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鸣凤记》：时事剧的发轫

如果说，《宝剑记》和《浣纱记》还是古为今用，将历史和现实打成一片，那么《鸣凤记》传奇则直面现实，把现实中刚刚发生的政治斗争搬上了舞台。《鸣凤记》编就演出之时，这场政治斗争刚刚结束，而余波未已。清焦循《剧说》卷三记载：

相传《鸣凤》传奇，弇州门人作，唯《法场》一折，是弇州自填。词初成时，命优人演之，邀县令同观。令变色起谢，欲亟去，弇州徐出邸抄示之，曰：“嵩父子已败矣。”乃终宴。

这一传闻虽在时间上有误，但却生动地表现出，《鸣凤记》传奇对嘉靖年间严嵩结党营私、把持朝政、误国害民的丑恶嘴脸和无耻行径极尽揭露鞭挞之能事，对忧国忧民的正派官员夏言、杨继盛等则予以热情歌颂，其政治倾向的鲜明、斗争精神的大胆以及干预时政的及时，实有震聋发聩的效用。

《鸣凤记》传奇虽然不是“后七子”巨魁王世贞所作，却同王世贞有着密切的关系。王世贞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登第，步入仕途开始，就直接参与了反对严嵩集团的政治斗争，积极支持夏言、杨继盛、沈炼等反严势力，强烈抨击赵文华等严氏党羽，而且他的父亲王忬即死于严嵩之手。所以，将王世贞同《鸣凤记》传奇挂上钩，虽然查无实据，但却事出有因。而王世贞在万历初年雄居“后七子”之首的令人瞩目的社会地位，也大大扩大了《鸣凤记》传奇的社会影响。

《鸣凤记》传奇现存最早刻本，为明万历间读书坊刻本，题《宝晋斋鸣凤记》。全剧共四十一出，围绕正邪善恶两大阵营的对峙冲突展开。作者着力把邪恶一方的骄奢淫逸、横行霸道揭露得淋漓尽致，把正义一方的勇敢刚强、大义凛然表现得充分透彻，从而造成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嘉靖年间，北有俺答，南有倭寇，国土沦丧，生灵涂炭。而严嵩、严世蕃父子及其爪牙赵文华、鄢懋卿等人却把持朝政，为非作歹，劣性恶行，令人发指。剧中《严嵩庆寿》、《严通宦官》、《花楼春宴》、《文华祭海》、《世蕃奸计》、《鄢赵争宠》等出，直截无隐地把严氏集团奢侈、残暴、鄙怯、倾轧的丑恶面貌和阴暗本质披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中以第二十一出《文华祭海》最为荒诞绝伦。倭寇侵犯东南，“攻陷城池，杀戮百姓”，消息传来，皇帝令严嵩派人前去剿灭。严嵩惧怕如派一勇将前去灭敌奏功，便会令勇将得到皇帝信任，威胁自己的权势，于是他便任命义子赵文华为兵部尚书，督师征剿。赵文华对军事一窍不通，到了东南沿海，便先用“金银酒器一箱”祭祀东海龙王，事后又滥杀无辜百姓冒充倭寇首领，向朝廷领赏。严嵩派赵文华督师时，指望：“江南富贵繁华，赵公一去，可保金银宝玩满载而归，少不得一半是我家的。”因此赵文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自然有恃无恐：“我朝内有人，边功易奏，岂有他虞！”至于倭寇横行，百姓遭殃，他们都置之脑后，不屑一顾。贪图个人私利，满足一己欲望，而不顾国家危亡，任凭生民涂炭，这正是奸臣邪佞的本质特性。

剧中还穿插了一些小插曲，用以揭露严氏集团的暴虐。如第二十三出《拜谒忠灵》，写翰林学士郭希颜与门生邹应龙、林润在街上闲行，遇到一个唱曲行乞、骨瘦如柴的瞎女人。原来她是被严世蕃强夺的扬州良家妇女，父亲被逼死，家财被掳尽，她也因色衰宠弛，被世蕃正妻刺瞎双目，赶出家门，靠叫化为生。他们又遇到一个男乞丐，是严嵩乡人，名胡义。严嵩未发达时多得胡家接济，既发达后，反而纵容管家侵占胡家田地。胡义进京告状，历时半年，毫无结果，竟沦为乞丐。这类插曲大约是当时的实事，剧中散陈杂列，带有一定的新闻报导性，这正是时事纪实剧的特点。

《鸣凤记》传奇更以千钧笔力塑造了一批前仆后继与严氏集团进行殊死斗争的忠臣义士。第一出《家门大意》说：“前后同心八谏臣，朝阳丹凤一齐鸣。”所以剧名《鸣凤记》。所谓“八谏臣”，即杨继盛、董传策、吴时来、张翀、郭希颜、邹应龙、孙丕扬、林润；又合夏言、曾铣为“十义”，或称“双忠八义”。受到流传久远的“赵氏孤儿”故事的启发，感受现实中言官冒死进谏的风气，《鸣凤记》突破了传奇作品以一生一旦作为主角贯穿全剧的传统格局，先后铺张了“双忠八义”舍生忘死的政治行动和他们的家属们悲欢离合的不幸遭遇。封建政治体制的腐朽似乎使作者感觉到，以昏君为靠山的邪恶势力的巨大决非孤军奋战的正义力量所能抗衡；而伦理意识的强化以及对朝廷的精神凝聚力，又使作者摒弃了《宝剑记》传奇所称许的绿林道路；于是他有意识地描写了一场十个忠臣在朝廷斗争中前仆后继的英雄壮举，以表达对黑暗政治的激烈批判。正因为如此，全剧充满了悲壮的悲剧精神。

在剧中，这十位忠臣的行动无一不是为国抗争、为民请命，所以有着鲜明的正义性。

宰相夏言本已告老还乡，同僚旧友想借他的声望阻遏严嵩的凶焰，极力向皇上推荐，他出于忧国之心，毅然重受相职于豺狼当道之时。他运筹帷幄，力图恢复河套，却处处受到奸臣们的阻拦。这时，他毫不畏惧，当面斥责严嵩的误国行径。他下定决心：“猛拼舍着残生命，不学他腆腼依回苟禄人。”抱定主意：“倘有不虞，何惜一死！”（第六出《二将争朝》）后来果然被圣旨处斩，含冤九泉。与历史人物相比，传奇中的夏言形象更为光彩耀人。

剧中杨继盛夫妇的烈迹最为感人。当初，杨继盛揭发严党仇鸾通敌的阴谋，反遭严嵩陷害，毒刑拷打，手指拶折，胫骨夹损，贬谪到边地为小吏。仇鸾事暴露后，皇帝召回杨继盛，升任兵部武选司。杨继盛出于义愤，决心写奏本弹劾严嵩。当他“灯前修本”时，手指流血，夫人劝阻，甚至先人鬼魂也现形警诫，他仍义无反顾。次日他到午门外朗声宣读奏章，结果当即被判处斩刑。杨夫人闻讯赶到刑场，为丈夫满斟别酒一杯，并高诵祭文，表扬丈夫的“正气”、“忠心”和“壮怀”。为了为丈夫伸冤，杨夫人伏阙要求“尸谏”，监斩官不敢转达，她立即拔出利刃，当场自刎身亡。杨继盛夫妇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真可惊天地，泣鬼神。

剧中兵部郎中张翀、礼部主事董传策和工科给事吴时来三人相约上本，其事也可歌可泣。吴时来先是担心老母忧虑，用假言搪塞，后来以实言相告，他的母亲说：“孩儿，你不须念我，且把死生父母置之度外，好好去做个忠臣！”（第二十八出《吴公辞亲》）有这样深明大义的亲人的支持，忠臣义士怎能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张翀则作好必死的准备，他安排妻儿回乡，未与妻子说明原因，却命人预备下自用的棺材。他浩然长叹道：

我想朝中众臣，多是封妻荫子，下官为国，反成抛妻弃子，恐非人情也！只是我平生志愿，不在妻孥之乐。倘驱除奸佞，使天下夫妻母子皆得安宁，便苦了我一家也说不得！（第二十九出《鹤楼赴义》）

这种公而忘私、舍身为国的高尚情怀，怎不感人肺腑！

这些忠臣义士的行动只是上本参奏。他们同奸臣的斗争不是依靠广大人民（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而是指望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觉悟（这在当时是唯一可行的）。他们抱着坚定的信念：“这也不是圣上斥逐忠良，都是奸臣蒙蔽之过。”（第三十出《三臣谪戍》）他们的斗争方式是迂腐的，他们的思想认识也是浅陋的，但他们的斗争目标却是明确而正义的：为国计民生必须清除奸臣！正是这种正义性，使他们的行动和精神激荡起一股浩然正气，凝聚为一脉民族精神。这种舍身求法、为民请命、公而忘私的高尚精神，应该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

对忠臣义士们的事迹和遭遇，作者既感叹：“堂堂命世臣，聚朝廷，矢心重把纲常整。忠魂醒，义气伸，芳名振。非干明圣无聪听，荣枯生死皆有命。”（第四十一出《封赠忠臣》【节节高】）又庆幸：“龙飞嘉靖圣明君，忠义贤良可庆。”（第一出《家门大意》【西江月】）流露出一种难以明言的矛盾情感。这里隐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对传统道德的怀疑精神。

因为传统的单线突进的结构方式无法表现这场铺盖着很大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的政治斗争，因此为了服从表现主题的需要，《鸣凤记》传奇不能不别出心裁，采用多线索的结构方式。全剧头绪纷繁，人物驳杂：十个忠臣、五个回合的斗争，三个主要的奸臣，再加上受害者家属的流离失所和外敌的入侵骚扰。而全剧的艺术完整性，主要是由其总体感染的鲜明性得以体现的。作者善于集中提炼典型事例，组成戏剧冲突，使全剧首尾连贯，一气呵成，毫不松懈。

此外，为了使结构更为严谨，作者还着意采用了一些特殊的结构手法。如以邹应龙（生）和林润（小生）的成长为主线，忠奸两派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的斗争，既促使他们不断成长起来，也使两派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强者变弱，弱者变强，经过曲折而艰巨的斗争，最后正义终于战胜邪恶。又如作者将十个忠臣作了分类处理，或单写（如杨继盛），或合写（如张翀、董传策、吴时来），或正写（如夏言等），或侧写（如曾铣），用不同的方式展示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使同中有异。而且，作者还娴熟地运用了对比手法，主要是正邪、忠奸的对比，既有正面冲突（如第五出《忠佞异议》、第六出《二相争朝》），也有侧面渲染（如第七出《严通宦官》、第十三出《花楼春宴》、第十四出《灯前修本》），还有一些总结性、阶段性的场面（如第十一出《驿里相逢》、第十六出《夫妇死节》、第三十出《三臣谪戍》、第三十四出《忠良会边》），这些场面对比鲜明，使全剧波澜跌宕。

《鸣凤记》传奇的语言风格属于文词派，曲辞和宾白都偏重于典雅绮丽，是口味纯正的文人之曲。清人梁廷楠《曲话》卷三评云：“《鸣凤记》《河套》一折，脍炙人口。然白内多用骈俪之体，颇碍优伶搬演。上场纯用小词，亦新耳目，但多改用古人名作为之，大雅所弗善也。”

吕天成《曲品》卷下评此剧云：“记时事甚悉，令人有手刃贼嵩之意。”的确，《鸣凤记》传奇是明清时期以当代重大政治斗争为题材的时事剧的开山之作，成为明末时事剧的直接先导和艺术典范。而且清初李玉的《清忠谱》、孔尚任的《桃花扇》等传奇作品，也都从《鸣凤记》得到了启发。

明后期，《鸣凤记》传奇的演出一直不衰，《群音类选》、《乐府菁华》、《醉怡情》等戏曲选集，均收录此剧散出。清初周亮工《书影》卷九记载，海盐戏曲演员张金凤，少以色幸于严世蕃，严败，金凤粉墨扮《鸣凤记》中的严世蕃，举动酷肖，名噪一时。侯方域《马伶传》记载，明末某大盐商同时请来金陵梨园兴化、华林二部演戏，都演《鸣凤记》，摆擂台比优劣。李伶扮演严嵩，得到观众喜爱；而马伶扮演严嵩，观众却甚寥寥。于是马伶潜身匿迹，不知去向。三年以后，马伶突然出现，要求大盐商再搞一次擂台赛，演出《鸣凤记》。他仍扮演严嵩，惟妙惟肖，终于把李伶比下去了。人们问他拜何人为师，技艺竟如此长进？他说：当年我投身“严相国俦”的相国昆山顾秉谦，“求为其门卒三年，日侍昆山相国于朝房，察其举止，聆其语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为师也”。可见，正是由于明后期严嵩式的权奸佞臣依然数见不鲜，《鸣凤记》传奇才能始终热演，具有长久不衰的生命力。借助于文学艺术作品来认识和批判现实，这是中国古代传承久远的文艺欣赏传统。清代戏曲选集《缀白裘》，也收录此剧《辞阁》、《嵩寿》、《吃茶》、《河套》、《夏驿》、《写本》、《斩杨》、《醉易》、《放易》等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