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医脾脏象理论起源的历史文化背景
中医脏象学说是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下，以粗略的形态解剖学为基础，通过长期反复的医疗实践，逐渐形成了中医脏象理论，是既源于解剖又超越实体的中医临床辨证论治基础。脾为五脏之一，在人体生命整个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脏象学说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因此脾脏象理论是在解剖学基础上，在古代历史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理论学说。
一、历史背景对脾脏象理论形成的影响
从人类诞生之日起，便不断地与大自然进行着博弈，在生产和生活中，既经受着种种自然灾害，同时又在接受着自然的赐予，人类学会了对各种工具的应用，其中包括用砭石和植物自我救助，这便开始了最原始的医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不再单纯地狩猎，也试着将土地进行开发利用，形成了农业的原型，人类也认识到土地的重要性。而此时因为火的产生，人类不再茹毛饮血，而开始吃熟食。但也因为人类生活中要不断接受自然的考验，生活奔波，居住环境潮湿阴冷，故此时极易产生脾胃不适的症状；而同时在狩猎的过程中也观察到了脾脏象的解剖形态。春秋战国对《黄帝内经》中脾脏象理论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此时人们认为中土统领周围四方，中土为天地之大主，可主宰一切。而由于此时是农业社会，其“重农抑商”的思想使人类对土地极为崇拜。“诸子百家争鸣”为中医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和历史平台。秦汉时期中医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一）氏族社会时期“土生万物”思想的萌芽
氏族社会时期，在原有采集和捕鱼业的生产方式基础上，逐渐产生了农业和畜牧业饲养，这种生产方式的改变，使人们意识到土地的重要性。由于奴隶主统治的需要，以及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能力有限，使自然灾害和疾病被认为是由超自然的神（或祖先）所支配。随着认知能力的提高，“万物神授”的观念逐渐被“天帝”或“上帝”的观念所取代，某些自然现象已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认识，减弱了原先人们头脑中的种种神秘感，转而极为推崇产生万物的大地。
（二）春秋战国时期“重土”思想的确立
约形成于战国末年的《黄帝内经》被认定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实际上，早在《黄帝内经》之前的《管子》中，就已经蕴含了十分丰富的“重土”的医学思想。成书于春秋时期的《管子》从“中”位始，将东、西、南、北分属于中宫的四个方向，说明中央对东西南北四方的统领作用。河图、洛书对五行的表述体现了“重土”的思想，河图数五与十居中央，“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蕴含了土生万物的模式，洛书中五居中宫，体现了五居中的动态平衡以及中土对四方的主宰。这些历史条件为中医脾脏象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基础的大环境。
春秋战国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奴隶制统治危机的加深和扩大以及为了巩固帝王的统治，于周代产生了“敬天保民”思想，同时，人类不断加深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当古代医学进入到自然哲学的医学阶段时，古代医家对自然生态环境与人体健康、疾病的关系归纳总结出了一些治疗法则，这奠定了中医脾脏象理论体系的基础。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之时，形成了诸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辩家、阴阳家等不同的学术派别。他们不仅在哲学、自然观等方面展开激烈争论，还根据他们各自的哲学思想对相关医学问题进行阐述，论及生理、病因、病机、传变、养生、治疗等多个医学问题，针对中医脾脏象理论体系形成了各种哲理性的医学理论观点。他们关于中医理论中运用的哲学概念的认识，成为了中医脾脏象理论体系的基础。古典哲学的发展，促进了中医脾脏象理论体系的形成。
一般认为，秦汉自然科学进展缓慢，但中医在这期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西汉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所著《春秋繁露》的“人副天数篇”“同类相动篇”中有关天人相应的论述，对人体结构的认识与《内经》非常接近，其所举各季不同发病证候，在《内经》中亦有记载。汉初崇尚黄老，无为而治，文景时代，黄老之学达于极盛，《内经》之脾脏象理论与黄老学说有着诸多的联系。《淮南子》以道家为宗，综合诸子，涉及医理较多，许多方面都与《内经》脾脏象理论有关。
（三）经济基础决定“重土”思想
中华民族的经济背景决定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吕氏春秋》中的《上农》篇充分体现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在五行当中，土有土地之意，有化生万物的特性，而在人体中土为中焦脾胃，有孕育和化生之功，对于化生万物是不可或缺的环节，进而推广为任何在土地上从事的农事活动，这便突出了土的重要，成为众多事物产生的基础。西汉时期“重土”的思想与“黄老之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三皇五帝中的“黄帝”以土为德，因此古人在著书立说时多托黄帝之名。董仲舒在这一时期主张“以土为重”，并在其著作中大力提倡其主要理念。如“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春秋繁露·五行对》）。《黄帝内经》充分接受这一思想并且用于解决有关脾脏象理论的实际问题。如“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素问·太阴阳明论》）。再如“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素问·平人气象论》）。“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傍者也……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脏气者，不能自至于手太阴，必因于胃气，乃至于手太阴也，故五脏各以其时，而至于手太阴也”（《素问·玉机真脏论》）。这一在“重土”思想影响下构建的“人以脾胃为本”的中医学理论体系，无论是对脾脏的生理还是病理，无论是临床诊断还是对疾病的治疗，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后世李杲创立的脾胃学派无疑受《春秋繁露》“重土”思想的影响和脾“胃者，五脏之本”观点的影响。
二、文化背景对脾脏象理论形成的影响
天人相应也同于传统哲学的天人相知论，其所强调的整体观是中医学基本特性之一。《内经》巧用“天”的结构和规律来推理人的结构和功能，“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的哲学思想也贯穿于中医藏象学说和“司外揣内、见微知著、四诊合参、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诊断原则和方法之中，而这其中更突出强调一个“和”。
（一）“天人相应”的整体观与脾脏象理论
“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是中医学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出自于传统哲学的天人相知论，是中医学理论的根本。自然界的四时（春夏秋冬）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一日之内又可分四时。四时变化而生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四时、六气、万物在“动而不已”中相互影响而成一体。《内经》巧用“天”的结构和规律来推理人的结构和功能，主要表现为天与人的相互为用、天与人的规律相通和天与人的结构相类似三个方面。再者，“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的哲学思想也贯穿于中医脾脏象学说和诊断原则和方法之中。“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也”，“有诸内者，必形诸外”，故中医能够“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如病机十九条所言：“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可见，“天人相应”的思想要求人们在诊治疾病过程中，把疾病与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等各方面联系起来，也确定了脾脏象理论的诊疗观。
（二）“和”思想与脾脏象理论
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是“和”思想，和谐的文化对中华民族是尤为主要的，这种思想也为中医脾脏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其与脾脏象理论的联系表现为人自身的和谐品德修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三方面。此“和”的精神如脾土宽厚仁德，承载万物、化生万物而又包容万物之性，而人只有在保持精神心理健康的情况下，才能不致使人的阴阳失衡而招致疾病，若惊恐则可致“脾气乘矣”，情志不和也会影响气血的活动从而影响疾病的治疗；人和生命如同宇宙自然，人的生活起居也应同自然和谐方可不致病；脾居于中焦，对周身之脏腑也起到调整以达和谐之作用。
三、科学背景对《内经》脾脏象理论形成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科技主要有天文、历法、五星运行、二十四气与七十二候等，均影响到了脾脏象理论的完整形成。盖天说的宇宙模型强调地的重要性，从而可见脾如同大地承载万物；浑天说证明了《内经》中土地的功能结构；五星运行提出中央土星，填充了脾脏象理论的内容；而二十四气与七十二候则指出脾脏致病与气候的关系。
（一）天文、历法
盖天说，即天圆地方说，《淮南子·天文训》中有“天圆地方，道在中央”以及“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之说，《黄帝内经》认为“人之肢节，以应天地……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灵枢·邪客》），而脾则如同大地承载万物。还应用“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东南方，阳也……西北方，阴也……是以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素问·五常政大论》）盖天说的宇宙模型阐述人类的寿夭与地域关系，用以解释人类的健康状况以及寿命长短与这一宇宙结构之下的地域环境、气候变化的关系。盖天说的宇宙模型强调地的重要性，从而可见脾如同大地承载万物。
浑天说，形成于先秦，成熟于西汉，记载于东汉张衡《浑天仪图注》之中，认为宇宙“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素问·五运行大论》）这就是《黄帝内经》中运用浑天说的宇宙结构观构建相关“土地”的功能结构。
（二）五星运行
五星指东方岁星（木星），南方荧惑（火星），中央镇星（土星一作填星），西方太白（金星），北方辰星（水星）。五星之名在《尚书》《左传》等都曾有过出现，且又与五行相吻合，与五季相当。在《素问·金匮真言论》之五方系列组合中，即含五星在内，与《淮南子》所列均同。《素问·气交变大论》云：“以道留久，逆守而小，是谓省下。以道而去，去而速来，曲而过之，是谓省遗过也。久留而环，或离或附，是谓议灾与其德也。应近则小，应远则大……岁运太过，则运星北越，运气相得，则各行以道。故岁运太过，畏星失色而兼其母，不及，则色兼其所不胜。肖者瞿瞿，莫知其妙，闵闵之当，孰者为良。妄行无征，示畏侯王。”说明《素问》中有关五星运行之论述与《淮南子》《史记》等同。五星运行提出中央土星，填充了脾脏象理论的内容。
（三）二十四气、七十二候
二十四气与七十二候是古代历法的主要内容和特征。《素问·六节脏象论》中“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是在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之名称和顺序完全确立后提出的，而二十四气与七十二候亦指出脾脏致病与气候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