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的流行病学研究已有大量报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1994年的一项调查，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为17.1%，恶劣心境为6%，其中男性为12.7%，女性为21.3%。世界精神卫生调查委员会（world mental health survey consortium，WMH）2004年报道了14个国家的15项调查结果，各国心境障碍的年患病率在0.8%～9.6%之间，其中美国最高，尼日利亚最低；我国北京、上海分别为2.5%和1.7%。马辛等对北京市15岁以上的人群进行抑郁障碍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抑郁障碍患者的终生患病率为6.87%，其中男性终生患病率为5.01%，女性终生患病率为8.46%；抑郁障碍患者的时点患病率为3.31%（年患病率为4.12%），其中男性时点患病率为2.45%，女性时点患病率为4.04%。21世纪初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卫计委在浙江省实施的精神卫生流行病学调查项目中发现，浙江省心境障碍时点患病率为8.6%，重性抑郁障碍4.3%。

抑郁症患者的自杀、自伤，甚至杀害亲人的危险性很高，2/3抑郁症患者曾有自杀想法与行为，15%～25%抑郁症患者最终自杀成功。而对于自杀死亡者中90%～93%的患者死前至少符合一种或多种精神障碍的诊断，其中主要是抑郁症，占全部自杀患者的50%～70%。抑郁心境可导致情绪低落，思维迟缓，感到做任何事情都困难重重，对前途悲观绝望，把自己看得一无是处，感到自己对不起他人、家属和社会，只有一死才能得以解脱。司法精神病鉴定经常出现抑郁凶杀案，多为扩大性自杀，也叫怜悯性自杀，被害人多是依靠患者生活的老、幼、病、弱等家属，患者在决定自杀前担心他（她）死后这些亲人要受苦，为了怜悯他们而与其一起去死，其中以女性抑郁症患者杀婴案例较多见；抑郁症患者还有一种自杀行为叫曲线自杀，也称间接自杀，是因为患者多次自杀未遂，故改为胡乱杀人，想通过他人之手或司法部门将自己处死，被害人多为不熟悉的人，这是抑郁症患者一种较少见的杀人行为。

抑郁症可显著影响个体的心身健康、社会交往、职业能力及躯体活动。抑郁症患者与无抑郁症者相比，前者对自身总体健康状况的评价较低，躯体功能受限程度严重。评估抑郁症患者社会功能的2项为期16年的随访研究显示，有25%和11%的患者存在躯体及社会功能的减退。抑郁症相关的心理社会功能损害包括：不能上班、工作能力下降、婚姻不和谐以及亲子关系问题等。

对抑郁症患者随访10年的研究发现，有75%～80%的患者多次复发，并且重型抑郁症第一次抑郁发作后复发概率为50%，第二次发作后再次发作的概率为75%，第三次达到100%。

抑郁症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惊人的，不仅有直接的而且更多的是间接损失。如美国调查发现（1994）总的健康费用中4%用于治疗抑郁症，高达430亿美元；其中仅90亿美元（20.9%）是直接医疗费用，其余340亿美元则是因患者致病或致残后所造成的各种损失。King及Sorensen（1993）在英国所调查的结果显示，抑郁症所带来的间接损失高达30亿英镑，占总经济损失的88%；而直接治疗的花费，如住院费、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的就诊费用及家庭看护费等，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的合作研究，分析了1990年、并预测了2020年各国的疾病负担，发现1990年全球疾病负担的前5位排序为：下呼吸道感染、围产期疾病、腹泻、AIDS、抑郁症；预测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继冠心病后的第二大疾病负担源，预测从1990～2020年中国的神经精神疾病负担将从14.2%增至15.5%，加上自杀与自伤，将从18.1%上升至20.2%，占全部疾病负担的1/5。

Lobo等2000年报道欧洲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群年龄标化的患病率为6.4%，其中AD为4.4%，VaD为1.6%。巴西2002年报道的老年期痴呆患病率为7.1%，古巴调查的患病率在7.76%～14.96%之间，较其他地区偏高，提示老年期痴呆患病率可能存在地区差异。在亚洲地区，Suh 2003年报道韩国1037名年龄65～94岁老年人的调查，结果显示老年期痴呆患病率为6.8%，其中AD为4.2%，VaD为2.4%，其他类型老年期痴呆为0.2%。Ankri等2003年综述了MEDLINE上的50篇文章，发现85岁以上老年人的患病率介于15%～40%之间。张振馨等（2005）采用统一的诊断标准和调查程序在北京、上海、成都、西安4个主要城市对55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老年期痴呆患病率调查，结果表明，65岁以上老年人AD患病率男性为2.9%，女性6.6%，总患病率为4.8%。根据这一结果估计，我国现有AD患病人数约310万。2015年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报告提示，全球共有痴呆患者4680万人，每3.2秒钟增加1个新发老年期痴呆病例，每20年增加1倍，2050年痴呆患者将达到1亿3千万。

老年期痴呆患者由于记忆、判断、思维等能力的衰退而造成日常生活能力明显下降，逐渐需要他人照顾，对他人的依赖性不断增强。最初患者可能表现为不能独立理财、购物；逐渐地，可能无法完成已熟悉的活动，如洗衣、下厨、穿衣等；严重者个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在老年期痴呆的疾病进程中，常常会出现精神症状，如幻觉、妄想、错认、抑郁、类躁狂、激越、无目的漫游、徘徊、躯体和言语性攻击、喊叫、随地大小便及睡眠障碍等。最重要的是，老年期痴呆一经诊断，日常生活能力和社会功能就已受到影响，且逐渐加重不可逆转。根据国内外常用的有关痴呆的诊断标准，如《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ICD-10），美国《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第5版（DSM-5）以及《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等，疾病诊断成立必需的严重标准中明确规定，“日常生活和社会功能明显受损”。

老年期痴呆负担费用的高低与支付方式、躯体疾病及老年期痴呆严重程度、缺血指数、日常生活功能总分呈正相关，如在社区通过改善患者的认知状态和预防危险因素，加强日常生活能力训练，便能降低经济负担。由于照料老年期痴呆患者的医疗保健措施尚未完善，超过90%的老年期痴呆患者仍在家中生活，由此给照料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负担。在美国，尽管拥有针对老年期痴呆患者的长期服务机构，仍有80%的老年期痴呆患者居住在家里，由配偶或其他家庭成员照料，其中有的家庭同时拥有1个以上的家庭照料者。瑞典的一份报告指出，2005年全球用于痴呆防治的开支约为每年3150亿美元，每年每个痴呆患者的医疗费用，在低收入国家为1521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4588美元，高收入国家为17964美元。随着痴呆人群的扩大和非正式护理的机会成本和更新费用的增长，中低收入国家用于老年期痴呆的公共卫生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会不断上升。照料者的心理负担较重，焦虑和抑郁情绪明显；提高社会支持度可有效降低其负担水平，促进照料者的身心健康，并最终提高照料质量，有利于疾病的康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抑郁症和老年期痴呆已经成为危害广大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破坏社会和谐稳定、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社会公共卫生问题。2002年4月，卫计委、民政部、公安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共同签发的《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中将抑郁症和老年期痴呆作为重点防治的精神疾病，并且我省制定了《浙江省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年）》，均明确提出要“提高综合性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抑郁症和老年期痴呆的识别率，提高抑郁症和老年期痴呆患者接受治疗的比例”，达到“降低精神疾病发病率和复发率，提高精神疾病就医率，减轻精神疾病的负担，促进全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

目前抑郁症和老年期痴呆患者的就诊情况不容乐观，且对疾病的总体识别率、治愈率仍较低。抑郁症和老年期痴呆就诊情况有以下特点：

在农村，仅有13.5%的患者曾到乡（镇）卫生院及以上级别的医疗机构就诊；即使在北京和上海等发达的大城市，抑郁症患者1年内的就诊率也只有22.7%。老年期痴呆的就诊情况也不容乐观，我国目前老年期痴呆的患病人数约占全世界老年期痴呆患者的1/4。但与我国老年期痴呆患病率较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患者的就诊率非常低，在北京、西安、上海、成都四地区进行调查显示，1996～1997年，轻、中、重度老年期痴呆的就诊比例分别为8.3%、13.5%和19.4%，而在1998～1999年分别为14.4%、25.6%和33.6%。

国内外很多研究结果均显示，抑郁症患者首次就诊时大多选择综合医院，门诊及住院抑郁症患者中有95.92%首诊于综合医院，伴有躯体不适者则全部就诊于综合医院，也就是说在所有抑郁症患者中首次就诊于精神科的仅占4.08%，在统计学上已经属于小概率事件，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提示综合医院的医生，尤其是内科医生，在抑郁症的诊治方面将起着十分突出的作用。然而综合医院医师的识别率也不尽如人意，即使在大型的综合医院仍偏低。北京协和医院在2007年对神经科、消化科、心内科以及妇科门诊就诊患者进行调查，4个科室门诊医生识别出并给予精神科药物或精神科转诊处理仅占18.9%。有人报道90.1%的抑郁症患者首诊于综合医院，就诊过程中仅19.8%的抑郁症被检出，因此抑郁症患者多次就医，尤其有躯体性不适患者，游荡在综合医院的各个科室，进行各种检查。据初步研究，患者即使去医院就诊，近半数（46%）的老年期痴呆患者不在神经和精神科就诊，医生的神经心理检查的应用率低（15%），诊断符合率低（26%），这些照料者报告就诊时的诊断显示老年期痴呆漏诊率为73.1%，服药治疗者仅为21.3%，服胆碱酯酶抑制剂治疗的比例仅为2%，反映我国医生对老年期痴呆的认识不足。不能及时诊断，更不用说早期识别并进行预防和治疗，这样导致治疗延误，并且反复地检查与就医，浪费了医疗资源，是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原因。

就诊延迟是抑郁症患者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有70.2%的患者就诊延迟时间超过1年，就诊延迟率（就诊延迟时间超过30天）达95%，比利时一项文献研究显示，只有14%的抑郁症患者在发病1年内接受了首次治疗，就诊延迟非常严重，加之综合医院医生对抑郁症识别率低，导致治疗延迟。对北京4个区县的老年期痴呆患者进行调查显示，轻度老年期痴呆就诊比例不到20%，大多数患者延迟求医的原因是缺乏精神障碍及其治疗措施方面的知识，大约47.8%的照料者认为老年期痴呆患者的认知、行为障碍和日常生活能力下降是正常衰老的结果，带患者就诊的比例低，而促进就医的主要因素是病情加重及失能，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疾病反复，从而增加疾病复发的概率。

由于患者或家人对抑郁症认识上的偏差，如不认为是精神疾病，或缺乏必要的精神卫生知识，大部分抑郁症患者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有报道80%到精神科就诊的抑郁症患者认为他们的症状是正常的、暂时的或只是情感问题，大部分患者曾接受过中草药或其他西药治疗，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对抑郁症患者的就诊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结果显示85.7%接受过各种非抗抑郁剂治疗，36.3%用过气功、迷信治疗；而在农村，仅有1%重症抑郁发作患者接受过精神科药物治疗。老年期痴呆患者服药治疗者仅为21.3%，而服用国际推荐的一线抗老年期痴呆益智药物-胆碱酯酶抑制剂治疗的比例仅为2%。

荟萃分析显示，临床上广泛使用的新型抗抑郁药物5-HT再摄取抑制剂（SSRIs）为35%～39.3%。对抑郁症患者追踪10年的研究发现，有75%～80%的患者多次复发，并且重型抑郁症第一次抑郁发作后复发概率为50%，第二次发作后再次发作的概率75%，第三次达到100%。

然而，抑郁症又是可防可控的精神疾病，对抑郁症患者，如能早期识别，早期干预，解除患者周围不良刺激，规范化治疗，消除临床症状，可提高其应对环境的能力，提高治愈率，减少复发风险。

与其他疾病一样，老年期痴呆也必须早期治疗和干预，从而减慢疾病的进程，减少疾病造成的负担，提高患者及其家属的生活质量。由于老年期痴呆是一种慢性或者进行性发展的疾病，目前尚缺乏逆转病程的手段，早期识别并进行干预，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组织病理学观点来看，老年期痴呆早期脑细胞处于细胞内亚结构的改变，如果及时治疗，可以阻止细胞结构的进一步恶化。而老年期痴呆晚期，病变的脑细胞处于不可逆的死亡状态，则失去最佳的治疗机会。临床治疗实践表明，老年期痴呆患者早期比晚期疗效好。因此，对于老年期痴呆病人应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

因此，为了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技人员专业技能和素质，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能力和整体医疗水平，唤起全社会对抑郁症和老年期痴呆的重视，给予早期诊断、早期干预，有必要建立规范化防治技术并向基层医疗机构进行推广，以加强对患者的管理与康复，减轻疾病负担，这是正确落实新医改的实质性举措，有效解决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当前社会发展和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