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质量：走精品创新路线

明代杭州小说刊刻和创作尽管在数量上的发展轨迹大不相同，但在质量上都勇于创新，打造精品，注重走精品创新路线。就刊刻而言，其有两个优越条件：

首先是优良的历史传统。早在五代时，吴越王就在杭州大量刻印佛经。到了北宋，杭州已成为全国的刊刻中心之一，宋人叶梦得称：“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现存杭刻宋版书精美绝伦，成为传世瑰宝。由于杭州经济文化繁荣，刻工技艺精良，国子监的很多重要典籍被送至杭州刻版印刷。王国维说：“及宋有天下，南并吴越，嗣后国子监刊书，若七经正义……皆下杭州镂版。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泰半。”宋室南渡后，中原尤其是汴京幸存的书坊与雕版良工纷纷迁移杭州，“南渡以后，临安为行都，胄监在焉，书板之所萃集”，集聚效应更加明显。大量文士也纷纷汇聚新都。在原有雄厚实力的基础上，由于工匠队伍的壮大和书籍消费的增加，杭州刻书如虎添翼，作为全国刊刻出版中心的地位愈加突出。以坊刻为例，杭州的棚北大街睦亲坊中瓦南街和众安桥一带，有不少以家族命名的经坊和书籍铺，其中陈姓就有四家，尤以陈起父子最负盛名。这些书坊刊刻精良，如荣六郎所刻《抱朴子内篇》卷二十牌记：“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六月旦日。”由此可见书坊主严谨负责的态度。这些书坊也刊刻小说，如署名“中瓦子张家印”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西游取经故事最早的刻本，在《西游记》小说与宋元话本的发展演变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另如标记“临安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的《续幽怪录》四卷，字用柳体，十分精美，《四部丛刊》即影印此本。到了元代，杭州的刊刻业尽管遭受较大打击，如朝廷在至元十五年（1278）将大量刻版搬运大都，但承宋代之余绪，杭州仍不失全国刊刻中心之一的地位。王国维说：“元代官书若宋、辽、金三史，私书若《文献通考》《国朝文类》，亦皆于杭州刊刻，盖良工之所萃，故锓板必于是也……自古刊板之盛未有如吾浙者。”可见元代的杭州刊刻还是可圈可点。元代的杭州书坊已经较多地刻印戏曲小说，如《关大王单刀会》《尉迟恭三夺槊》《风月紫云庭》《李太白贬夜郎》《霍光鬼谏》《小张屠焚儿救母》等。后世很多的刊本喜好冠以“古杭新刻”的名字，杭刻成了一个被书坊大力宣传的金字招牌。尽管杭州刊刻业绩后来在数量上被苏州、南京、建阳等地赶超，但在质量上的优良传统一直薪火相传。

其次是优质的刻工资源与优越的用纸条件。杭州书坊有技艺高超的刻工，如项南洲是明末清初杭州最负盛名的刻工，技艺精湛，现存所刻《醋葫芦》《西厢记》等十余种小说戏曲，雕刻精美。徽州刻工名扬天下，由于徽州与杭州两地为毗邻州府，往来非常便利，“近水楼台先得月”，徽州刻工汇集杭州，如为容与堂刊本《水浒传》刻板的黄应光、吴凤台等人就是徽州人。技艺精湛的刻工为杭州刊刻业走精品路线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浙江的造纸也很发达，质地精良，杭州刊刻还有用纸方面的优势。胡应麟记载明人刻书用纸时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常山属于浙江，杭州刻书能就近取材，大受其利。杭州的小说刊刻能做到“取梨极精，染纸极洁，镌刻必抡高手”，离不开优质的刻工资源与优越的用纸条件。

大力继承优良的刊刻传统，充分利用优质的刻工资源与优越的用纸条件，杭州书坊刊刻的小说质量精良，主要表现在：

（一）插图精美，刻画细腻。明末清初的书坊十分重视插图对书籍的促销作用，杭州书坊尤其如此。从天启五年（1625）武林刻本《牡丹亭还魂记·凡例》就能看出杭州刻书界在这方面的经营理念，其云：“戏曲无图，便滞不行，故不惮仿摹，以资玩赏。”小说亦是如此。杭州书坊拥有丰富、精良的刻工资源，加上陈洪绶（绘过《水浒叶子》等）、吴熹、何英等许多知名画家积极参与绘稿，杭州书坊利用精美的插图刊本等比较优势，来与苏州、南京书坊的优质稿源，建阳书坊的灵活多变及低价倾销进行竞争，以打开市场、扩大销路。杭州刊刻的小说插图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1．人物刻画惟妙惟肖，生动展现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武林容与堂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可谓古代小说插图中的精品，其每回正文前配有单面整页大图两幅，共二百幅，“线条也疏朗，人物形象简捷有力，生龙活虎，跃然纸上”。众多英雄好汉神形兼备，呼之欲出。以李逵的形象刻画为例，《黑旋风沂岭杀四虎》《黑旋风打死殷天锡》等图展现出他疾恶如仇和武艺高强；《黑旋风扯诏谤徽宗》显示出他的至真性情和大无畏的英勇气概；《李逵斧劈罗真人》则绘出李逵的鲁莽、天真；《李逵寿昌乔坐衙》突出其风趣、幽默的性格。这些插图成为小说文本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另如夷白堂刊本《海内奇观》的插图，“精美绝伦，世人争相收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珍藏一部，视若拱璧”。这些与早先流行的建阳刊本小说插图版面较小，线条粗疏，几乎看不清人物表情的粗糙状况形成强烈反差。

2．刀法细腻，注重景、人、情三者结合，追求画中有诗的韵味。如杭州峥霄馆刊《型世言》原有插图八十幅，现存二十八幅，刀法细腻，精美可观，具有较浓的文人画气息。爽阁刊本《禅真逸史》中的插图更是让人拍案称绝，“图像似作儿态，然史中炎凉好丑，辞绘之。辞所不到，图绘之。昔人云：诗中有画。余亦云：画中有诗。俾观者展卷，而人情物理、城市山林、胜败穷通、皇畿野店，无不一览而尽。其间仿景必真，传神必肖，可称写照妙手，奚徒铅錾为工”。小说插图将景物环境、人物神态与故事情境三者融为一体，不仅契合故事情节，且能展现小说文字难以言说的妙处，成为小说叙事的重要补充，富含诗意情韵与叙事张力，足见杭州书坊对小说插图的良苦用心和不懈努力。

3．勇于创新，引领精品时尚。建阳地区刊刻的小说插图起步较早，曾经风靡一时。其主要特点是上图下文，每页一图，数量众多，追求“全像”，构图简单，人物微小，刀法粗糙，带有明显的民间版画痕迹。如余象斗双峰堂刊《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共有一千二百多幅插图，是明代小说插图最多的一部。但画面粗糙，人物的脸庞大多模糊不清，甚至是空白或者大花脸。而杭州刊刻的小说插图勇于创新，较早突破了元刊平话与明代前期上图下文的刊刻形态，创造了在小说正文回前以单页布局整幅插图、双面相连为主的大图版面，起到了“导图”与“导读”的作用。在苏州、南京等地兴起这种形式后，杭州的书坊主又不断翻新，如山水邻刊《欢喜冤家》采用了别具一格的上下两层楼式的刊刻形态。杭州的书坊主非常注重小说插图的质量，开拓创新，打造精品，引领时尚。如前文所述容与堂万历三十八年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的精美插图，很快就受到了业界的瞩目，被当作仿效的榜样，苏州袁无涯书种堂万历四十二年所刊《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全传》就多处借鉴它，如第九回中的《棒打洪教头》、第十二回中的《青面兽被劫》、第十三回中的《急先锋争功》等插图即是如此。

（二）评点认真、精细，多有创新。小说评点带有浓厚的商业性，书商自评与假冒名人评点的现象十分常见，大多质量不高。但明末清初杭州所刻小说出现了一些评点杰作，多有创新之处。如杭州峥霄馆刊《型世言》每一回前都有翠娱阁主人陆云龙写的“叙”“引”和“题词”等回前评，阐述本回故事的思想价值，将形象塑造与品评阐释紧密结合，将小说叙事与评点议论融为一体，且有许多眉批文字，深刻独到，是评点中的精品。另有杭州爽阁刊本《禅真逸史》的评点更是独到，创造性的区别使用诸多符号标记，其《凡例》强调说：“史中圈点岂曰饰观？特为阐奥。其关目照应、血脉联络、过接印征、典核要害之处，则用O，或清新俊逸、秀雅透露、菁华奇幻、摹写有趣之处，则用O，或明醒警拔、恰适条妥、有致动人处，则用﹚，至于品题揭旁通之妙，批评总月旦之精，乃理窟抽灵，非寻常剿袭。”评点符号丰富多样，符号使用规范、严谨、系统化，区分细致，内涵丰富，并且注重圈点与回评文字之间的相互补充及前后照应，这在随意性很强的小说评点中难能可贵。杭州刊刻的评点本小说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精品力作多被外地书坊效法、翻刻。如建阳熊清波的诚德堂在万历二十四年所刊《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卷首有《重刊杭州考证三国志传序》，可见杭州出产的经过评点的“考证”本《三国志传》成了翻刻、效仿的对象。

杭州的小说刊刻能多出精品，关键在于书坊主的经营态度。与建阳刊本饱受批评的粗制滥造、鲁鱼亥豕相比，杭州的坊刻态度要严谨得多，所谓“雠勘必悉虎鱼”。以各地书坊争相刊刻的《水浒传》为例，杭州容与堂本“刊刻精雅”，态度非常严谨，力求一丝不苟，广受推崇。而闽本《水浒传》，胡应麟评价说：“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复数十年，无原本印证，此书将永废矣。”明代郎瑛也批评福建等地的刻书说：“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亦惜为福建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刊，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此类现象在闽本中十分常见。相比之下，足见杭刻的态度之严谨、质量之精良。

杭州书坊主为小说刊刻的精品化做出了不懈努力，杭州的小说作家在创作精品上也是不遗余力，呈现以下特色：

（一）对小说地域特色的自觉追求。杭州乃人文荟萃之地，聚集了大量文人士子，其中有许多下层文人以创作通俗文学为生。“湖上笠翁”李渔就是一例典型，他曾两次赴试杭州，又于顺治七年（1650）移居杭州，开始他“卖赋以糊口，吮毫挥洒怡如也”的生涯。到康熙元年（1662）移居南京，李渔这次在西子湖畔居住了长达十余年之久。在此，他创作了代表清代拟话本小说最高成就的《无声戏》和《十二楼》，其中就有西湖小说的名篇佳作。此外，李渔还创作了《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等六部传奇。康熙十六年（1677），六十七岁的李渔在困顿中怀着浓厚的西湖情结又迁回杭州，住在湖畔吴山东北麓，制联“繁冗驱人，旧业尽抛尘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中”，表达了在西子湖畔安享晚年的强烈愿望。康熙十九年（1680）农历正月十三，李渔病逝湖畔，葬在杭州方家峪九曜山上，钱塘县令梁允植为他题碣：“湖上笠翁之墓。”可见，李渔与西湖结有不解之缘，终身怀有浓厚的西湖情结。在西子湖畔，他尽享创作的黄金岁月，而且晚年归根于此，逝后长眠于此。西湖成为李渔的人生归宿与精神家园。

除了“湖上笠翁”李渔，西子湖畔还活跃着一个好以“西湖”为名号的小说作家群。笔者初步统计了明末清初以“西湖”为名号，与小说创作或评论有关的文人，涉及28人的30个名号（详见附录三）。尽管其真实姓名与生平多已失考，但都以“西湖”或相关称呼为名号（有些还有多个西湖名号），应该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与兴趣爱好。他们或是挚友，或是同乡，常常会去西湖上悠游吟唱，正如湖海士《西湖二集序》所说：“水光盈眸，山色接牖……可搜隐迹，寻幽或以竟日，耽胜乃以忘年。”湖海士记载“予揽胜西湖而得交周子”，他就是因为游览西湖而结识《西湖二集》的作者周清原。杭州的小说家常会在西湖上一起交流切磋，讨论小说创作的相关问题。美丽的湖光山色、动人的胜迹传说与深厚的西湖文化都会反映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西湖故事信笔拈来，西湖小说应运而生。明末清初诞生了《西湖一集》《西湖二集》和《西湖佳话》等一系列以西湖为文化背景与故事场景的小说集，小说家们表现出对西湖小说与西湖文化的强烈认同，对杭州地域特色的自觉追求。

（二）对小说艺术的探索与创新。以话本小说为例，从说话、话本到拟话本，小说艺术在不断地发展进步，杭州的小说家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与大胆探索。李渔认为“文字莫不求新”，“不新可以不作”，正是有了这种创新意识，明末清初的杭州小说家在艺术探索中敢为人先，刻意求新，具体表现如下：

1．回目精致。以周清原的《西湖二集》为例，其回目相邻两则形成工整的对偶，全书三十四卷形成十七组，如第一卷“吴越王再世索江山”与第二卷“宋高宗偏安耽逸豫”，第三卷“巧书生金銮失对”与第四卷“愚郡守玉殿生春”，第十一卷“寄梅花鬼闹西阁”与第十二卷“吹凤箫女诱东墙”即是，显然是精心设计的结果。李渔的《无声戏》也是如此，在日本尊经阁文库藏伪斋主人序刊本中，第一回“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与第二回“美男子避惑反生疑”，第三回“改八字苦尽甘来”与第四回“失千金福因祸至”，第五回“女陈平计生七出”与第六回“男孟母教合三迁”等等，十二则回目中紧邻的两则形成非常工整的对偶，都是精心雕琢与苦心经营的结果。艾衲居士《豆棚闲话》的回目也是紧邻的两则形成精致的对偶，如第一则“介之推火封妒妇”与第二则“范少伯水葬西施”，第三则“朝奉郎挥金倡霸”与第四则“藩伯子破产兴家”，第五则“小乞儿真心孝义”与第六则“大和尚假意超升”等等，十二则回目形成六组十分工整的对偶句，可谓用心良苦。上述杭州小说家在回目的经营上显然表现出共同的爱好，尤其是对相邻单句回目的对偶设置上颇为用心。尽管冯梦龙在“三言”中也是有意识地将相邻的单句回目做成对偶，但不如他们做得精致工整，如《警世通言》第三卷“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与第四卷“拗相公饮恨半山堂”，第七卷“陈可常端阳仙化”与第八卷“崔待诏生死冤家”等诸多例子，对仗不甚工整。杭州的小说家在双句回目设计上也有创意，如日本佐伯文库所藏《连城璧》内编十二回与外编六卷的回目对仗都非常工整，第一回“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第二回“老星家戏改八字穷皂隶随发万金”等，两两对偶，音韵谐婉，富有文采，不仅简要概括了本回的情节梗概，而且提炼出故事的内涵与立意，已经初具《红楼梦》回目的雏形。另如陆云龙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八卷四十回统一为七言双句回目，陆人龙的《型世言》《辽海丹忠录》也均为双句回目，对仗工整。

2．结构精巧，独具匠心。杭州小说家在小说结构上也是匠心独运，如李渔《十二楼》巧妙地以“楼”串联十二个故事，构思巧妙。艾衲居士《豆棚闲话》用“豆棚”把十二个独立的故事巧妙连缀，乡老们在豆棚下的十二次聚会上轮流讲说故事，配合以季节的转换与景物的变化，构成整部小说的基本框架，别具一格，比《十二楼》更加自然生动，贴切紧凑。另如醉西湖心月主人的《宜春香质》与《弁而钗》，体例结构颇有讲究，两书各有四集（纪），《宜春香质》分为风、花、雪、月四集，《弁而钗》分为情贞、情侠、情烈、情奇四纪。每集都是五回，各叙四个男风故事。而且两部小说都紧扣一个“情”字，分置“美善”与“丑恶”两个板块，形成正反对应与互联互补。《宜春香质》四集严厉谴责见利忘义、朝秦暮楚之人，让他们死于非命以示惩戒；《弁而钗》则热情赞颂贞、侠、烈、奇之人，为每对有情人安排了升仙善终的完美结局。两组故事一正一反，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两部小说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又互相照应，在结构上可以看作一个有机整体。

3．情节奇中出奇，因巧释巧，波澜起伏，变幻莫测。杭州小说家在情节设计上也是大胆尝试。如艾衲居士在《豆棚闲话》的情节构思上，“化嘻笑怒骂为文章，莾将二十一史掀翻”，将圣贤人物和经典故事进行大胆解构，然后再根据明末清初的社会现实加以翻案重构，把小说情节敷演得“苍茫花簇，像新闻不像旧本”，达到了“绝新绝奇”的独特效果。李渔则善于设置悬念，让小说情节曲折生动，巧中出巧，出人意料。评点家杜濬认为李渔的小说“极人情之诡变，天道渺微。从巧心慧舌，笔笔钩出”，让读者惊叹不已，不忍释卷，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但又不脱离现实生活，不以“怪力乱神”取胜，而是在符合现实情理与生活逻辑的前提下，制造连环意外，跌宕起伏，扑朔迷离，却又合情合理，不显荒诞，“妙在事事在人意想之外，又事事在人意想之中，所以从来为小说冠”，在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两者之间取得很好的平衡。如《十二楼·闻过楼》中，呆叟在搬家后经历“三桩横祸、几次奇惊”，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读来让人瞠目结舌、心有余悸，最终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都是朋友故意设局来考验他。故事离奇但符合逻辑常理。李渔自称：“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时耳目，为我一新。使数十年来，无一湖上笠翁，不知为世人减几许谈锋，增多少瞌睡？”此话固然有自诩的成分，但他在小说情节上出奇弄巧的创新能力确实让人佩服。

4．尚情与说教的极端化，剑走偏锋，引人注目。杭州与苏州都是著名的小说创作和刊刻中心，诞生了许多经典名著，但两地作品在这一点上的差异明显。如成于苏州的“三言”，尽管有道德说教与色欲描绘，但基本上能与故事情节紧密结合，态度持平。但杭州的小说名著爱走偏锋，极端化较为突出，具体表现为：

其一，尚情者则以情色为上，淫秽不堪，过犹不及。如西湖渔隐主人撰、杭州山水邻刊《欢喜冤家》充斥了大量的性描写，尤其是第四回“香菜根乔装奸命妇”、第八回“铁念三激怒诛淫妇”等，大肆渲染女性在婚外恋中的疯狂情态，甚至表现出对色相肉欲的欣赏与迷醉。醉西湖心月主人撰、杭州笔耕山房刊《宜春香质》与《弁而钗》更是津津乐道于肉欲描写，甚至理直气壮地为男风、淫乱辩护，宣称“始以情合，终以情全，大为南风增色”。

其二，说教者则生搬硬套伦理教条，空洞枯燥，令人生厌。如陆人龙撰、峥霄馆刊《型世言》中，“一死行吾是，芳规良可钦”之类的说教比比皆是。陆云龙《清夜钟》更是“将以明忠孝之铎，唤省奸回”，如第一回《贞臣慷慨杀身 烈妇从容就义》对忠臣与烈妇的推崇无以复加。第二回《村犊浪占双桥洁流竟沉二璧》赞扬童养媳钮氏与顾氏的愚孝，她们竟然为掩盖婆婆的肮脏丑闻而双双自尽，委曲求全到丧失了自己最基本的人格尊严。明末清初杭州小说界这种极端化倾向，究其原因，除了受当时王学左派与程朱理学的交叉影响，社会风尚急剧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而产生的逆反失序以外，还与书坊主与小说家对市民审美趣味的刻意迎合不无关系。极端化的剑走偏锋自然需要虚构许多奇人奇事奇情，以吸引更多的市井民众，扩大小说的销路。

5．小说语言的创新。以李渔为代表的杭州小说家在语言艺术上颇为用功。清初刘廷玑《在园杂志》评价李渔的小说为“造意纫词，皆极尖新”，赞赏他的小说语言极富创新创意。孙楷第也说：“观笠翁诸作，篇篇竞异，字字出奇，莫不摆落陈诠，自矜创作。”他又指出：“以文而论，差不多都是戛戛独造，不拾他人牙慧的。”“我们看他的小说，真觉得篇篇有篇篇的境界风趣，绝无重复相似的毛病。这是他人赶不上的……说到清朝的短篇小说，除了笠翁外，真是没有第二人了。”赞誉如此之高，一个重要因素是李渔在小说语言上刻意追求创新。韩愈《答李翊书》云：“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慨叹语言创新之艰难不易。李渔的小说却能不拾他人牙慧，力求字字出奇，其好友包璿指出：“笠翁游历遍天下，其所著书数十种，大多寓道德于诙谐，藏经术于滑稽，极人情之变，亦极文情之变。”古人在道德与经术面前常常是正襟危坐，显得刻板拘谨，遣词造句讲究雅正古奥。而李渔的小说语言大异其趣，篇篇追求风趣幽默，表现出难得的探索与创新，如《十二楼·拂云楼》渲染“丑妇”出场，幽默诙谐，形象风趣，富有艺术表现力。另如《豆棚闲话》“文笔雅洁丰赡，却是话本中少有的”，深为后世称道。

此外，鹫林斗山学者《跨天虹》、西泠狂者《载花船》和醉西湖心月主人《宜春香质》等杭州小说家的作品，大都表现出类似的艺术探索与创新努力，如在形式上讲究分卷分则，成组叙说故事等。这些相同或相似的艺术特色，打下了杭州小说家们互相影响、共同努力的集体印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在创作上的整体风貌。尽管杭州小说家的一些努力探索，如“尚情”鼓吹与道德说教的极端化具有争议，但他们的探索勇气与创新精神是其他地方的小说家有所不及的，他们对小说艺术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这也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大量涌现并取得较高成就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