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量：刊刻逐步复兴与创作始终繁荣

我们首先来考察杭州的小说刊刻。明代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将杭州西湖书院所藏二十余万片宋元书籍雕版悉数调运南京，使得杭州的刊刻业蒙受巨大损失。明代前期，杭州的刊刻地位已被南京、苏州等地取代。明人胡应麟指出：“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又说：“余所见当今刻书，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可见从明初到万历年间，以杭州为中心的越地刊刻不仅在数量上被福建、江苏等地超越，而且在质量上也不如苏州、南京等刊刻重镇，原有的优势地位已被大幅削弱。小说刊刻也是如此，据程国赋先生的《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附录一《明代坊刻小说目录》统计，明代福建建宁（下辖建阳）有52家书坊，刊刻小说113种；苏州有31家书坊，刊刻小说50种；南京有22家书坊，刊刻小说42种；杭州仅有18家书坊，刊刻小说仅27种，书坊数量只有建宁的约三分之一，刊刻小说数量不到它的四分之一，差距甚大。

不过，杭州的小说刊刻并未长久陷入沉寂的泥潭，而是在明末清初走向复兴，经历了一段逆风飞扬的发展轨迹。为了完整展示这种“杭州特色”，本文有必要梳理杭州在明代至清初小说刊刻的发展情况，以寻找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兴起的出版因素。笔者根据《古本小说丛刊》（中华书局影印本）、《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孙楷第编撰《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杜信孚编辑《明代版刻综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杜信孚等编撰《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线装书局2001年版）、王清原等编《小说书坊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修订本）、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等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宁稼雨编撰《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齐鲁书社1996年版）、刘世德主编《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程国赋撰《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陈大康撰《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与文革红撰《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刊刻考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诸书，将明代至清初杭州书坊所刻小说辑录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明代杭州的小说刊刻在嘉靖、万历年间开始起步，但由于遭受曾经伤筋动骨的后遗症影响，步履维艰，蹒跚不稳。在长达四十八年的万历时期，杭州的书坊仅仅刊刻了五部小说，占其在明代所刻小说约五分之一。而同一时期，建阳与南京等地的小说刊刻已是如火似荼。据程国赋先生的《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附录一《明代坊刻小说目录》统计，建阳的坊刻小说在万历年间明确可考者多达六十四部（尚不包括可能刻于这一时期的十多部），超过明代建阳坊刻小说总数的一半。南京的坊刻小说在万历年间明确可考者也有二十四部，同样超过明代南京坊刻小说总数的一半。在小说刊刻热火朝天的万历时期，杭州的书坊还在冬眠中缓慢复苏。到了天启、崇祯年间，杭州的小说刊刻终于起飞，尤其是崇祯年间至少刊刻了十三部小说，而此时建阳的坊刻小说已经急剧衰落，崇祯年间仅刊刻了七部小说，对比反差非常鲜明。到了清初，杭州的小说刊刻出现井喷，终成气候。从顺治年间到康熙中期，杭州刊刻了近三十部小说，尚不包括西泠狂者、镜湖惜春痴士、西陵如如居士、钱江拗生等疑似杭州的刊刻者。据文革红《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刊刻考论》较为宽泛的统计，从顺治到雍正的九十二年间，杭州地区有三十二家小说出版者，共刻小说四十四部，数量仅次于苏州。而同一时期的南京有十六家小说出版者，共刻小说二十部。建阳仅刻小说一部。杭州的小说刊刻后来居上，后劲十足。杭州与建阳的小说刊刻在数量上的兴衰变化正好形成一个反比，上行与下行的对照非常强烈。

杭州的小说刊刻在天启、崇祯年间走向兴盛，到了清初继续飞速发展，这条轨迹刚好与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繁荣路径相互吻合。一方面，杭州的小说刊刻繁荣发展为西湖小说的兴盛准备好了出版条件与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杭州小说家尤其是一些西湖小说家的努力与创新为本地的书坊提供了优质稿源，反过来又促进了杭州小说刊刻业的进一步发展。杭州的小说刊刻与创作相互促进，关系密切，这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接下来探讨杭州的小说创作情况。早在元代及明初，杭州就是小说戏曲的创作中心，积淀深厚。大德末年以后，元杂剧的创作中心逐渐由大都移至杭州，产生了“古杭书会”与“武林书会”等专业创作团体，郑光祖、钟嗣成、秦简夫等著名的北方剧作家曾长期寓居杭州，创作颇丰，一时称盛。小说亦是如此，《三国志通俗演义》被称为章回小说与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但作者罗贯中的相关情况至今在学界仍有争议。关于他的籍贯有太原、东平、杭州、庐陵等多种说法。尽管最早著录《三国志通俗演义》的郎瑛《七修类稿》，还有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称罗贯中是杭州钱塘人尚无实据，但他曾寓居杭州，并在此创作小说应是事实。与罗贯中有密切关系的另一部小说《水浒传》的杭州情缘就更确凿、深厚了。《水浒传》的语言留有杭州方言的不少痕迹，一些水浒故事诞生于杭州的勾栏瓦肆。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嘉靖年间的高儒在《百川书志》中记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郎瑛《七修类稿》也称此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钱塘施耐庵的本”。万历年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崇祯年间，雄飞馆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合刻的《英雄谱》也署为“钱塘施耐庵编辑”。施耐庵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有待确证，但上述材料显示他们曾长期在杭州从事与小说创作有关的活动。还有一位影响深远的杭州小说家瞿佑值得一提，瞿佑（1347—1433），字宗吉，号存斋、吟堂等，杭州钱塘人。他的《剪灯新话》被认为是唐传奇和清代《聊斋志异》这两座文言小说高峰之间的桥梁，是明代成就最高的文言小说作品，后流传到朝鲜、日本与越南等地，影响深远。《剪灯新话》作于明洪武十一年（1378），瞿佑时任仁和（今属杭州）县学训导。总之，杭州是一座小说传统特别深厚、小说创作非常繁荣的城市，很多影响了小说发展史的经典名著就诞生于此。

与明代出版史上的杭州小说刊刻缓慢预热、逐步复兴的发展轨迹不同，杭州的小说创作始终引领潮流，一直处于明代小说史的发展高位，诞生了为数众多的经典作品。以中长篇小说为例，笔者根据孙楷第编撰《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等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李忠明撰《17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编年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诸书，将明代万历四十年至清代康熙三十年（1612-1691），创作地点与时间可考的中长篇通俗小说辑录如下：

由于明清小说中普遍存在托名匿名现象，加上小说文本亡佚失考情况，以上所列可能难以反映当时的实际全景，只能是一个缩影，但管中窥豹，由此可见明末清初各地通俗小说的创作概况。在上表二十九名小说作家的三十六部作品中，创作于杭州的有十五人的十八部小说，所占比例高达一半。我们再来考察这一时期拟话本小说的创作情况。明末清初一些重要的拟话本小说集，如陆人龙的《型世言》、西湖渔隐主人的《欢喜冤家》、西泠狂者的《载花船》、醉西湖心月主人的《宜春香质》、圣水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鹫林斗山学者的《跨天虹》等等，都是杭州籍或寓居杭州的小说家创作的。尤其是被认为代表清代拟话本小说最高成就的《十二楼》与《无声戏》，也是号为“湖上笠翁”的李渔在杭州西湖畔创作的。明末清初杭州地区小说创作的繁荣状况由此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