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医脾脏象理论哲学基础
脾脏象理论作为中医脏象理论的重要组成，是中医理论的核心内容。脾脏象理论的起源是以粗略的形态解剖学为基础，经过长期反复的医疗实践，同时伴随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渗透影响。由于受到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而使认识研究局限于器官水平，因此中国古代哲学对其起源的作用则尤为突出。
一、儒家思想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儒家学者的社会等级观念由来已久，他们也将这种思想带入中医文化当中，将脾命为“谏议之官”；又因脾胃位于中焦，调和全身气机，其性似于中土对四方的统领；脾胃有化生气血为周身提供养分的作用，同于土地生养万物之能；而脾不燥不湿，不寒不热，治疗脾胃多以甘味药为多，甘可缓急可解毒可调和，这深受中国“中庸”思想的影响；而虽然儒家思想强调“阳尊阴卑”，但也不可否认阴柔的作用，治疗胃病时也要兼护脾土属阴喜润喜柔的特性。
（一）等级观念—政治情结
起源于春秋，发展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对中医药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正如古人所言：“儒不必医，医必须儒。”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政治伦理，非常强调人与社会的关系，其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对中医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黄帝内经》中用君臣关系阐述脏腑十二官，形象地把五脏六腑比喻成五种官职，其中脾为谏议之官，“脾为谏议之官，知周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谏议官需备有三德：一正也，以明是非，以辨善恶；二义也，不优柔寡断、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备义薄云天的气魄；三大度，公而无私。脾为谏议官具有上述美德，在人体中显示为：及时提醒作为（含思维）国君之心身体的变化。如：胃寒痛或五更泄，是肾阳虚；便稀而出血，是中气不足；性急躁，两胁胀满，是肝气过旺等。脾五行属土，八卦为坤性。《易经》讲坤字是“直方大”，直为正，方为义，君子应内正外义。在人体内，当脾处于正常状态则可以避免疾病的袭击。“如脾虚，即会生湿生痰。”任何疾病，甚至死亡，首先是脾失去了谏官的作用。《内经》有言：“脏有要害，不可不察……脾为之使，胃为之市（《素问·刺禁论》）。”
（二）中庸之道—以土为贵
“中庸”思维蕴含“和”思维的内涵，是对其最佳调和状态的一种阐释。在西周时期便产生了五行之中土为最贵的思想，《乐记》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时者。地，土之别名也，比于五行最尊，故自居部职也。”《尚书》将土与脾配属，脾胃主运主化和转枢的作用更符合“中土”的特点，故《内经》曰：“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气为充，在脏为脾。其性静兼，其德为濡，其用为化，其色为黄，其化为盈，其虫倮，其政为谧……其眚淫溃，其味为甘，其志为思”（《素问·五运行大论》）；“备化之纪，气协天休，德流四政，五化齐修……其主口，其谷稷，其果枣，其实肉，其应长夏，其虫倮，其畜牛，其色黄，其养肉，其病否，其味甘，其音宫，其物肤，其数五”（《素问·五常政大论》）；“脾为牝脏，其色黄，其时长夏，其日戊己，其音宫，其味甘”（《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素问·六节脏象论》）；“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类土，其畜牛，其谷稷，其应四时，上为镇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其音宫，其数五，其臭香（《素问·金匮真言论》）”。子思在承继和发扬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最后总结出“中和”的概念，把“中”作为“和”的前提，将“中”视作“天下之大本”，“致中和”是一切变化发展的根本条件。中庸思维本身蕴含着“和”思维的内涵，是对其最佳调和状态的一种阐释，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和’是协调分歧，达成和平统一”。“和”的意思就是意味着和谐，其条件是中，即融合在一起的各种不同的东西都要按一定的比例。所以中的作用是达到和。脾具冲和之德，即不燥不湿，不寒不热，静藏而不至枯竭，动泄而不至耗散，升扬而不至浮越，降泄而不至沉陷。
总之，以“重农”为经济背景，通过“和”思维和“中庸”哲学的渗透，中土思想成为“脾为五脏之使”的深厚的理论背景。其理论之渗透为脾土调和四脏，容载、化生万物，维持相对稳定提供基础。
（三）重阴贵柔的辨证思想
《春秋繁露》在讨论阴阳关系时强调“阳尊阴卑”，这种“重阳”的思想为主旨，并以此论述“丈夫虽贱皆为阳，夫人虽贵皆为阴”的夫妻关系（《阳尊阴卑》）；君臣之间则为“当阳者，君、父也”，以及天地和万物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而得出“阴者，阳之助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天辨在人》）的结论，在强调“阳”的作用的同时也不可忽视“阴”的作用。《内经》及其创造的医学体系继承了这一理念，并将其运用于医疗系统当中，如脾土属阴而喜润喜柔。
二、道家思想
道家经典《黄帝四经》《易经》《易传》《淮南子》均通过易象、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以及河图洛书对脾脏理论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无论河图，还是洛书，位于中央的“土”“五”的数字模型，都体现了其在《周易》哲学体系中具有木、火、金、水和其他数字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河图包含了五行生数、成数，诠释了自然界万物生成终止的法则。河洛学说被医家用来阐述人体脾脏的生理特征以及与他脏间的密切关系。具体体现在河洛脏腑位置学和河洛脏腑数字学等方面，并需与五行学说、八卦理论相配。
（一）治病与治国
对于君主而言，人民身体健康、生活和睦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道家黄老的健康意义从个人健康推广到休养生息的国家和人民。《黄帝四经》中说：“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正。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黄帝四经·经法》）。脾脏腑的概念源起于人事中的脏和腑，脾为御史、谏议官。如岐伯所言，人的身体与国家的结构非常相似。葛洪在论养生时，也曾说“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抱朴子内篇·地真》）。正是因为治疗身体的疾病同治理国家的方法也有相通的。《黄帝内经》中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鹖冠子说：“天地阴阳，取稽于身。故布五正以司五明。十变九道，稽从身始。五音六律，稽从身出。”（《鹖冠子·度万》）人民治理国家，便是根据自己的身体以及天地的变化总结出来的方法。《黄帝四经》中说：“始在于身，中有正度，后及外入。”（《黄帝四经·十大经》）治身与治国虽在现实运作中存在差别，但指导原则却是共通的。在黄老道家身国同治原则如“治于未乱”“寡欲守静”“顺而不逆”与“合道而治”。道家提倡“无为而治”，特别注意疾病开始之前的发展迹象和事物萌生之初的状态。如五脏之中，脾肝相克，若肝脏有病极易传脾，经文有言：“脾之合肉也，其荣唇也，其主肝也”（《素问·五脏生成》）；“土得木而达”（《素问·宝命全形论》）；“土位之下，木气承之”（《素问·六微旨大论》）。因此《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
道家黄老思想是以达到一个非常满意的状态规则为最终目标。《黄帝内经》描述了两个“至治”。第一种是治理身体的最高水平：“察其所痛，以知其应，有余不足，当补则补，当泻则泻，毋逆天时，是谓至治。”（《灵枢·百病始生》）原理很简单，那就是，根据具体情况对疾病病证进行相应的诊治；探索阴阳的有余和不足，并根据加固和减少损失的原则进行治疗；辨证变化和顺应天时不违法，这其实是医生治疗疾病的最高原则。第二种“至治”超越了“治”的本质，而走向了“无为而治”：“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谭而不治，是谓至治”（《灵枢·通天》）。文子说：“是以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厉其精神，偃其知见，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文子·道原》）
（二）《易经》《易传》与脾脏象
《易经》卦爻符号、《易传》阴阳观充分反映动态、整体的阴阳思维哲学。易学象数模型对《内经》十二经络的定型和命名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脾病的诊断辨证中广泛运用了八卦模式，八卦分为先天（伏羲）八卦和后天（文王）八卦，中医用后天八卦阐释人体生命的奥秘以及脏腑的功能。
中医脾脏象理论吸收和发展了《周易》“阴阳”的概念，即“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腹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也”，体现了阴阳四象与五行的相通性。至阴即为中土，它的作用十分重要。脾脏又为阴中之至阴，太阳、太阴、少阳、少阴为“四象”，正是“阴阳”的高一层次划分。《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类土，其畜牛，其谷稷，其应四时，上为镇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其音宫，其数五，其臭香。”在《易传》中八卦与五行的形成思路已有融合之势，《内经》则沿着这一思维模式进一步发展。五行应看成是两对阴阳（金与木、水与火）加上中土，中土起到调节、平衡阴阳的作用。
《周易》六十四卦由六爻从下到上分布而成，是一个由低到高、从下到上、阴阳交错的逐级递进过程，下为始点，上为终点，上下往复循环，再从初位（下位）开始一个新的演变过程，如此周而复始，反复无终。手、足六经与六爻不仅数量相合，而且阴阳结构相似、功能相同。六经分三阳、三阴经，或是由于六爻分三阴位、三阳位。三阴三阳经，根据从内到外的顺序在身体表呈不同的层次，由深到浅。六爻的排列和六经的流注都是错综复杂、循环往复地进行着，其演进过程又均表现为由外及里、由少到多的规律，呈现循环往复的周期性。这种理论推及中医脾脏象理论则与其循行相关：“脾出于隐白，隐白者，足大趾之端内侧也，为井木；溜于大都，大都本节之后下陷者之中也，为荥；注于太白，太白腕骨之下也，为俞；行于商丘，商丘内踝之下陷者之中也，为经；入于阴之陵泉，阴之陵泉，辅骨之下陷者之中也，伸而得之，为合。足太阴也；脾足太阴之脉，起于大趾之端，循趾内侧白肉际，过核骨后，上内踝前廉，上踹内，循胫骨后，交出厥阴之前，上膝股内前廉，入腹，属脾，络胃，上膈，挟咽，连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脾之大络，名曰大包。出渊腋下三寸，布胸胁。实则身尽痛，虚则百节尽皆纵。此脉若罗络之血者，皆取之脾之大络脉也。”（《灵枢·本输》）
《周易》用八卦来代表宇宙万事万物的基本元素，八卦与宇宙万事万物全息对应，《周易》中包含了宇宙全息统一思想。人体同宇宙一样呈现文王八卦全息结构规律。中医应用文王八卦全息结构规律提出了科学而先进的面诊、鼻诊、眼诊、耳诊、舌诊、腹诊、股诊、手诊、足诊等。如《内经》中早就记载了面诊法：“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病热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素问·刺热》）。鼻在面部正中央，为坤卦，主脾胃，体现了脾土守中的思想。以上所记与文王八卦完全相符：左肝属震卦，右肺属兑卦，上心属离卦，下肾属坎卦，脾为中极。
受《周易》太极说的影响，其后医家常以太极之理演绎脾脏的生理功能、与其他脏腑的关系以及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八卦分为先天（伏羲）八卦和后天（文王）八卦，中医用后天八卦阐释人体生命的奥秘以及脏腑的功能。八卦与脾脏对应的关系有坤卦（象地）和艮卦（象山）二卦义，皆与五行之“土”相应。中气为太极，胃脾为两仪，肝心肺肾为四象。关于此说《内经》有云“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素问·玉机真脏论》）。脾胃太极说的提出，是因为医家们看到脾胃是滋养人体其他各脏腑、四肢百骸之源，类似太极为万物之源，故以太极论之，如“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傍者也”（《素问·玉机真脏论》）。用太极的整体观研究脾胃太极论时，并不可忽略脾胃与他脏的关系。
河图包含了五行生数、成数，诠释了自然界万物生成终止的法则。河洛学说被医家用来阐述人体脾脏的生理特征以及与他脏间的密切关系。具体体现在河洛脏腑位置学和河洛脏腑数字学等方面，并需与五行学说、八卦理论相配。河图中央“五”为生数之极，为四方成数的中介，“十”为成数之极，生数加“五”则为成数，洛书与八卦相配，只有中五无卦可配，称为“中五立极”，中五不占四方而统率四方，亦体现在脾脏不独立于四时而统治四时。
（三）《淮南子》与脾脏象
《淮南子》提出了万物的五行属性归类及其生克制化规律，关于人体之脾脏说法也有所不同，用易理解释医理，则脾为万物生化之源，故健脾土是维护生命过程的重要基础。在人体气机升降过程中，脾胃又为脏腑气机的枢纽，平衡、控制着人体脏腑的气机升降。
《淮南子·地形训》认为，东方主肝，南方主心，西方主肺，北方主肾，中央主胃。五脏中无脾，以胃配土，直接从五脏方位导入五脏配属，概括了五脏与五方相应关系，是现存关于五行最早、最完整的文献记录。《地形训》有云：“中央四达，风气之所通，雨露之所会也，其人大面短颐，美须恶肥，窍通于口，肤肉属焉，黄色主胃，慧圣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脾胃应中央，脾胃主肌肉，受纳水谷，上接食管，开窍于口，下通小肠，与“中央四达，风气之所通，雨露之所会”的特性相应。《淮南子》提出了万物的五行属性归类及其生克制化规律如“东方，木也……北方，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的论述，明确了五行之间木→火→土→金→水→木→……递相孳生的关系以及顺序；如“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时则训》）的论述，明确了五行之间木→土→水→火→金→木……递相制约的关系以及顺序。这些观点与《黄帝内经》中所有涉及到五行理论及其应用的内容几乎是一致的。
“中央四达……其人……慧圣而好治”，大体上说明了五行所属的方位及地域不同对人类体质的影响。《黄帝内经》的《金匮真言论》《阴阳应象大论》《异法方宜论》等篇中有关体质、寿夭与地域关系内容与此精神一致。《淮南子》明确指出，阴阳五行的本质是气，实现了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的完美结合。
《淮南子》的《地形训》建构的体质的五行分类法中“中央四达，风气之所通，雨露之所会也，其人大面短颐，美须恶肥，窍通于口，肤肉属焉，黄色主胃，慧圣而好治”不但与《素问》之《金匮真言论》《阴阳应象大论》等篇的相关部分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且对《灵枢经》之《阴阳二十五人》《五音五味》《通天》等篇相关体质五行归类内容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淮南子》中关于人体之脾脏的说法也有所不同，如《地形训》列五脏，但五脏中并没有脾。而《精神训》列脾脏：“脾为雷”，所言五脏有脾胆而无胃。《淮南子·时则训》明确将季夏配以土德，土主季夏（六月），将四时划分为五时，与五行一一对应。《管子·水地》是现存最早最完整描述五脏系统的文献，“五脏已具，而后生肉。脾生膈……脾发为鼻……”。在《内经》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只是《内经》中五脏以脾代胃，脾主肌肉，开窍于口。
三、墨家思想
墨家“类”的思想将脾与长夏、土、黄、湿和甘等推演归类。墨家“类”对取类比象观的影响，象数思维作为一种主要的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对中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象”包括意象（符号之象）和物象（事物之象）。古人对脾脏象有着多种多样的认识和理解，而其中重要一点无疑是象数思维的运用，即通过类比的方式，类比某些完全相关、相同的、已知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相似或相关的属性、规则，找出共同特征和基本内涵，将其作为一种工具的标记和分类的方法，以理解和认识对象。《墨子·小取》有：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乱治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周云之先生曾说过“墨家逻辑思想是建立在‘类同’和‘类异’基础上的”。“类”是这个演绎推论中最核心的逻辑范畴。一切一样的事物都具有相同的本原（相同的法），世界万物都因为具有相同的法才能成为一类。而《内经》根据“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的生命功能结构模型，把人体的脾脏生理、病理变化与外界自然环境的变化联系起来进行推演。如五季之长夏，五行之土，五色之黄，五脏之脾，五气之湿，五味之甘等等对应并建立了脾脏象理论“类”的联系。又如王冰对《素问·五脏生成》进行解释说：“象，谓气象也。言五脏虽隐而不见，然其气象性用，犹可以物类推之。何者？肝象木而曲直，心象火而炎上，脾象土而安静，肺象金而刚决，肾象水而润下。夫如是皆大举宗兆，其中随事变化，象法傍通者，可以同类而推之尔。”
四、兵家思想
在中国传统科学文化中，兵法学和中医学受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其思维方式有许多共同之处。在中国古代，因为许多医生都热衷于研究战争与医学的艺术，注意吸收和移植在战争中形成的一些军事理论思想。“用药如用兵”，徐大椿明确提出了中国军事思想如何作为防病治病的原则，并称赞曰“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孙子兵法》与《黄帝内经》成书时间较为接近。中医向来讲究防病如防敌，用药如用兵，故在传统的中医古籍中有很多军事与医学的隐喻。
（一）用兵如用药
脾属土居中，四方无不向中心靠拢，能维旋四旁，居于人体的中轴。古代军事所谓中军大帐，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脾为谏议之官，古代《孙子兵法》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察，就是谏议，谨慎从事。《周易》，地水师卦，地为土，为坤，为顺，指发动战争必须顺和人心，脾为土，能提供人体精气，其味属甘，最能顺和人心。
《孙子兵法·计篇》体现了兵家凭借有利态势和有利条件灵活应变、善除疾患，理于未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将在谋而不在勇、兵贵精而不在多及灵活机动战略的观点。《黄帝内经》对疾病的进程描述往往借鉴军事思想，采取同样的想法。中国古代军事家十分注重物资供给的重要性，“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理论影响着中医在治疗疾病对保护人体正气的理念，提出“治病求本，扶正祛邪”，如“治病必求于本”“善用兵者，必先屯粮，善治邪者，必先养正”“如善医者，必先审胃气，然后用药攻邪……盖行军以粮草为先，用药以胃气为本，军无粮食必困，药非胃气不行。”《灵枢·师传》云：“食饮者，热无灼灼，寒无沧沧”，寒温适中，才能预防脾胃病。脾为仓廪之官，是后勤的粮食部，运送水谷精气，是督粮官，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治疗用药时理应中病即止，不可过用苦寒之品以伤及脾胃之气，且应辨证准确，用药精良，正所谓“将在谋而不在勇，兵贵精而不在多”。
（二）“治气”与“治心”
《孙子兵法》中的“战争艺术”强调的是“治气”和“治心”。《黄帝内经》包含八个心理学思想，这些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可以在战争中发挥很大作用。《孙子兵法·军争》曰：“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内经》指出若情志失常而致脾病，则可见“恐则脾气乘矣（《素问·玉机真脏论》）”。在具体实践中，同样善于利用情志相胜、引导吐纳等方法，影响病人心理活动的改变以影响气血的活动，进而治愈疾病。故《灵枢·本神》提出了“凡刺之法，先必本于神”。
五、佛学思想
脾主肌色黄，所主之土地位最低却有大地平等之意；中医有五行，佛家有四大，其中“地大”则体现了中医脾藏万物，能产生万物；佛花莲花又有宁神安脾之功。佛学以辩证思想著称，不赞成任何偏见的、独断的或绝对的论断和思维方法。佛教说因为人有四万八千种病症，所以针对不同的疾病就要有不同的方法来治疗，因而世上就产生了四万八千种方法。而中医治病讲究辨证施治，如“异病同治”“同病异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等，总之是治病求本。
生活是运动的，在一个平衡和谐的状态。佛教认为万物都是在变化的，一切都是因缘聚合，原因是出世，所有的事物都是变化无常的。这种“因缘聚合”与中医气的聚合有似。中医有“五行”说；佛教有“四大”说，即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佛医经》云：“人身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五王经》云：“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一大不调，百一病生；四大不调，四百病同时俱作。地大不调，举身沉重；水大不调，举身浮肿；火大不调，举身蒸热；风大不调，举身掘强，百节苦痛。”这些想法无疑会影响到对中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中医学重视生命力的和谐，而“和”字是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之一。对极端的东西佛教的理解，应该是“小着两边”。应对所有都和谐的精神，只有宽容化解矛盾，回到与自然平衡的状态，这是佛教的最高水平。
脾的五行为土，脾为谏议之官，脾藏营，营舍意，脾主运化。首先，脾为土，主肌肉。佛家讲“地大，四大皆空”，是指世界一切都是虚无的，佛教将一切物理现象总结为四种基本要素，即坚性的“地”，湿性的“水”，暖性的“火”，动性的“风”谓之“四大”。四大又可分同心识和合而形成众生肉体的“内四大”和不同心识和合而形成山河大地等的为“外四大”这两大类。这里皮肉筋骨属于地大，与中医脾主肌肉有共同之处。脾为黄色，佛家穿黄色的衣服，古印度认为黄色是最卑贱的，比丘就是印度的修行和尚，他们穿黄色的衣服，就代表心地平等如大地。还有佛教讲出淤泥而不染，莲花为佛花，脾为土，含德至厚，能上输精气，滋养五脏，五脏滋养如莲花般美丽。莲花的药性能宁神安脾，如莲子等。脾为土，土能藏万物，能产生万物，佛教地藏菩萨是对土的这个德能最好的解释，因为他“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秘藏”，所以得名地藏。
中医学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医脏象学是中医学的核心部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方法直接参与了中医脏象学的形成与构建。纵观中医脾脏象理论形成与发展过程，突出地体现了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的交融汇通。中医学汲取儒家、道家、墨家、兵家、佛学等哲学思想内容，从而在有限的古代解剖学基础上形成了内容丰富又独具特色中医脾脏象理论，并随着哲学内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