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昔日的荣华

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兴盛首先扎根于杭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前朝经济文化的繁荣，特别是南宋时期的帝都文化使明末清初西湖小说津津乐道唐宋风韵与帝都盛事，洋溢着昔日浓郁的荣华气息。在笔者重点考察的111篇西湖小说作品中，叙说唐宋遗事的多达75篇，比例约占67.6%，其中取材南宋的就有51篇（另有12篇所叙时代不详，见附录一、二），占关于唐宋故事篇目的68%与全部篇目的45.9%。时人谈及杭州，无不参照昔日的帝都风貌。如明代正德三年（1508），西湖实施了南宋之后最大的一次疏浚工程，意欲“复唐宋之旧”。明清时期的西湖及杭州沐浴在帝都文化的余晖中，造成西湖小说标举“况重以吴越王之雄霸百年，宋朝之南渡百五十载，流风遗韵，古迹奇闻，史不胜书”。《西湖佳话》和《西湖二集》等生动展现了前人艰苦卓绝的杭州创业史，昔日的繁华与荣耀尽显其中。因此，我们在探讨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兴盛原因时，不能不将目光回溯到唐宋时期绽放于杭州西湖畔的盛世繁华。

杭州见于史载始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钱唐”是杭州的古称，自秦至两晋，它一直只是会稽郡或吴郡的属县。梁太清三年（549），钱唐县升为临江郡。陈祯明元年（587），又置钱唐郡，辖钱唐、于潜、富阳、新城、桐庐，属吴州。到了隋代，“开皇中，移州居钱唐城”，“大业三年置余杭郡”，后改名为杭州。沧海桑田，在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凿通江南运河后，杭州成为京杭大运河的南端关钥，终于迎来了它腾飞的契机，具备了成为大都市的优越条件。到了中唐时期，杭州遂以“东南名郡”见称于世。白居易说：“江南列郡，余杭为大。”《西湖佳话·白堤政迹》讲述唐德宗时期，刺史李泌引西湖水入城，“遂致生聚渐繁，居民日富。凋敝人情，转变作繁华境界”。白居易曾任杭州刺史，“筑堤捍钱塘湖，钟泻其水，溉田千顷”，“钱塘湖”即是西湖。两位先贤的治湖措施较好地解决了城市用水与农田灌溉的难题，为杭州的飞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末五代时期，钱氏家族治杭八十余年，为杭州的繁荣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功绩，“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一些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作品，如《西湖二集》第一卷《吴越王再世索江山》、《西湖佳话·钱塘霸迹》等，对此高度赞扬与精彩演绎。吴越王钱镠曾两次大规模地扩建杭州城，“筑捍海石塘，广杭州城，大修台馆。由是钱唐富庶盛于东南”。以十座城门之一的朝天门为例，“规石为门，上架危楼，楼基叠石，高四仞有四尺，东西五十六步，南北半之。中为通道，横架交梁，承以藻井，牙柱壁立三十有四，东西阅门对辟，名曰武台，夷敞可容兵士百许”。一座城门就如此雄伟壮观，整座城市的规模也可略窥一二，正所谓“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后梁开平四年（910），钱镠被封为吴越王，杭州一跃成为国都，“东南形胜第一州”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钱镠为了“储精气之美、人文之盛”，致力治水，发展农桑，繁荣经济，欧阳修《有美堂记》称赞道：“独钱塘，自五代始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苏轼也说：“（吴越）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在兵燹绵延的军阀时代与入宋鼎革之际，南唐国都金陵（今南京）“颓恒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长安（今西安）、洛阳、扬州等地也沦为战争废墟。杭州因钱氏巧于周旋，“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成了天堂乐土，其繁荣富盛已非其他久经浩劫的城市所能比拟。《西湖佳话·钱塘霸迹》等小说深切缅怀钱镠对杭州的丰功伟绩云：“下仁万姓，保全土地，不遭涂炭……其功与帝王之功自一揆矣，故能生享荣名，死垂懿美于无穷。”

杭州入宋后，承吴越繁荣之余绪，继续绽放异彩。嘉祐二年（1057），宋仁宗为梅挚赴任题送别诗，称赞杭州是“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宋人陶谷说杭州“轻清秀丽，东南为甲。富兼华夷，余杭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宫也”。曾任职杭州的苏轼说：“天下酒税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据文献记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杭州城的商税高达82173贯228文，远远超过苏州的51034贯929文，仅次于汴京（今河南开封）。

“靖康之变”后，杭州因宋室南渡而获得飞跃发展。宋高宗于建炎三年（1129）驾幸杭州，绍兴八年（1138）定都于此，称之“行都”。杭州一跃成为天子之城，成为南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马可·波罗在南宋亡国后游历杭州，仍以“天城”相称，赞其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杭州在南宋的帝都繁华及元初的余绪，在“临安三志”、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耐得翁《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还有《马可·波罗行记》中都有详尽的记载。在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怀旧之作中，我们也能领略到它昔日的风采。《警世通言》第二十三卷《乐小舍拼生觅偶》宣称：“至大宋高宗南渡，建都钱塘，改名临安府，称为行在，方始人烟辏集，风俗淳美……”《西湖二集》第十一卷《寄梅花鬼闹西阁》赞道：“那时宋高宗南渡，已二十年，临安花锦世界，更自不同。且把临安繁华光景表白一回……”接下来连篇累牍铺叙杭州的“花锦世界”，自豪之情与炫耀之态溢于言表。关于南宋杭州的经济繁荣，史料笔记有大量记载。《梦粱录》说：“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商业繁荣，店铺林立。当时杭州人口已突破百万，马可·波罗称全城有一百六十万户，恐言之过甚，但《梦粱录》说“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当合事实，它又具体描述说：“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据马可·波罗所记，临安当时有十二种职业，各业共有一万二千户，有数以十万计的人在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仅官营手工业作坊就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等所属的上百个作坊。这些作坊不仅规模大，而且分工细致、制作精良。据《梦粱录》所列，临安的丝织品有绫、罗、锦、剋丝、杜缂、鹿胎等数十种之多。

宋代杭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发达。“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杭州在北宋时已是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在南渡后更是独领风骚。时人叶梦得（1077—1148）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近人王国维也说：“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泰半。南渡以后，临安为行都，胄监在焉，书板之所粹集。”据他的《五代两宋监本考》载，宋代监本有一百八十二种，其中大半在杭州刻印。杭刻书籍精美绝伦，是宋版书中的精品。杭州是南宋的教育中心。朝廷在此设有太学、武学和宗学，合称“三学”。太学为全国最高学府，舍宇壮丽，规模宏大。此外还有府学、县学、乡校、家塾、舍馆、山学、庙学、书院等，遍布杭州的大街小巷与近郊山村，“每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可见文风与学风之盛。这些在西湖小说中也都留有生动的印记。如《警世通言》第十四卷《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就讲述了宋高宗绍兴年间，吴秀才来杭州参加科举考试，落榜后因为缺乏盘缠，羞归家乡，于是开个学堂谋生，等待下一次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