晓亭侍郎等皆见于王渔洋、沈确士诸著作。其后继起者，紫幢居士文昭，为饶余亲王曾孙，著有《紫幢诗钞》；宗室敦诚，为英亲王五世孙，与弟敦敏齐名一时，诗宗晚唐，颇多逸趣。臞仙将军永忠，为恂恪郡王嫡孙，诗体秀逸，书法遒劲，颇有晋人风味。常不衫不履，散步市衢，遇奇书异籍，必买之归，虽典衣绝食，所不顾也。樗仙将军书，郑献王六世孙，性慷慨，不欲婴世俗情，年四十，即托疾去官，自比钱若水之流。邸有余隙地，尽种蔬菜，手执畚镈从事，以为习劳；晚年慕养生术，每日进食十数，稍茹甘味即哺出，人皆笑其迂，然亦可谅其品矣。先叔嵩山将军讳永，诗宗盛唐，字慕荣禄。晚年独居一室，人迹罕至，诗篇不复检阅，故多遗佚。……

这里提到的皆清朝宗室中最著名的才人和奇士。昭梿的叙述具有特定的认识价值，首先从政治视角言，“厚待天潢”云云，实系在入关鼎定天下以后，皇帝对宗室功勋殊巨者的后裔的一种赎买政策，而且是在剪除、诛戮之余的补充手段。如红兰主人蕴端（岳端）乃饶余郡王阿巴泰之孙，与康熙玄烨同为努尔哈赤之曾孙；博尔都（问亭）则与红兰主人为再从兄弟，其祖辅国悫厚公塔拜亦系努尔哈赤之子；塞尔赫（晓亭）乃努尔哈赤弟穆尔哈齐曾孙。此三人与玄烨均属同曾祖或同高祖兄弟，父祖几辈无不战功显赫。文昭亦系出阿巴泰，为蕴端从孙；敦诚、敦敏是阿济格后裔，英亲王即入关初人称“八王”者也；永忠是雍正帝在朱邸时夺储劲敌胤之孙；书则系舒尔哈齐之子齐尔哈朗后裔，而永又是皇太极之兄瓦克达的四世孙。以上八九人，除塞尔赫外，全系努尔哈赤的裔孙，然而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近百年历史里，这“宗室”网络上的血亲关系间已发生过无数刀光剑影的血腥事件，所谓“厚待天潢”、“涵养得宜”云云，其实已扭曲了几多人性。于是诸如“不衫不履”、“慕养生术”、“独居一室”之类“不欲婴世俗情”的“朝”中之“野”的人文景观，在宗室诗群中日渐展现而愈趋明晰。

其次，从文化意义上说，“涵养得宜”又确实培植着宗室的“文人代出”。失势王公与闲散宗室凭借这种“涵养”作为心灵的逃避渊薮，尤其是汉族文人的闲远隐逸风习更迎合他们特定的心性。就形态上看，这是一支贵胄逸士。可是游离于“朝”之群，不正表明“朝阙”之集群的坚实存在么？这种游离又岂非从特定层面加深着“外结舌而内结肠，先箝心而后箝口”的氛围么？所以，闲逸萧远、流连光景的“朝”中之“野”，究其特质仍为清华气体，与草野之士殊不同类。何况在夺爵削位之前，他们固属“近支”朱邸的拱卫之群，即在失去袭封之后也仍团聚着一群东南名士，这在前期更属普遍，从而在淡化现实冲突观感上依然起着在“朝”的作用。兹以蕴端为例。

蕴端（1670—1704），一名岳端，字兼山，又字正子，号玉池生，别号红兰主人、东风居士、长白十八郎。他与博问亭（1649—1708）、塞晓亭（1677—1747）以及文昭（1680—1732）的行年正好表明，这是一群活跃于康熙中期到雍正以至乾隆之初的宗室诗人。蕴端家世显贵而勋重，祖父阿巴泰是太祖努尔哈赤第七子，伐明建殊功，顺治元年（1644）进封为郡王；父岳乐爵进安亲王，平定“三藩之乱”时功尤著。蕴端初袭勤郡王，时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五年后降贝子，到康熙三十七年（1698）又黜革贝子爵位。《清实录》载玄烨“谕旨”说是“固山贝子袁端（即蕴端，译音），各处俱不行走，但与在外汉人交往饮酒，妄恣乱行，著黜革”，这当然是借口，实质上为政斗所殃及。蕴端的外祖索尼为康熙初年辅政四大臣之一，舅父即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乃附拥废太子允礽者，后又与允禩有联系。岳乐一家先后为康熙、雍正所恶，寿仅三十五岁的蕴端只是受株连者之一。关于蕴端的诗歌成就的评价实无关诗史大局，他尽管诗词曲剧兼擅，然在八旗文人中较之同时的纳兰性德等均要逊一筹。重要的乃是其邸中曾构成过十分壮观的汉族文士的网络。他与博尔都一样，遍交东南才士，在这网络中有顾卓、朱襄、孔尚任、顾彩、沈树本、陈于王、张潮、蒋景祁、柯煜、周彝等等，甚至还有查士标、龚贤以及黄鼎、张振岳等名画家，而与王士禛、姜宸英等亦频多交往。其中朱襄、顾卓二人以布衣而久客“安邸”，顾卓《暮秋重游红兰主人蓼汀园》有句云：“尽道贤王能好士，布衣常到此园来。”朱氏系无锡人，与顾彩同里，顾卓是吴江人，三吴文化人的结交蕴端大多经此二人中介，而朱襄被聘入邸，又与朱彝尊、顾贞观、王士禛的推誉其诗才有关。从这张网络上，“朱邸”诗风的盛起，具体而微地可以考见。从岳乐之聘湖南布衣陶之典入邸为蕴端塾师，到蕴端的礼遇朱、顾二布衣，从而推波助澜地沟通江湖野遗，此种“朱邸”养士并化解现实冲突感的风气，又足以有助于悟解王士禛等在任职外官时“多交布衣”的行径。此乃清诗衍变过程中的重要关目，为梳理一代诗史走向不容忽略的脉络。

综上所述，“朱邸”诗群实系“御制”诗风的羽翼和扩充。犹如整个画面上的一重浓郁的底色，为展开并巡视全幅诗史长卷所必须认真加以审视的，故特先拈出。

最后一个层面即“纱帽”诗群。其依托科举仕进之途的构成，将在后文各章节中有专论和例举，这里不予细述。唯大体态势，即其左右、支配的影响力，大抵正同于“朱邸”诗风，盛衰起伏一与清廷国威相契合。康熙朝以王士禛为宗师的“神韵”之派，乾隆朝以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诗风，以及法式善、铁保等一度祭酒诗坛的八旗“诗文化”领袖人物的活跃，是清诗朝阙庙堂之风炽盛的几个阶段。道光以后，“朝”风不振，已难“一尊”；同治“中兴”，则形成了以曾国藩等为旗帜的又一代“纱帽”诗群，但其问鼎诗坛的时日已不可久长，色调也犹同残阳落照了。

离立之势一旦把握了相对之一侧，那么，“离坐离立，无往参焉”（《礼记·曲礼上》）的另一侧必容易清晰以显。事实上，甲申、乙酉之变所导引起的诗界裂变和复合，即是诗史行程在清初的转机。遗民诗群乃典型的“野遗”集体，毋论就诗人的人格自我完善抑是诗风的百派融汇而言，都是对“一尊”诗教的严重冲击并有力淡化，可惜佳景未长。赵执信的奋袂相抗渔洋，以诗文化角度视之，乃一场“诗界兴亡，匹夫有责”式的在“野”挑战。其后袁枚的“性灵”之倡，无疑又是一次对“一尊”秩序的冲荡，尽管已多少带有变形走向，有时甚至调侃、揶揄而不免油滑。而自乾隆朝始，日趋密集的寒士诗群则是“纱帽”集群的诗国劲敌，这是截然有异于前朝清客、山人型的群体，清代中后期的诗史性活力有赖于这诗群而得以勉为鼓扬。去“国”（朝）而亡命于“野”的诗界英才则每是寒士群体心灵的盟友，赵、袁等人是如此，后此的龚定庵其实亦是同此，在时代剧变之期，尤易见出。

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普遍表现于社会的各领域，作为精神文化高层面上的心灵凭借寄托形态的诗，其流变衍化过程更难以简单化条理梳其辫。言清代诗史的变衍过程的特点是不断消长的“朝”、“野”离立之势，是就整体态势而言之。规律不是模式，特点尤非标签。在具体到各别的诗人以至群体、流派时，它们或“朝”或“野”的诗史位置于不同时空的运动中完全有可能相对易位。事物从来不是静止不变的，一切皆在运动中，人及人之心灵尤为如此。所以，“朝”、“野”离立绝非机械论式的站队划线，更不是随意性的臆测和杜撰，它客观存在于二百六十七年的一代诗歌的嬗变行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