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梦中之情，何必非真——《牡丹亭》的思想意蕴

《牡丹亭》传奇以其深刻的思想意蕴和卓越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国戏曲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

汤显祖曾自谓：“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那是因为，《牡丹亭》传奇正是他一生性灵的形象写照。

沈德符《顾曲杂言》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那是因为，《牡丹亭》传奇传达了时代的审美精神，适应了时代的审美需要。

《牡丹亭》传奇现存明万历间金陵文林阁刻本等，今人徐朔方、杨笑梅校注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最为流行。

《牡丹亭》传奇的故事题材并非汤显祖的独创。在《牡丹亭记题词》（卷三三）中，汤显祖说：

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拷谈生也。

按，李仲文故事见《太平广记》卷三一九引《法苑珠林》，记晋时武都太守李仲文之女，年仅十八而亡，葬于郡城北。后来张世之为太守，其子梦见李女前来相就。后仲文“发棺示之，女体已生肉，颜姿如故”。张子又梦李女说：“我比得生，今为所发，事遂不成。”冯孝将事见《太平广记》卷二七六引《幽明录》，记东晋时广州太守冯孝将之子，夜梦一女子，年十八九，自谓太守北海徐元方之女，不幸为鬼所杀，现许更生，应为冯子之妻。于是相从数日，约期开棺，见女尸完好如故，复活后结为夫妇，生二男一女。谈生事见《太平广记》卷三一六引《列异传》，记汉代谈生年四十无妻，夜有美女相就，但戒三年内不得以火相照。两年后，谈生不能忍，窃以灯火照之，见“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下，但有枯骨”。美女遂离谈生而去，赠珠袍一件。后谈生持袍卖与睢阳王府，王识为其女之物，收拷谈生，谈生遂以实告。

这些笔记小说中起死回生的故事原型，无疑为《牡丹亭》传奇所继承。而《牡丹亭》传奇的直接取材，则是胡文焕（约1558—1615后）《胡氏粹编·稗家粹编》卷二“幽期部”收录的文言小说《杜丽娘记》。小说写宋光宗时南雄太守杜宝之女丽娘，在一次游园之后，感梦而亡。她生前曾自绘小像，死后为柳太守之子梦梅所得。梦梅日夜思慕，遂得与丽娘的鬼魂幽会。最后开冢还魂，杜、柳结亲。汤显祖对这一题材加以改造、增饰、变形，赋予新意，别开生面，创作出《牡丹亭》传奇。

乍一看，《牡丹亭》传奇的情节实在奇异到了怪诞的地步。女主人公杜丽娘既没有青梅竹马的爱侣，也没有一见钟情的际遇。她只是游了一次园，做了一场梦，就因梦感情，因情而死。谁料到梦里的意中人柳梦梅果有其人，杜丽娘的鬼魂居然能够和意中人幽会。更为奇特的是，已经死去的杜丽娘竟然还能复生，和柳梦梅终成眷属。

如此怪诞的艺术构思，怎么能够在剧场上容身，又怎么能够让人们信以为真呢？可是，《牡丹亭》传奇不仅受到人们的充分信任，而且还以巨大的艺术力量震撼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心灵。

相传当时娄江（今江苏太仓）有一位青年女子，名叫俞二娘，秀慧能文。她酷爱《牡丹亭》传奇，天天捧着剧本，反复诵读，再三品味，蝇头细字，密密批注，不禁幽思痛惋，年仅17岁就断肠而死。汤显祖听说这件事，伤感不已，曾经作诗悼念俞二娘，其中一首写道：

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卷十六《哭娄江女子二首》之二）

天下的有心人并不止俞二娘一个。明末杭州女演员商小玲，最擅长演出《牡丹亭》传奇。她曾爱上一位俊俏书生，因故不得遂愿，忧郁成疾。所以她每次演到《牡丹亭》中的《寻梦》、《闹殇》等出，就好像身临其事，总是缠绵凄婉，泪痕盈目。一天正在舞台上演出《寻梦》，唱到“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她想起自己的不幸遭遇，悲歌哀痛，如泣如诉，突然仆地身亡。

明代末年还盛传一个故事，说的是扬州少女冯小青，容貌艳丽，能文善诗。但是她出生低贱，被卖给某富商做妾，受到富商之妻的悍妒凌辱。不到二年，小青不堪折磨，染疾而死。小青生前感叹自己红颜薄命，曾经夜读《牡丹亭》传奇，再三咏玩，感慨万千，写了一首饱含血泪的诗：

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为什么情节如此怪诞的作品，却能引起这么强烈的情感共鸣呢？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牡丹亭》传奇以其深邃的思想内涵，造成了强烈的审美感染力。杜丽娘如痴如醉的深情，和当时千百万青年男女的感情息息相通；杜丽娘生生死死的追求，对当时人们的爱情向往和理想追求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因此，杜丽娘形象成为人们冲破封建束缚、渴望个性自由的艺术象征。

杜丽娘出生于名门望族，又是太守的小姐，从小沐浴着封建教养的熏陶。严父、慈母、迂腐的塾师和深寂的闺阁，形成了一个封建礼教的铁樊笼，严酷地禁锢着杜丽娘的身心。她在刺绣之余偶尔午睡片刻，她的衣裙上绣点鲜艳的花鸟，连这点小事都要受到双亲的干涉和责怪。

然而，杜丽娘毕竟是一个少女，在她的内心中不能不滚动着青春的热流。在黑暗如漆的社会氛围里，只要些许火花，就能点燃对光明的热切而强烈的憧憬。杜丽娘从《诗经》第一篇《关雎》那动人的诗句里，发现连堂堂圣人也不讳言男女之间的恋情，圣人之情居然和自己的青春之情相通！“今古同怀”（第九出《肃苑》），这种青春之情岂不是不悖圣教的吗？

为了消遣内心的郁闷，杜丽娘到后花园作了一次短促的巡行。后花园中“春色如许”，生机勃勃的花草莺燕，激起了她情感的波澜：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第十出《惊梦》【皂罗袍】）

杜丽娘本来就“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第十出《惊梦》【醉扶归】）。她看到如火如荼的春光竟会被人遗弃，就像自己的青春被人遗弃一样，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啊！于是她又获得了一个更重要的发现：对自己的发现，也就是自我的觉醒。她说的“春色恼人”、“春光困人”，不是自然对心灵的压抑，而是自然对青春的催发。杜丽娘的心中充溢着一种紧迫感：要珍惜年华，满足情感，享受青春！

所以，杜丽娘不由自主地做起了大胆的白日梦。在梦中，她第一次享受到美好的爱情。正是由于在现实环境中，她的青春情感受到严重的压抑，丝毫没有自由抒发、健康发展的机会，这才使她不得不步入虚幻的梦境。这梦境寄托着杜丽娘全身心的憧憬和追求，是如此宝贵，以至杜丽娘又不由自主地背着人到花园去寻梦。梦不可寻，但又不由得不寻，而且不由得不苦苦追寻。因为这宝贵的梦并不是杜丽娘一时的生理冲动或心理冲动，而是对凝聚着她全部生命的理想的执着追求。她倾诉道：

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的个梅根相见。（第十二出《寻梦》【江儿水】）

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的追求，杜丽娘竟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在临终之际，她没有表现出丝毫对生的留恋，尽情抒发的只是对青春的珍爱，对美貌的惋惜，对此生此心无可依附的怅惘，对此情此意无处寄托的迷茫。死对于杜丽娘来说，并不是什么痛苦的选择，这是她理想的最高升华，是她在现实之外另辟一条实现理想的新路的起点。

所以杜丽娘并没有真正地死去。她化成游魂，继续寻找自己的爱情和幸福。当她终于和意中人柳梦梅会面私合以后，她就获得了新生。梦而不至于死，不足以表现杜丽娘精神企望的热切和强烈；死而不至于复生，也不足以表现杜丽娘实际追求的果敢和坚决。

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卷三三）中热情洋溢地歌颂道：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正是这种生生死死的至情，赋予杜丽娘形象以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据说，汤显祖的老师张位读了《牡丹亭》传奇以后，劝他：“以君之辩才，握麈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洛、关、闽下？而逗漏下碧箫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衿所笑？”汤显祖回答说：“某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某讲情。”张位无言以答。汤显祖所标榜的“情”，具有个性意识的内涵，正如王思任所说的：“若士以为‘情不可以论理，死不足以灭情’”。“情”的激荡是超越人生的人性价值的表现，任何外在力量，无论是人事的规范如“天理”，还是客观的规律如死生，都无法抑制它，更无法扼杀它。这种根基于人的自然本性的“情”，无疑是和程朱的性理之学相对立、相悖逆、相抗衡的。

《牡丹亭》传奇所表现的就是这种情和理的冲突，即爱情作为人的自然本性和束缚人们身心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冲突。作为至情的化身，杜丽娘的冲突对象，不是个别的封建人物如其父杜宝太守，归根到底是山一样沉重、夜一般浓黑的封建社会氛围，是源远流长、盘根错节的封建传统意识。为什么杜丽娘必须经历一番出生入死、起死回生的情感行程呢？这是因为作者认识到，在当时的社会里，要实现正常的爱情理想，要实现个性的自由解放，几乎是没有现实可能的。然而天地间毕竟存在着一种超越生死的男女至情，一种违背理学的人性要求；这种男女至情和人性要求，是应该也可以冲破禁锢人性的黑暗现实的。所以，作者一方面如实地展示了杜丽娘的出生入死，来表现杜丽娘理想实现的痛苦性和艰难性；另一方面又设置了杜丽娘的起死回生，来歌颂至情和人性不可阻挡的巨大力量。

可以说，杜丽娘形象实际上是汤显祖的化身。杜丽娘对她所生活的环境的感受，同汤显祖对时代和社会的感受是息息相通的；杜丽娘对爱情的生生死死的追求，是汤显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的象征。这种对至情和人性的强烈呼唤和热烈讴歌，在当时犹如石破天惊，风靡全国，响应四方。它凝聚着人们对新时代、新生活的渴望，激励了人们对新时代、新生活的追求。

杜丽娘为了追求美好的人性理想，而出生入死、起死回生，这一异乎寻常的人生经历，充分展现了对人的感性情欲、人的自我生命的追求及其实现过程，这岂能为理所容纳？恰恰相反，它是理的对立和反叛。然而，一旦杜丽娘还魂回生，情就不得不向理屈服投诚了，所以杜丽娘对柳梦梅说：“鬼可虚情，人须实礼”（第三十六出《婚走》）——理想的“情”在现实的“礼”面前，暗淡无光，几乎不堪一击。剧中最后，柳、杜的婚姻不是落入了“奉旨完婚”的窠臼吗？恋爱自由、个性自由的追求，不是步入了“七香车稳情载，六宫宣有你朝拜，五花诰封你非分外”的旧途吗（第三十九出《如杭》【小措大】之二曲）？不论后世人们如何为《牡丹亭》传奇的大团圆结局辩解，这种大团圆的色调同杜丽娘的人性觉醒及爱情追求毕竟是极不谐调的。悬殊的反差，反映出作家思想的最高点和最低点，也反映出作家大胆地挣脱传统的束缚而终竟又落入束缚之中的必然思想归宿。

《牡丹亭》传奇所体现的探索精神和探索途径，犹如封建社会后期许多进步的封建思想家的探索精神和探索经历的缩影，预言般地揭示出：在封建关系盘根错节、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中华帝国中，单靠自身的思想力量实现观念意识从古代向近代的根本变革，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社会的封闭性、保守性，决定了观念的复古性、因袭性；没有彻底的思想武器的批判，也不可能实现彻底的社会政治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