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篇　生平史略

一、裘沛然传略

裘沛然，原名维龙。1916年1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市裘市村。7岁入私塾读书，11岁师事姚江学者施叔范先生从学两年，1928—1930年在家自学经史百家之书以及文学、历史和自然科学书籍，1931年只身来到上海，求学于一代医擘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学院，在1934年毕业后至1958年先后悬壶于慈溪、宁波、上海，以行医自给。临诊之余，勤研中医学和历史、文学、哲学等。1958年应聘进入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担任教学工作，历任针灸、经络、内经、中医基础理论、各家学说教研室的主任。1980年担任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1981年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1984年任上海中医学院专家委员会主任。曾任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上海文史馆馆员，《辞海》编辑委员会副主编兼中医学科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和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安徽中医学院（现安徽中医药大学）顾问，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术顾问，是全国500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的导师之一。1979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同年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83年任市政协常务委员，1988年兼任市政协“医卫体委员会”副主任，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享受突出贡献科技人员的特殊津贴。1993年荣获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颁发的20世纪成就奖。1995年评为上海市名中医。2008年获上海市医学贡献奖。2009年4月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首届“国医大师”。

裘沛然是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他在医学上有高深的造诣，临床以善治疑难杂病著称，活人无数，医泽广被。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一位通晓文史哲的学者和诗人，人称一代鸿儒大医。曾主持编写和主编的著作达40部。其中，《裘沛然选集》获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著作奖一等奖，《中国医籍大辞典》获国家辞书一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所撰论文30余篇，其中《疑难病症中医治法研究》一文曾获中华全国中医学会颁布的优秀论文一等奖。早年主持研究的“经络玻璃人”模型及脉象模型，曾分别荣获国家工业二等奖、三等奖。

国事蜩螗志在医

裘沛然幼年就读于国学专修馆，当时在国学馆任教的为姚江施叔范先生。除诵读经史百家外，还涉猎诗词歌赋，凭借勤奋与刻苦学习，使他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他对施公的博学通达以及治学为人之道都深为敬仰，对他的一生影响极大，不仅学习施公如何做学问，更学习施公如何做人之道。施先生督学甚严厉，凡四子书及唐宋名家的文章诗词均须选读，并要求熟背成诵，故受学时间不长而获益很多。他一生之所以能坚持虚心好学、手不释卷的治学态度，以及仁爱好施之心，完全秉承了恩师的品格风范。他曾满怀深情地写下一首七律——《怀念叔范先生》：“少沐春风旧草堂，沪滨重见菊花黄。僻居应是须眉朗，薄醉悬知意念伤。老去江湖艰跋涉，晓行风露湿衣裳。文章灵气归何处，好句还同日月光。”直至耄耋之年仍然深情地回忆说，“我今日能于经史词章略窥门径，盖得力于先生教育启迪之功，因在儿童时已对国学奠定了初步基础”，由此得以循序渐进。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值军阀混战，他虽有匡时经世之志，而当时的时代思潮，“革新者”主张把中国古代文化扫地以尽，另一面则力图维护封建礼制，均与他的理想不合，乃锐志于医学。其叔父汝根先生通晓针灸学，为广西名医罗哲初的弟子。他13岁时便在课读之余，从叔父学习针灸，并常侍诊左右，开始对中医古籍及针灸临床粗晓其理。1931年来到上海，求学于一代名医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学院。教师大多是沪上医学名家，在这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氛围中，学习更为刻苦认真。为背诵中医古代典籍和中医理论，以及博览国学之经、史、子、集，“晓窗千字，午夜一灯”，是习以为常的。课堂学习外并在丁济万（丁甘仁之长孙）诊所临床实习，在丁师悉心指导下，凭借厚实的古文功底，以及博学强记的天赋，用心钻研，基本掌握了中医四诊八纲、临床辨证施治的要领，尤其对中医重要著作《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温热经纬》中的主要内容，都能熟读掌握。并用蝇头小楷抄录了10多种医籍和讲义，因时代变迁，抄本多已散佚，现存《读医抄本拾遗》一书，已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发行，书中汇集的“伤寒论”“温病学”“舌苔学”“妇科学”四本抄本均是70多年前抄录的笔记讲义，是在2006年初整理藏书时偶然捡得的仅存之本。

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和细心领会，对丁济万先生的学术特点、遣方用药常规，以及经验效方，几乎熟极而流。故在侍诊之余，曾整理过丁师的临症处方，编成一本《丁方集成》，以便记诵，同学一时传抄，作为临证之助。临近毕业，在随师侍诊外，又常请益于海上名家谢观、夏应堂、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诸先生，得到诸前辈指教，受益匪浅，使医术日见长进。

1934年毕业后自开诊所，先后在慈溪、宁波、上海等地悬壶济世，既为民众治病，也积累一些经验。1956年政府为贯彻中医政策，全国成立四所中医学院，于1958年应聘进入上海中医学院担任教学工作。从事中医教育、研究工作半个世纪，可谓桃李满天下。他为培养中医事业的后继人才，呕心沥血，忘我工作，数十年如一日。

精奇巧博起沉疴

裘沛然自1934年从事中医理论和临床研究工作至今长达75年，深得病家的拥戴。他对中医事业的敬业与执着精神，堪为中医界的楷模。其研究仲景方证药法，善于灵活变通，立方贵在“精、奇、巧、博”，在治疗疑难杂病顽症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精心总结的《治疗疑难病八法》，曾经荣获中国中医药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1.大方复治建奇功

他特别服膺唐代医家孙思邈的学术经验，竭尽发掘之能事，为此，曾系统研究了《千金方》中近6000个处方，总结其处方遣药特点是简洁、平正、奇崛跳脱与杂而有章等，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后世医家有嫌孙氏某些处方“庞杂繁乱”，但是具有睿智的目光和深厚的功底者，则深知孙氏其方之“杂乱”正是奥妙之所在，体现了处方“反、激、逆、从”之妙用。故在治疗重症顽疾时，多效法思邈，以大剂庞杂组方或奇特配伍而屡起沉疴危疾。

大方复治法是广集寒热温凉气血攻补之药于一方的治法。古代方书，列有此法，而后世在这方面似乎注意较少，以致良法日渐湮没，影响中医疗效的提高。裘沛然在行医早期时，多推崇丁氏处方平和轻灵，讲究丝丝入扣。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使他渐悟“大方复治法”之奥妙。他曾治一例痢疾危症，在各种治疗无效的情况下，为其处党参、熟地黄、当归、白术、黄连、车前子、泽泻、黄芪、干姜、附子、芒硝、大黄、黄芩、防风、羌活、乌梅、诃子肉等一张“大方”，仅服两剂，其病即愈，疗效之速，出乎意外。对治疗慢性肾炎，有时也常用本法。总结多种方法可随证结合应用，即一为清热解毒，二为温补肾阳，三为培益脾气，四为滋阴补血，五为祛湿利尿，六为辛温解表，七为收涩下焦，八为通泻肠胃等等。一方之中，补血又祛瘀，补气复散结，培脾合攻下，温阳兼清热，收涩加通利，集众法于一方。看似药味庞杂，然而乱而有序，众法合一，治疗危疾大证，往往收到桴鼓之效。如于2002年治一患急性高热证的杨姓病人，在某大医院诊治，发热39.5～40℃，经海上著名西医专家多次集体大会诊，各种医学检查，未能明确诊断，用了多种退热西药，而高热持续达9天之久，治疗竟无寸效。因该病人当时正在负责筹备一项重要的国际会议，责任重大，故不仅病者内心焦急异常，而且上级各有关部门亦倍加关切，所在医院已虑竭计穷，无奈之中乃以侥幸之心求治于裘。经过仔细询问并听取专家汇报病情，察色按脉后为其拟一方，以表里相合，气血双清，寒温反激，邪正兼顾，剂量亦较通常加重，以高热偏用辛温，痞满不避甘药，甫投一剂而高热退至37℃。次日又驱车医院复诊，病人喜形于色，惟告尚有虚烦感觉，嘱原方再服一剂即诸症全消。患者迅即出院投入工作，如期完成会议筹备任务。

2.法无常法创新意

中医辨证论治，首在辨别阴阳与协调阴阳。考阴阳这一概念，其包涵实质内容极为广泛。医者对此宜作过细之辨析，否则将导致毫厘千里之误。例如辨症之表里寒热，脉之浮沉迟数，其他种种，皆有阴阳之别，知其偏胜，使之协调，为施治大法。故见脉迟为寒而用温剂，脉数为热而用凉药，固为施治常法。裘沛然则认为，对某些疑难重症或顽症，应跳出常规思维，要懂得“常法非法，法无常法”的道理。如在某种情况下见脉数可用温，脉沉亦可用寒。例如他治一王姓男病人远道来就诊，患心动过速症。诊脉时每分钟搏动达180次，自诉心跳不宁，神情恍惚，脉虽数疾而细软乏力，苔薄舌色淡红，面色苍白时有升火之感。诊为心阳式微而浮火上亢，心气不敛以致逆乱。以峻用温药治之，取法炙甘草汤加附子，药用桂枝达21g，炙甘草、干地黄、党参、麦冬、阿胶（烊化冲服）、熟附子，又加生姜、大枣。嘱服5剂。复诊时自诉脉搏已减至每分钟130次，心悸之症大减。效不更方，嘱更服5剂。三诊时病人脉搏跳动已恢复正常，每分钟为80次，诸症悉除。当时程门雪先生与裘对座，程老亲按该病人之脉，乃兴“此事难知”之叹。本案以炙甘草汤加附子治疗心动过速症，较之炙甘草汤治疗脉结代、心动悸的原意则更具创新，如根据脉数为热之说，拘守“桂枝下咽，阳盛则毙”之语而用寒凉，则其后果自可想象。

哮喘疾患好发于冬春季节，患者以老年与儿童尤为多见，亦有长年举发而不易治愈者。由于拖延难愈，长期缠绵，每每影响其他脏器而成并发症致治疗更感棘手，病者倍感痛苦，医生难有良策，常使临床医生感到困惑。例如他曾治一位好友之女，年方十岁，患此疾已历多年，备服中西药物迄未见效，发则日见加剧，常彻夜不能平卧，无咳嗽，痰质清稀，喉间鸣声辘辘，气息短促，胸脘窒闷难堪，已至形神萎疲，元气日衰，举家为之担忧。察舌苔腻白，脉呈细数。为拟一方，用麻黄、桂枝、干姜、细辛以温通，黄芩、黄连、龙胆草以苦泄，诃子肉、乌梅以收敛，甘草、大枣以缓中，剂量较一般稍重，嘱服二剂。复诊时，其女告知，服该药时既甜又酸又辣，甜酸苦辣俱备，实难下咽。然一剂甫下而哮喘顿平，累年之苦竟消于俄顷，嗣后再加调理而愈。本方配伍组方之意，已超越宣肺平喘、纳气补肾之常法，另辟蹊径，以温通收敛相激相合，独有见地。《内经》有“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之说，二者如水火不相容，医者多恪守经旨，不敢轻越雷池。而裘沛然先生却以相反相成，竟收覆杯之效，可见医理之难明而实践之可贵。

3.配伍相得多灵变

他治疗各种肾炎、慢性肾衰竭等具有独特的思辨方法以及独到的配伍治疗经验。例如慢性肾病的病机，多与水肿病相联系，并有“其本在肾，其制在脾，其标在肺”之说。裘沛然则认为，本病多为脾肾气血亏虚与风邪、水湿、热毒、痰浊、瘀血相夹杂。多有表里夹杂、寒热错综、虚实并存等情况。针对复杂的病机，临证遣方配伍立法，可单独采用一法，或以一种为主，旁涉其余，或数种配伍方法熔于一炉。其中补泻兼顾的配伍最为习用。如数年前曾治一位来自宁波的7岁男孩，经某医院拟诊为肾病综合征伴慢性肾衰竭。住院治疗2个月余，迭经各种西药治疗，未能收效，院方已数次发出病危通知，患儿家属焦急万分，慕名特来求救。当时，家人是抬着病孩进诊室仰卧于地，孩子的长辈数人叩求先生，能救孩儿一命。先生安慰家人云：“我一定好好研究，尽力救治。”当时年近九秩的衰翁随即俯身下跪一膝着地为病孩诊脉，见病人面色苍白，神气萧索，全身浮肿，腹大如鼓，胸膺高突，阴囊肿大透亮，小便点滴难下。按其脉细微欲绝，舌体胖，舌质淡，苔腻而滑。此乃正气大虚，气不化精而化水，水湿泛滥，流溢肌肤。病经迁延，形神俱败，证情险笃。少顷即拟一方：生黄芪50g，土茯苓30g，黑大豆30g，大枣7枚，牡蛎（捣）30g。患儿服药3剂后，大便通畅，肿势消退，神气略振，脉较前有力。服药有效，原方加巴戟肉、黄柏、泽泻，再服1周；患儿尿量逐渐增多，水肿亦大减，阴囊肿势基本退尽，神态活跃，脉细有神。孩儿家长登门致谢，连连称道先生是救命恩人！嗣以上方增减而连服3个月，诸症全消，体检化验各项指标均恢复至正常范围，随访2年未复发。

同样是肾病综合征患者，在数年前还诊治一位顾姓23岁的女性患者，患病已4个月，当时正值大学四年级临近毕业之时，家属和病人均焦急忧愁，经介绍求治到诊所。初诊时症见腰痛，浮肿，神疲乏力，时时耳鸣，面色灰黯无华，小便泡沫量多。化验检查：24小时尿蛋白4.8g/24h，舌质黯灰，苔薄腻，脉濡细。该患者病程较长，病机错综相杂，肾阴亏虚而下焦不固。治拟补肾健脾、益气养阴、淡渗利溲、清热燥湿。方用生黄芪、当归、生地黄、熟地黄、川黄连、黄芩、黄柏、牡蛎、泽泻、龟甲、补骨脂、白薇、漏芦。上方加减调治月余，证情渐有好转，面色转华，眩晕耳鸣消失，尿蛋白降至1.9g/24h。再拟一方：黄芪、羌活、白术、牡蛎、泽泻、黑大豆、龟甲、黄柏、仙灵脾。上方加减续服半年余，诸证平稳，精神较佳，面色红润，24小时尿蛋白1.2g/24h。嗣后偶然外感之疾，尿蛋白有反复，时升时降，继续调理近1年，尿蛋白降至0.9g/24h，逐渐康复而走上工作岗位，并能胜任正常工作。2008年年底再遇此患者时，形体略胖，面色白里透红，告之尿蛋白检查已完全消退，恢复正常，若有感冒后检查仍有微量尿蛋白，经休息调养又全部恢复正常，并面有喜色告说“正在筹备婚事呢”。

此方配伍与宁波男孩之方比较，同中有异，体现灵活多变的配伍特色，然而同样体现了攻补兼施、寒热相应、利涩相反相成的特点。

4.临证遣药究本原

宋代著名医药家寇宗奭在其所著《本草衍义》一书中指出：医生治不好病，多由“六失”所致。“六失”中的一条即是“失于不识药”。寇氏之言切中时弊，现在大多数年轻的中医师，对药物知识不足，加上古代本草学作者的某些臆测之论，代代相传，人云亦云，影响了治疗效果。例如，关于升麻的功用，金元时期的医学家张元素在论述升麻的作用时说：“若补其脾胃，非此为引用不补。”并以为升麻，其用有四：手足阳明引经，一也；升阳于至阴之下，二也；阳明经分头痛，三也；去风邪在皮肤及至高之上，四也。张元素论升麻有升阳于至阴的空前发现，其高弟李杲乃益加张扬其说：“升麻引甘温之药上升。”“人参、黄芪非此引之，不能上行。”后世医家，莫不遵循其法而加以宣扬。如《本经逢原》认为升麻升举之力特强，故设有一段危言耸听之语：“为其气升，发动热毒于上，为害莫测，而麻疹尤为切禁，误投喘满立至。”李时珍《本草纲目》也说：升麻引阳明清气上升。裘沛然在早年学医时，也曾信奉元素及后世诸医家附和之说，其后，读书渐趋深入，阅历与年俱增，通过自己长期的大量的实践验证，才始知道升麻升提阳气之说是大可商议的。试检《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有关升麻功用的记载，如“主解百毒，辟温疾，瘴气邪气，主中恶腹痛，时气毒疠，头痛寒热，风肿诸毒，喉痛口疮”。《本草图经》特指出：“肿毒之属，殊效。”凡是宋以前的本草所载内容基本一致，都没有片字只语载述该药有升阳作用。历代名医的处方中用升麻的，自仲景以下迄至《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肘后备急方》《小品方》《太平圣惠方》等方书，其主治病证为斑疹、咽痛、牙齿肿痛烂臭、疮疡、热毒下痢、蛊毒、壮热等症。宋代名医朱肱就早有“无犀角以升麻代之”的记载，说明这两种药的功用非常接近。以上众多名医、本草、方书的记载，都与元素所谓升举阳气说格格不相入。裘沛然先生在几十年的临床观察中，用升麻的适应症，一般不外咽喉红肿疼痛、牙根恶臭腐烂、发斑发疹、高热头痛、谵妄、热毒下利以及疮疡肿毒等症。药量15～30g，有时还可加重一些。曾治疗过大量病人，觉得升麻解毒、清热、凉血的作用是确切的，从来没有所谓“升提太过而至喘满”的情况发生，并且未见有发生什么副作用，只是效果远不及犀角（现为禁用品，用水牛角代）而已。通过长期的实践，深深感觉有宋以前的方剂、本草著作，其记述内容较为朴实可信。

5.医患相得利于病

医患相得法，既是治疗疑难疾病的一种重要方法，又是临床所应注意的一个问题。本法首先要求医生对病人具有高度责任感，从而使病人对医生产生坚定的信心。医生和病人的精神如能糅合为一，这将为治愈疑难危重病症创造最佳的条件。医生的认真负责态度，使病人精神得到安慰，并对医生的治疗充满信心。“相得”还要施用“治神”的方法。中医学理论指明：“神”即意、志、思、虑、智等心理活动，它与脏腑功能之间有密切联系。故精神安定者，疾病多呈向愈之机，而“神不使”则往往预后不良。《灵枢·师传》所述“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之旨，即系治神之法。医者应使病人对疾病具有必胜之心，并采用针对性的语言疏导，多方设法解除病人心中的疑虑、顾忌、执着、愤怒、恐惧等思想，使其心神安定，激发起正气抗病的能力，发挥病人自身具有对疾病的调控作用，然后药物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通过70余年的临床实践，遇见的病人，病证各不相同，尤其是对心因性疾患，或危重顽症病人，都给予特殊的心理安慰，使他们树立战胜疾病的充分信心，确实对提高疗效能发挥很大作用，这样的病例多不胜举。

如2005年曾治疗一位张姓女患者，年近三十，因情志抑郁、失眠2年，病情日益加重。患者于2年前患皮肤湿疹，久治未愈，导致精神紧张、忧虑、失眠，当地医院诊为抑郁症，一度服西药好转后又复发，又继服抗抑郁药6个月未明显缓解，反逐渐加剧，失眠严重，伴全身乏力。遂慕名到上海，当时手捧《裘沛然医论集》一书到医院求诊。症见心悸、胸闷、精神易紧张，情绪低落，夜寐不安，仅能睡眠2～3小时。伴有眩晕头胀，纳食不馨，月经衍期，量少。此乃肝气郁结，郁而化热，心失所养。处方：炙甘草、桂枝、麦冬、西红花、黄连、生地黄、生龙骨、生牡蛎、常山、茯苓、茯神、郁金、党参、生姜、大枣。同时叮嘱患者放松心情，生活有规律，每天进行散步活动，避免劳累，并表示一定精心治疗，对此病证亦很有信心，并强调要患者坚定必胜之心，配合医生。四诊时患者仍有心悸和恐惧感，倦怠乏力，纳食欠馨，夜寐时好时差，月经衍期40天，遂又拟一方：野山人参、生牡蛎、生龙齿、藿香、紫苏梗、阿胶、炙甘草、桂枝、生地黄、常山、麦冬、五味子、郁金、益母草、丹参、干姜、生姜、大枣。药后7天，月经迅至，又在上方加减调治。经2个月中药治疗，抑郁症基本治愈。因月经失调，经期衍迟，婚后3年未孕，故治宜调理脾肾、益气养血、疏肝解郁为主，经数月调治，月经正常，不久又获怀孕之喜，十月怀胎后生下健康男婴，如今母子安康，并已迁至上海定居。

又如，近年来肿瘤患病率逐渐上升，为临床常见的一种危重病症。

裘沛然先生治疗肿瘤疾患的体会是：首先强调患者心态平静安定，同时对医生有笃信者，则往往效果较佳，甚至可完全康复，若一染此症即精神紧张，情绪恶劣者则每至不救。早年曾治一贾姓男病人，年近六十，为钢铁厂干部。经上海市两所著名医院确诊为肺癌，并嘱从速手术，或可救治。厂领导亦促其急赴医院切除，无奈患者坚拒手术，只要求到裘处诊治，谓一切后果均由自负云云。乃为之拟一处方：用二黄（黄芪、黄芩）、三山（山慈菇、山甲片、山豆根）、二术（白术、莪术）、二苓（猪苓、茯苓），加冬虫夏草、生晒参、麦冬、西红花，以及龟甲、白花舌蛇草、石见穿、木馒头诸药，并嘱每日服蟾蜍1只，服法是将蟾蜍去头及内脏，蟾皮亦剥除，唯留四足部皮肤，必须清洗非常干净，然后久煮成糊状（略加大蒜），每日数次分食。病人坚信不疑，汤药（略有加减）与蟾蜍共服食近6个月，再赴原两所医院复查，讵料结论一致，谓肺部病灶已完全消除，遂恢复正常工作，生活起居，亦一如平时，迄今已逾9年，安享退休美好生活。

读书苦乐有乘除

裘沛然读书除了医学外，还博览哲学、史学、文学等，并对儒学及古体诗造诣尤深。在他的数万卷藏书中，文史及自然科学书籍竟占其半。对于立志从事医学者，强调要做一名合格的好医生，除了认真奠定中医基础外，还要有中国文化和有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其中特别强调必须具备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这样，方能在医疗实践和辨证思维中将多种知识融会贯通，才能在多学科知识的渗透与交叉中悟出真知灼见。裘沛然先生在医学上的成就，也得益于专业外的广博知识。

根据长期的治学经验，还总结归纳了五点体会。

第一，读书先要弄清概念，循名责实。概念是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它有一定的内容作根据。在中医文献中，一个名词常常寓有多种含义，例如阴阳这一名词，就分之可千，数之可万，举凡气血、精气、脏腑、经络、上下、左右、前后、标本、升降、浮沉、表里、寒热、虚实、动静、水火、邪正等等，同一阴阳，含义可以全不相同，稍不经意，便致错误。例如刘完素、张元素、李杲、朱震亨、张介宾等都在相关问题上见解各有不同，其中有不少是由于概念混淆所引起的争端。裘则认为，“名者实之宾”，初学者必先弄懂各种“名词”的含义，重要的是循名以责其实，不可为“名”所惑，这是他在治学中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他经常告诫学生：凡读书尤当循名责实，名实明则义理自得。学习古人之法决不能囫囵吞枣，并强调指出：那种不求甚解，学而不思，思而不化的读书方法绝对不可取。只有对书中知识充分领会，融化吸取，触类旁通，灵活运用，才能真正掌握其精神实质。

如对“医者意也”一辞，有人理解，“意”为医生诊病可以不循法度，随心所欲地作出臆断，因此必须加以批判。裘沛然并不轻从其说，他以大量的古今中外的文献资料说明，古代医家所提出“医者意也”，一语，乃是提示医理深奥，医生必须加倍用意，“思虑精则得之”，否则轻率马虎，稍有不慎就会“毫芒即乖”。他又列举许多著名科学家通过创造性思维而获重大发明的史实，提出“意”即是在反复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思维，是科学工作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之一。通过循名考实，撰有《不废江河万古流》一文，一扫近世对“意”的诬蔑之辞，使“医者意也”的含义大白。

再如，对现代临床中的各种“炎症”，按现代医学理解是指局部组织充血、水肿、渗出和组织增生的病理现象。因“炎”字由两个火字组成，乃有不少中医竟把“炎症”完全理解为火毒引起，遂把“清热解毒”作为“消炎”的唯一治法。裘沛然认为，中西医学是两个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不可牵强比附，更不容望文生义。中医对炎症的施治，应按照中医学的理论去辨析其症的寒热虚实，然后据证立法，选方议药。大量的临床事实证明，炎症并非尽属实热，而诸如温经散寒、活血行瘀、化痰散结、养阴益气、助阳壮元等治法，只要契合病机，都可能达到“消炎”的目的。中医应用不同方法治疗炎症，必将为西医学对消除炎症提供新的宝贵的启示。因此，只有通过循名而责实的方法，才能有效地进行辨证论治，并进一步促进医学的发展。

第二，读书要“猛火煮，慢火温”。所谓“猛火煮”，即在初学某一名著经典时，应下苦功夫，要熟读熟背，只有熟才能生巧，只有苦读才能甘来。对书中重要内容、学术理论要反复体验，认真思考，不断钻研，才能真正领会其中的秘奥要旨。裘沛然治伤寒之学着实下了一番“猛火煮”功夫。对历代重要注家作过苦心研究。皇甫谧说“仲景垂妙于定方”，他对此尤为心折。目前临床上有些医生用仲景方往往疗效不理想，其原因是对诸如《伤寒论》一类名著还欠缺一些“煮”与“温”的功夫。“慢火温”，指对书中重要内容要反复思考，认真实践，领会其中的道理。先生常说，读书不可草草滑过。医理深邃，欲入堂奥，必先勤学苦练，循序前进，方能逐步深入。如他在读到《素问·生气通天论》“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一句时，发现历代注释对“起亟”二字颇有歧义。如张隐庵释为：“亟，数也”，阴主藏精。“亟起以外应”；杨上善：“起亟”作“极起”，“阴极而阳起”，“阳极而阴起”，等等。裘沛然经较长时期的“慢火温”，方觉古人所注均未达意。他说：考“起”字在古代与“立”通；“亟”与“极”在训诂学上二字通用。“起亟”应训为“立极”，“立极”寓有坐镇守位，百体从命，比喻阳气的作用必须依赖阴精为基础的意思。因为“精者，身之本也”，正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的观点若合符节。《内经》本义极为明晰，只因古今文义变迁，以致后世注释曲解附会而不能自圆其说。经他一点，这两句经文便怡然理顺，疑义亦涣然冰释。明代张介宾以擅长扶阳鸣世，而其所著的《真阴论》，即是禀承经旨，对阴为阳基的义理作了精辟发挥。

第三，读书贵在化。裘沛然在中医学术方面卓有建树，绝非出于偶然。“水之积也不厚，则其浮大舟也无力。”在中国医药学的宝库中，祖先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防治疾病的理论和方法，但学习古人之法决不能生吞活剥，神明之妙贵在一个“化”字。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的记载，裘沛然从此句悟出：风即气的变化。叶桂曾概括中风的病因由“阳气之变动”。所谓“变动”，是指气的运行失常，或动窜过度，或阻滞不通。动窜太过则化火化风而发生中风、厥逆等症；阻滞不通则酿湿、生痰、停瘀而形成各种痹证。故理气药与祛风药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通的，人们对祛风解表剂中多用行气药有一定理解，而对应用祛风药以散郁结、调气机、理三焦、和脾胃的作用则似乎注意较少。其实如治疗土虚木贼泄泻的痛泻要方中用防风一味，秦伯未云能“理肝舒脾，能散气滞”，是颇有见地的，他临床常用防风、荆芥、羌活等祛风药，与白芍、白术相伍，治疗腹胀、肠鸣、泄泻诸症，收效满意。中药中有许多祛风药，先生常以巧妙的配伍作为理气药应用，每能收到较好的疗效。这就是“化”的功夫。

后世医家有中满忌用甘药之说，凡脘腹胀满者不敢用甘草。裘沛然从《伤寒论》甘草泻心汤主治“心下痞硬而满，干呕，心烦不得安”的记载中，领悟到仲景用大剂甘草可以治脘胀腹满，而后人之说恰与之相背。他力遵仲景之意并化裁运用于临床，辄投甘草、党参之品，非但无壅滞之虞，反而胀满若失。由此可见，古方今病并非“不相能”，其关键也无非是淹有众长而又善于化裁而已。

第四，学问求其博。一般的中医师要成为一名高明的专家，除了要打好扎实的中医理论基本功外，还应精通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现代科学相关知识。他曾提出“中医特色、时代气息”为学好中医的八字方针，认为传统文化是大道，大道学通了，医道就较易理解。历代名家诸如张仲景、孙思邈、朱震亨、张介宾、李时珍等无不如此。李时珍历经27年编写《本草纲目》而成为医药大家，除了阅读大量医药著作外，还阅读了数百种文、史、哲书籍，即是明证。裘沛然在医学上的成就也得益于其在文史哲方面的深厚造诣。当学问达到某种高度时，其中道理往往是相通的，又如文理、医理都必须深思熟虑，方能领会其用意。裘沛然长于诗文，试以其所作《读孟子后作》为例：“予少年时读王荆公诗，有‘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句，诗中“何敢望’三字一般读者都认为系荆公谦词，其实，乃是不屑为之委婉语。当时颇怪荆公何以如此尊孟而薄韩。中年以后，细绎两家之书，孟实胜韩远甚，尤其是孟氏所创导之‘民贵君轻’的人民至上思想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人格境界等等。这在封建统治社会中其言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为中华民族之精神文明树立光辉典范。孟子更重视义利之辨，而如果‘上下交征利’，则对国家危害之严重性自是不言可喻。凡此皆远非韩愈所能及，王安石之尊孟轻韩，意在斯乎！”从“何敢望”三个字的理解，说出一番大道理，其博学深思，于此可见一斑；其学风，可为后人楷模。在其《读书苦乐有乘除》一文中，他总结了自己的治学格言是：“人说读书乐，我说有苦亦有乐，乐是从苦中得来的，小苦得小乐，大苦得大乐，未得其乐者由于不肯吃苦；深得其乐者，乐而不知其苦。”他勤奋读书，未尝释卷，是为了精熟文史，博极医源。为了深入研究中医学，一部《二十四史》也曾通读。对于中医学术更是反复揣摩，长达70多年，对中医的诸多术语概念循名责实，对辞旨意蕴钩玄索隐，勘谬正误，发前人所未发，见他人所未见。他对中医药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一切完全得益于他的博学。所以才成为既深诣岐黄之道、医德广被的医学大师，又是诗文史哲造诣颇深的学者。

第五，欲知甘苦要亲尝。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前人的理论和经验必须经过躬身实践后才能成为自己的知识。他在半个世纪从事医学的生涯中，饱尝了昨是今非、今是昨非的甘苦，深深体会到只有临床治疗效果才是检验是非的标准。

例如，细辛是一味散寒、止痛、化饮、通窍的良药，但对其使用剂量历来有“辛不过钱”之说。如《本草纲目》载：“若单用末，不可过一钱，多用则气闭塞不通者死。”《证类本草》云：“不可过半钱匕。”（合今之1g余）《本草经疏》亦说：“不可过五分。”前人的戒律能否逾越？先生通过对仲景用细辛方的研究，发现其量一般在二三两之间，纵然古今度量有别，但从其组方中与其他药味剂量的比例来分析推算，无论如何均超过了一钱之限。中医界尊仲景为医圣，而处方用药则违反其法，这类似“叶公好龙”，必然会影响疗效。裘沛然经过小心论证，大胆实践之后，发现细辛入汤煎服可用至3～15g，他应用50年未发现有副作用（若用散剂吞服，必须减其剂量）。他曾用细辛合麻黄、附子等治愈屡治不效的顽固风湿痛、偏头痛，以细辛与麻黄、干姜、黄芩合用治愈不少重症痰饮喘嗽，对某些癌症患者用大量细辛在止痛消结方面有较好疗效，在补肝益肾药中配伍细辛还可以增强补益的功效。他曾感慨地说，用药贵在熟谙药性，通过临床而知见始真。古今学者之所以博学多闻，知识面宽广，就其治学特点而论，都具有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的精神。裘沛然平生治学最服膺十个字二句话：十字即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二句即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医道精微最难知

裘沛然先生经常告诉我们：在世界上有两门学问我们还知之甚少，一是宇宙，二是人体。我国元代医学家王好古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起得很好，叫做《此事难知》。王氏自谓：读医书已经几十年，虽然是寤寐以思，但总不容易洞达其趣，他很想寻访高明的老师，可是走遍国中而无有能知者。海藏老人的话引起了先生深深的思考。

裘沛然在学术上远绍旁搜，对灵素仲景之学及历代医学理论的沿革发展研究颇深，并发表了许多新的见解。

1.关于中医药学术构建的基本思想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医学的性质认识不一。先生的观点是，中医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学科，其内涵是科学技术与中华文化的结合体。故在掌握藏象、经络、病机、治则的基础上，还必须通晓我国的哲学、文学、史学等知识，才能全面掌握中医学术。例如，《易经》《老子》等学术思想也与中医学术相通；通医理必先通文理；因时代和环境的变化，风俗习惯的不同，其辨证论治亦不同。所以《内经》有医者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的明训。

裘沛然认为，人既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中医学始终把人的生命放在自然界与社会人事的双重背景之下，考察人的生命活动轨迹以及在健康、疾病状态下的种种变化。人的生命活动受到自然变化的资生与制约的影响，并具有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中医在强调人的自然属性的同时，也并不忽视人的社会属性，认识到人的社会活动对人体心身活动的影响。所以中医的辨证施治，除了识别各种辨证方法外，还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强调心身同治。因此，中医学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双重属性。

从中医学的性质而言，其精髓就是效法自然、研究自然，探索人体生命活动的规律，并创建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在整个中医学术体系中，始终突出“以人为本”的精神，而人与天地列为三才，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下，主张遵循自然界生长收藏的规律，“法于四时，和于阴阳”，以保持身体健康。在疾病状态下，希望通过扶正达到祛邪，或祛邪以安正，以调整营卫气血、脏腑经络之偏盛偏衰，达到气血冲和，阴阳匀平，为疾病防治的主要指导思想。这就是裘沛然对中医学的基本学术思想。

2.倡导“伤寒温病一体论”

汉代医学家张仲景著《伤寒论》，为治疗外感热病树立圭臬；清代名医叶香岩创温病卫气营血理论，他以伤寒与温病为两门学问，形成对峙之局，倡言“仲景伤寒，先分六经，河间温热，须究三焦”，以温病只须辨明卫气营血即可。后世不少医家，遂以卫气营血辨证为治疗温病的枕中鸿宝，习俗相沿，以迄今日。由此引起伤寒和温病两个学派长期的争论。先生的基本论点是：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赅括温病。首先从《伤寒论》自序中可知，“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七”，说明仲景所指的伤寒，绝非仅指一般感受风寒的病症。再从文献记载来分析，《素问·热论》有“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之说。《难经·五十八难》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晋代葛洪《肘后方》载：“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耳。”即使是温病学家王士雄也承认“五气感人，古人皆谓之伤寒，故仲景著论皆以伤寒名之”。由此可见，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近世所称之温病，包括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暑温、湿温、秋燥、冬温、温疟等，都基本揭示其端倪。所不同者伤寒还包括了外感寒性病，还有狭义伤寒等。

考伤寒、温病异途之说，创自六经叶天士、吴鞠通。叶天士倡“仲景伤寒，先分六经，河间温病，须究三焦”，继而吴鞠通亦说“伤寒论六经，由表入里，由浅入深，须横看；本论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以此作为划分伤寒与温病的理论依据。裘沛然认为其说不妥，且不说“河间温病，须究三焦”之论查无根据，把完整的人体硬性分割成纵横两截，这是非常错误的。人体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的有机体，脏腑经络之间不可分割。六经是有经络脏腑实质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伤寒论》的诸多原文。六经和三焦原本是不可分割的，它们之间在生理病理情况下是互相联系的。如太阳病可见上焦症状，传阳明则出现中焦病状，太阳随经，瘀热水邪结于膀胱，可出现下焦症状。可见太阳一经已具三焦证候，其他诸经岂可脱离脏腑而为病？故六经病证足以赅括三焦。

再者，卫气营血不能逾越经络脏腑。叶香岩创温病之卫气营血，其实叶氏倡导的卫气营血辨证提纲，都与经络密切关联。卫气营血循行于经脉内外，经络又络属于脏腑，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须臾分离。温病学中所揭示的卫气营血的症状，虽然较汉代张仲景书中载述的有所充实发展，但此仅仅是六经病中的某些证候的另一种表达名词而已。就连叶天士本人也在《温热论》中明确说过，“辨卫气营血与伤寒同”，这恰恰是卫气营血不离六经的有力反证。

据上分析，温病只是伤寒的分支。温病学说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外感热病的认识和证治，但不宜将两者机械地“分家”，而应从实际出发，使伤寒与温病互相补充，成为一个整体。至于伤寒温病的治法，初无二致，温病的辛凉、甘寒、淡渗，及凉血清营、芳香开窍等法，仲景的麻杏石甘汤、葛根芩连汤皆为辛凉解表之法，猪苓汤之滋阴利水，黄连阿胶汤之清热凉血等，以及孙思邈的犀角地黄汤之清营，紫雪丹之芳香开窍，在汉唐时期早已应用。另有温病重在亡阴，伤寒重在亡阳之论，其实，伤寒对大汗与亡津液极为重视，叶天士“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之论，亦导源于仲景。研究学问须循名以责实，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温病方面的辨证与治法，确对前代有所充实和发展，但两者不能分家，须融会贯通，以提高外感热病的治疗，使之益臻完善。

3.经络是机体联系学说

裘沛然首创此论，对针灸经络研究颇深。关于经络问题，历代文献以及当今现代都有诸多阐述和假说，如经络是“神经体液说”，经络是“血管系统说”，经络是“人体解剖结构说”，等等。诸多文献和实验观察所阐述的理论及种种假说，均未能全面理解和真正揭示经络的实质内涵。他通过数十年的经验积累和研究探索，发现：经络是中医学的机体联系学说，是阐述人体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密切影响，说明这些联系是人体生命活动、疾病机转和诊断治疗的重要依据，它体现了中医学理论中的整体观和恒动观。

具体而言，经络是人体中具有特殊联系的通路，而这种特殊的联系，在活的人体功能表现中，主要体现三个方面：一是周身体表，从左右、上下以及前后、正中、偏侧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二是某些脏腑和另一脏器之间的联系；三是周身体表和体内脏腑及其他组织器官的联系。这一切都充分反映了经络是机体联系的学说。

经络除了在人体生理正常情况下担任着输转气血、运行营卫、联系脏腑、濡养组织等重要作用外，当机体发生异常变化时，经络更具有反映病候的作用。由于经络在人体分部循行的关系，故疾病的形证可从各该经脉的隶属部位发生不同症状，这个反映作用，有表现为局部性，也有属于全身性。如《灵枢·邪客》说：“肺心有邪，其气留于两肘；肝有邪，其气留于两腋……”经络脏腑的疾患也可反映于五官七窍等部位，如大肠经的齿痛、口干、鼽、衄、目黄等等；在全身症状方面，各经都有它不同的病候，在《灵枢·经脉》中有十二经病候的具体载述。近代医家所发现的压痛点及皮肤活动点与过敏带等，也是经络反映的印证和充实。

经络还具有传导作用，是基于经络的循行表里相通。它把人体体表和内脏密切地连接在一起，因此，当病邪侵袭人体后，就可循经络径路而向内传导。经络还具有接受体表刺激传递于脏腑及其他组织器官的作用，针灸疗法就是凭借经络的这个作用而达到治疗目的。

经络，总的来说，包括点、线、面三个部分。所谓点，除了三百六十几个经穴之外，还有很多奇穴，另有天应穴、不定穴等，所谓“人身寸寸皆是穴”，其多不可胜数。至于线，有正脉、支脉、别脉、络脉、孙脉、奇脉及经隧等各种纵横交叉和深浅密布的循行径路。至于面，从肢体的皮肉筋骨和脏腑组织，都有一般的分布和特殊的联系。中医辨证论治的奠基者张仲景曾说：“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正是说明经络学说的深刻内涵及其临床应用价值。

综合上述，经络有反映病候作用，传导病邪作用，接受刺激作用，传递药性作用，以及指导临床治疗作用。这些作用的产生都同经络的特殊联系分不开的，因此，经络是机体联系学说。

4.中医理论的光辉特色——天人相参思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什么是中医学的特色，仁智互见，众说纷纭。裘沛然认为，天人相参思想是中医理论的光辉特色的重要内容之一。

古代医家通过长期的实践观察，认识到人与自然界息息相通，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无不直接或间接对人体发生影响。中医的这些理论，不仅是医疗实践和生活体验的概括，它还同古代各种哲学思想特别是道家、儒家思想在医学上的渗透分不开的。老子《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万物一元的理论，儒家《论语》中“天何言哉，四时行也，万物生也”的天人赞育思想，都在中医学有关生命现象、生理功能、疾病原理、治疗法则的理论和方法上有充分反映。《内经》有“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之说，中医学的阴阳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神学说、运气学说等等，几乎无不根据天人相参的原理而阐明其所有的规律性。顺乎这个规律，则“以此养生则寿”；违背这个规律，则“逆之灾害生”。即以时间生物学为例，大量研究表明，人的生命和生理活动同外界环境周期性变化和日、月、年的节律性基本上是相似的。中医学在这方面有很多精辟论述，必将日益为现代科学所汲取而有新的阐发。

焰续灵兰绛帐新

1.明堂事业费精神

裘沛然忧国爱民之心今犹昔若，尤为中医事业的振兴情怀耿耿，多方献计献策。1980年担任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1981年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经常参加卫生部召集的论证中医工作和探讨医学的各种会议，提出过许多中肯的意见。早在1958年，当时兴起一股急于在短期内将中西医合流之风，裘沛然撰文《促进中西医合流的思考》，在文中建议成立祖国医学研究所，展开建设祖国医学新理论的研究工作，研究须遵循政府倡导的“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之原则，合流需遵循发展规律，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医学辩证法研讨会上，被邀请作了《祖国医学的继承、渗透和发展》的长篇学术报告，提出中医发展有三条途径：首先是提高中医理论和临床水平；二是采用多学科发展中医学；三是中西医要真正的结合。此报告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裘沛然在1979年起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83年任常务委员，1988年兼任市政协“医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经常在上海及兄弟省市的医药单位及教学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和考察工作，对振兴中医事业和教育、卫生保健等问题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1990年他以古稀之年率领市政协医卫成员及有关医药官员组团去外省各地考察市、县中医医院的情况，深感目前中医界的总体状况是“有喜亦有忧”。喜的是中医政策被纳入国家宪法之中，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国务院确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这些措施为中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和组织保证；忧的是中医医疗单位普遍存在资金匮乏、设备落后、管理水平不高、人才短缺等问题，不少中医院的中医特色正在逐步丧失。为此他寝食不安，忧心忡忡，一边利用市级各种会议呼吁领导关心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一边积极提出改正措施，为政府献计献策。

裘沛然曾说，中医学在汉唐时代已达到很高水平，而后世的发展却何以如此缓慢？这一点，值得引起我们沉思：医学发展除了医界同道的勤奋努力、自尊自强以外，国家政策有力的扶持和社会人士的关心与重视，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1998年9月14日《文汇报》头版刊登了先生的中医药立法呼吁书（原题为“中医中药前途远大，盼望立法保驾护航”），文中指出：中医事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但是，中医事业的发展也存在不少不利因素，影响了中医学术的提高和持续发展。由于缺乏法律的保障，中医政策的贯彻往往会因人、因时、因单位而差异很大。因此而盼望上海市人大中医立法的早日出台，为今后中医事业的发展和腾飞保驾护航。

“古训勤求宜致密，新知博采要精研。”“学如测海深难识，理未穷源事可疑。”诗为心声，从上述诗句中，可见他在时时关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在当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中医的路究竟怎么走？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裘沛然先生经过长期研究和思考，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医特色、时代气息”八字方向。认为中医学必须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前提下，努力撷取与之相关的科学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成果，为我所用，才能在挑战之中立于不败之地。八字方向在中医界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司马迁所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他多次强调：“中医工作者要有民族自尊心，一定要牢牢掌握中医学的精髓，同时还要具有海纳百川的襟怀，要广泛吸取西方医学及其他有关高新科技知识，学习不止是为了充实，更重要的是为了超越。我以衰朽之身，竭诚希望我国医务工作者和有关科技专家，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为了替人民造福而共同携起手来，把我国传统医学提精撷粹，继承创新，缔造医学的明天。”

2.要看东南后起才

裘沛然对中医药的教学事业和人才培养事业，更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了学校的发展，经常组织专家们调查研究，对教学、科研及临床医疗的改革提高提出积极的建议，并为中医工作列入国家宪法向国家卫生部拟具意见，发表文章向社会呼吁。同时，他还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讲座，大力弘扬祖国医学，为培养优秀中医药人才，倾注大量心血。正如诗句所表达的对中医药事业后继者的殷切期盼：“焰续灵兰绛帐开，神州佳气拂兰台。老夫头白豪情在，要看东南后起才。”

先生讲理论常常联系实际，如教授针刺手法，在临床亲自显示操作方法来训练学生，以及在临床带学生实习，还多次带领学生下厂、下乡，既提高学生感性认识，又以全心全意为工农群众服务的精神灌输给学生。他从早到晚，甚至在风雪交加之夜，奔走于泥泞道路到病家为危重病人治疗。这种身教重于言教的精神在学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长期从事中医教育和中医理论及临床的研究工作，广闻博学，在中医基础理论及历代各家学说方面颇多建树。

裘沛然曾在《中医院校办学的反思》一文中谈及目前中医院校遍布全国，各地均有中医研究和医疗机构，已培养出几十万中医药人员，中医事业可称盛况空前，可是在中医学术的提高与发展创新方面，却尚未见有突破性进展，这未免有负国家和人民对发掘、发扬中国医药学宝库和推进医学发展的殷切希望。究竟是什么原因？政府的中医政策是英明具有远见的，中医药界亦并非没有秀出之才，其关键是否在目前中医院校的办学方针和培养人才的具体措施有些问题。他说自己是一向主张中医现代化和国际化的人，曾记当年想在中医院校多设置一些现代医学课程而与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化谈及此事，郭老则别有见解，认为多设置一些现代医学课程与多搞些实验室，难道我不知道？你应该了解，中医院校的首要工作是要求学生奠定中医学基础，要在系统学习、全面掌握的基础上，通过临床实践应用，树立牢固信心，然后再灌输他们一些有关的现代科学和西医知识，使之融会古今，达到取长补短，以进一步发展世界医学，这是我们长远的目标。而目前中医大学刚刚开办，如果多学西医，人心每喜新厌旧，见异思迁，必将损害中医院校高等教育继承发扬的根本目的。裘教授认为郭老看问题清楚、有远见。

上海中医药大学首任党委书记林其英同志和程门雪院长，都希望学生在学习西医课程及从事实验的同时，特别重视打下扎实的中医基本功。两位领导叫裘沛然负责此事，并成立“中医基本功训练组”，他欣然答应，并创造性地制订了“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训练项目，协助裘沛然工作的还有叶显纯等四位中年教师。大家夜以继日，连续奋战120多天，向各教研室老师及校内外中医专家广泛请教，大小研讨会议共举行了百次之多，他与四位老师在星期天或炎夏之夜奋勉工作直至深宵始归。其后，把拟具的中医基本功训练项目的文本由林其英书记亲自携至哈尔滨全国中医教学会议上作交流，得到卫生部及各地中医学院领导的赞同。可惜的是，在中医三基训练工程的草案甫就之际，中华大地风云突变，中医学的三基训练文本尽被销毁。

“终信江河流泽远，源头活水自清新。”先生指出：中医要创新，首先要对中医学有较深钻研和正确理解，才能取精用宏，有所前进，有所发现。针对目前中医界存在的中医治疗的领域在逐渐缩小、中医的疗效有所下降、中医药人才的素质不高、中药的质量不尽如人意，以及中医医院管理中存在一些问题，有些人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前途悲观失望等等，裘沛然不无忧心地说“当前中医要念好‘三自经’”，即自尊、自信、自强。这三个“自”是中医兴废存亡的关键。身为中医人要有民族自尊心，中医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只有热爱中医学才能学好中医学；自信来自临床疗效，中医学流传千百年而不衰，靠的就是临床疗效，它是我们中医学安身立命之本，所以我们应该在提高疗效上下功夫；要自强就要刻苦学习，要学习中医、学习传统文化、学习现代医学和相关的现代科学知识；要勤于临床，勇于实践，不断提高，在继承中求发展，在吸收中求创新。他曾经为曙光医院题字，对中医学子用心良苦地提出要“精中通西”，即对中医“三基”知识的学习要做到精湛，对西医知识的掌握要做到通晓。“医之所病病方少”，为医者的关键在于“博”。所谓“博”，包括博览群书、博采众方、博采新知。

1990年由中央卫生部、人事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发文，继承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裘沛然成为全国首批500名导师之一，确定王庆其为学术经验继承人。经过悉心培养和教诲，王庆其目前已成为“上海市名中医”。2005年，上海中医药大学成立“裘沛然名师工作室”，王庆其、李孝刚、杨翠兰、裘端常、邹纯朴、梁尚华、王少墨、裘世轲成为工作室成员，聆听教诲，系统学习、整理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2006年国家科技部批准“裘沛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研究”正式确立为“十五”攻关课题，2008年“裘沛然治疗喘咳病的临床经验运用研究”又确立为科技部“支撑”计划课题。

先生虽年逾九旬，但对中医药事业满腔热情，对中医后学的培养用心良苦。从他的诗中便可体察：“杏苑当年绝可怜，如何不惜此新天。奠基谁识前人苦，续绝惟望后起贤。医道难明须砥砺，良机易逝要勤研。眼中人物吾今老，记住忧危好着鞭。”

淡定从容颐天年

裘沛然年逾耄耋时，依然耳聪目明，步履轻健，并能作蝇头小楷，文思敏捷如少年，会客时谈笑风生，竟无半点龙钟之态，依然活跃在临床第一线，望问闻切，头脑清晰。亲朋好友度其必有养生囊秘之术，多有以此垂询者，他总是笑而答道：“其实，我虽从事医学七十多年，对摄生之道，不甚讲求，更谈不上什么独到心得。养生保健方法，诸如太极拳、健身操、气功静坐、老僧禅定，均无雅兴；什么食品营养、药物进补，也无意尝试；庄生所说的‘熊颈鸟伸’的呼吸延寿法，从来就没有搞过，年少时且孱弱多病，不知怎的能活到今朝。”那么，先生的养生奥秘究竟在哪里呢？

1.养生且莫贪生

宋代张载说：“生吾顺事，殁吾归焉。”裘沛然认为，万物有生必有死，这是自然规律，不用贪恋也无可逃避。宇宙无穷，天地寥廓，人在其中只占七尺之地，仅度数十寒暑，犹如沧海一粟，即使存活几百年，也不过是电光石火，一瞬而已，死亡是人生的必然归宿，死亡就是回归自然。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人应该立足于生，生命的意义在于为社会多作贡献。荀子在《礼论》中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俱善，人道毕矣。”故衣可蔽体，食可裹腹，房屋可以遮风雨，短暂人生，能为社会多做些好事，亦已足矣。正因他不贪生，不干禄，一死生而齐得失，故心无外慕，胸怀洒脱，气血调和则疴疾不染。适如《内经》所言：“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裘沛然所经历的一件小事可窥见其对待生死的态度。有一次赴京参加会议，由于当时航空事故频发，单位负责者为了开会人旅途的安全购买了火车票，裘先生不以为然，认为航空出事毕竟是偶然事件，即使万一适逢其会，则从高空中直坠大地，顷刻骨肉俱化，死得何其痛快！这比呻吟病榻，经年累月受尽折磨而终归一死的人，似乎要潇洒得多，可谓生的愉快，死的痛快！于是仍换机票而赴会。他有诗云：“养生奥指莫贪生，生死夷然意自平；千古伟人尽黄土，死生小事不须惊。”

裘沛然在长期临床中，观察到有不少危重病人或身患绝症者，凡能坦然自若、乐观开朗地面对疾病，积极配合医生诊疗的，大多心宽体泰，抗病力增强，元气逐渐恢复，病情逆转渐入佳境，有的甚至完全康复。而越是忧愁恐惧怕死的患者，则精神崩溃，气血耗散，病情常加速恶化，偏多预后不良。中医学认为，病人的精神状态是本，医生的治疗措施是标。医生的治疗措施是通过病人的“神机”（抗病能力）才能发挥治疗效应，如果病人精神已经崩溃，那么再好的治疗措施也无济于事。所谓“标本不得，邪气不服”。

对待生死的态度，也即是对待人生的态度。白居易《浩歌行》云：“既无长绳系白日，又无大药驻朱颜。”他常说，人不必刻意地去追求健康长寿，重要的是珍惜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从容、淡定、坦然地面对生活，品味人生，乐天知命，以审美的眼光，打量这色彩缤纷的世界，诗意地活在真实的生命感受之中，那么健康长寿就悄然地不期而临。

2.养生首先养心

古往今来，养生的方法甚多。裘沛然认为，养生最重要的是养心。中医学把心作为“君主之官”主宰“神明”（即精神心理活动），所以养生的关键在于调节精神和心态。传说唐代医家孙思邈寿至一百三四十岁，强调养生首要养性，主张“不违情性之观而俯仰可从，不弃耳目之好而顾眄可行”，告诫人们不要患得患失，一切听任自然。

先生还提出养心则全神的观点。凡人之生长壮老寿夭及诸多生理活动和情志调控无不依赖于“神”的主宰，“神”是人生命的内核。所谓“全神”，即重视修身养性，澄心息虑，积德行善，使心态保持宁静安乐、至善至美的境地。人如利欲熏心，沦为物质金钱的奴隶，而致穷奢极侈，醉生梦死，“神”乃涣散不全，病邪乘隙侵袭，难免性命之忧。故善“全神”者，必素位以行，知足常乐，居高不骄不贪，居卑不谄不邪，无论顺境逆境，皆能怡然自得，随遇而安，则精气充和而神全。我们见到裘沛然心如明镜而不为物染，瘦似梅花而风骨爽朗，可以相信他的养生理论是通过亲身实践验证了的。

先生提出养心要遵循“1＋4”原则，并自拟养生方，名为“一花四叶汤”：一花，即指身体健康长寿之花；四叶，即一为豁达，二为潇洒，三为宽容，四为厚道。

豁达，就是胸襟开阔。《旧唐书·高祖本纪》云：“倜傥豁达。任性真率。”裘沛然说：“上下数千年，人生不过度几十寒暑；朝生暮死与存活百岁，不都是白驹过隙！东西数万里，而我只占七尺之地，‘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置于宇宙，不就是蚂蚁一只？”他又说：“荣华富贵有什么好稀罕的，即使你多活几十年，也只是一刹那间事。任其自然，何必强求。”他曾替著名画家唐云题牡丹图诗，有“乍看惊富贵，凝视即云烟”句，寓有“富贵于我如浮云”之意，唐见之狂喜，深深钦佩其高旷淡泊的襟怀。“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邱”，锦衣玉食能几时，只有“白云千载空悠悠”。襟怀何等坦荡！裘沛然说：“人生如梦，世事如烟，能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使之心安理得，亦已足矣。”心态何其平和！

心态在一定程度决定了人的健康状态，心平则气和，气和则形神康泰，病安从来？正如先生之诗云：“心无惭疚得安眠，我命由吾不在天；利欲百般驱客老，但看木石自延年。”

潇洒，就是充满生机，超越自我，活得洒脱，生活充实，身心愉悦，有利于健康。诚如李白《游水西简郑明府》诗：“凉风日潇洒，幽客时憩泊。”裘沛然素好读书、吟诗，乐于交游。他年轻时就“不爱风月爱风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及至老年，“浪迹书海一老翁”。读书是其一大乐事，他精熟文史，谈吐隽永，对《孟子》情有独钟，不少精彩的篇章至今尚能一字不差地吟诵，对古诗词的造诣也相当深厚。工作之余暇，或登山临水，感悟自然，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词。如“影落清溪照眼明，云峰古木自浑成。老翁跋涉过千里，来听黄山瀑布声。云端谁把两峰安，奇景多从雾里看。天意为防浩气尽，故开磅礴倚高寒。”这是游黄山时所作。当代书画大家陆俨少读其诗后，爱不释手，欣然为诗配画，情景交融，一时传为佳话。嗣后裘老为谢陆翁又作一诗：“大好河山出手中，乾坤正气为谁雄。无端邂逅春江道，尚有高风是陆公。”高人相遇，诗往画来，其乐融融，好不潇洒。先生之善诗能文，在学术、艺术界闻名遐迩，常有佳作见诸报端，一本《剑风楼诗文钞》，索要者众。无怪乎前上海中医学院院长程门雪用“千古文章葬罗绮，一时诗句动星辰”的诗句极赞他的卓荦文才。

还有一件与胡司令对弈的故事。象棋特级大师胡荣华棋界人称“胡司令”，一日拜谒心目中的高人裘沛然。裘沛然年逾九秩，神清气爽，思路敏捷，棋风犀利，尤长残局，早年曾同扬州名宿窦国柱手谈过，而窦国柱恰是胡荣华的老师之一。他兴致一来，又免不了开掘楚河，垒筑汉界。横车跃马之际，轰炮进兵之时，其棋艺得到“司令”的好评。“司令”说：“裘先生您也是全国冠军。”他又补了一句：“是您这个年龄段的冠军，不仅是全国冠军，而且还是世界冠军。”闻此一言，裘老禁不住开怀而笑。若是像举重、拳击那样按照体重设置级别，象棋也来个依据年龄段进行比赛，举办个“元老杯”，他在耄耋段拿个冠军，或许犹如囊中取物，手到擒来。医苑泰斗，棋坛霸主，有此欢聚，存此妙语，也算是医界、弈林的佳话。先生的潇洒人生由此可见一斑。

宽容，即宽恕，能容纳他人。裘沛然还认为，宽容待人是人生的一种美德，也是处理和改善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宽容就是以仁爱之心待人，这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体现。《论语·里仁》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朱熹注：“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而已矣者，竭尽而无余之辞也。”宽恕不仅要求推己及人，更要“严于责己，薄于责人”。这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使人心旷神怡。宽容不仅能使人心宽体泰，气血调和，而且对于群体的结合、社会的和谐也是很有意义的。对生活的小小利害或些微过失，要善于谅解他人。气量狭小，难以容物，对人疑忌，会使神气错乱，受伤害的是自己的心与身。

厚道，就是为人处世之道要敦厚、仁厚。先生经常强调：“厚道对维护和培养人身元气有重要作用。与厚道相反的是薄德，薄德之人往往流于刻薄和凉薄，世风浇薄，人心不古，从而使人精气散漫和抵抗力减弱，就容易导致多种疾病的侵袭。”古哲有“水之积也不厚，则其浮大舟也无力”的论述，与《易经》“厚德载物”之说，都是很有深意的。

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所谓“鸟托巢于丛，人寄命于群”，人不能脱离群体，而宅心厚道，乃是群体组合的凝聚力量。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虽然我们的经济在不断增长，生活也在日益改善，但更应注意厚德以保持身心健康，社会和谐。

1948年，世界卫生协会提出关于健康的概念是：“健康应是躯体、心理、社会适应、品德的良好状态。”这里就与养生首先养心的理念，可谓古今一辙。厚道最为重要的，就是做人要仁厚。正如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厚道就必须多为他人着想，要乐于助人和扶危救困。作为医者则要多为病人着想；还要常怀感恩与报恩之心，要常常想到“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句话，就不会去做忘恩负义的事。厚道还要不念旧恶，能多多帮助人，也是厚道的一种表现。先生常说“养生贵在全神”，就是努力使自己保持至善至美、恬淡宁静的心态。摒除邪恶和贪欲之心，不慕求浮荣。不损人利己，破除私心杂念，要有忠恕仁厚、纯一无伪的精神，这样，人体才能气血和畅，五脏安宁，精神内守，真气从之，达到应享年寿。

3.养生贵在识度与守度

度，是衡量一切事物轻重、长短、多少的统称，后人引申为处理事物最适当时为适度。度，包括理度、法度、制度、气度、节度等，做人的一切，都得有个度，养生也不例外。裘沛然说，孙思邈提倡饮食应达到“饥中饱、饱中饥”为最合适，就是饮食之度；汉代华佗主张“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就是劳逸之度；《内经》载起居有常，不竭不妄，就是房事之度；《论语》曰“惟酒无量不及乱”，就是饮酒之度；另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悲欢之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理财之度；“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是精神文明之度；“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就是做人之度。

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之道”，是指无过无不及，把握处理事物恰到好处。这是把握“度”的最高准则。《内经》曾提出“生病起于过用”的观点，诸如饮食过饱、情志过用、劳逸过度等均可成为致病之因。先生提出养生贵在识度与守度，可以认为是中庸之道在养生理论中的具体应用。他指出，“度”并非一成不变，可以根据体质、生活习惯、地区、时令和时代条件不同而作适当调整。如能“发而中节”，可葆身体康强寿考。精神安乐，社会和谐进步，世界和平繁荣，使人间重重戾气，化为天上朵朵祥云。

4.仁术妙手心自安

医学是一种“仁术”。裘沛然不仅精于医术，而且对于这个“仁”字，也有他的独到见解。仁是古代儒家一种独特的道德范畴。《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就是说，亲其亲以及人之亲，人与人之间要互相亲爱。仁，就是博爱，要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在自爱自律的基础上去爱人、爱社会、爱国家、爱民族，直至全人类。裘沛然始终以他的仁爱之心，为广大患者解除病痛。在非典肆逆的那个时期，有一位患者突发高热，心生恐惧，急来求治，当时各住宅小区、单位纷纷采取隔离措施，外人不准入内，先生为防小区群众有染，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徒步至小区外，在车中为患者诊治。2008年四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地震，死伤惨重，裘沛然振臂一呼，率沪上名医30余人义诊募捐，捐得款项全部献给四川灾区。还有一次他身染小恙，仍不忍拒患者所请，在病榻之上为患者卧诊……裘沛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孙思邈“大医精诚”的道德准则，这正是“人间万事且随缘，处处施仁寿有权。养得一身浩然气，春光布体日星悬”。

良医入世良相心

历代中医名家有一个良好的传统，勤求博采，身兼多艺，多具有较好的文史功底，医术与文章名满天下者代不乏人。先生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他兴趣极为广泛，除医学外，对于文学、史学、哲学，乃至于自然科学均极有兴趣，用力甚勤，其诗文不止是在医界享有盛誉，也广为文史界专家称赞。《辞海纪事》曾这样描述他的文笔：“那一手精妙美文如同出自文学大家之手，而他深厚的古文功底，绝非当今一般作家所能比。”

吟诗是裘沛然终生的爱好。虽诊务繁忙，在悬壶济世之余，总是诗囊相随，七十余年，从未中断，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句。

诗为心声。裘沛然生性颖悟，气度洒脱，其诗也风格多变，不拘一格。如写二过黄山的诗句“云松水石尽奇闲，叠嶂层峦策杖攀。是处高风皆浩气，怎能无句过黄山”，浪漫的想象与宏大的气魄，凸显作者的豁达与潇洒；调侃某人讲课枯燥乏味的诗句“灯光溜碧讲筵开，老佛频频叹善哉”，则幽默诙谐，令人莞尔；而《悼母诗》“一恸柴门逆子来，桐棺已闭万难开”，深情剧痛，读之令人垂泪；读陶渊明诗后所写“得酒怡然情意足，闲同邻里话桑麻”，则清淡之中洋溢着浓浓的田园气息；而他在江心寺的诗句“渡口换舟衣带水，抚碑无语忆前朝”，又凄迷哀伤，道不尽历史的沧桑……

在历代诗人中，裘沛然独推许杜甫、李商隐、陆游三人。其《论诗偶作》评道：“工部郁沉惟涕泪，义山绵邈入疑痴。笔端留得真情出，魂魄千秋绕《示儿》。”诗言志，亦言情，“笔端留得真情出”，也正是他写诗的宗旨所在。他的许多诗不仅情景交融，言之有物，且深寓忧国忧民之情。他尤其推崇孟轲“民贵君轻”的杰出思想。《读孟子后作》七律诗：“千秋卓荦孟夫子，粪土君王一布衣。独创以民为贵论，直呵唯利是图非。育才先辨人禽界，止战宜消杀伐机。公使乾坤留正气，七篇遗著尽珠玑。”社会正义感溢于字里行间，对于国家、对于人类的爱心跃然纸上。

先生的诗名早已蜚声诗坛。其诗文集《剑风楼诗文钞》颇得海上文学艺术界的好评，60余位书法家欣然为其诗濡墨挥毫。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选的《翰苑吟丛》收录了裘沛然15首诗歌，对其诗推许再三：“先生是当世大医，在中医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卓有建树，以善治疑难杂症著称，同时又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及诗文造诣，以良医涉世，良相胸怀，好学不倦，老而弥笃。其诗沉郁而兼旷达，晚近之作理致与诗兴交融，臻浑成老境矣。”

在诗文怡情的同时，还经常以诗会友，留下了不少逸闻趣事。他与已故海派大画家唐云相交甚笃，但是二人相识却赖“诗”之力，有点“不打不相交”的味道。

唐云精绘画，擅书法，工诗文，精鉴赏，是海内外钦仰的艺术家，但他也以孤傲狂放著称，遇人求画、求字，不管对方是何来头，都视心情而定。就连他的家人都不敢轻易开口。

裘沛然对于唐云的书法极为钦佩，然亦有傲骨，不想仿照俗例，请人转托。某日外出，恰路过唐府，于是径直进门相访。

唐云适逢在家，但面对陌生来客，毫不客气。他踞坐高椅，生硬地问：“你是什么人，到我家干什么？”傲慢之态溢于言表。

裘答曰：“我有一首诗，要请你写字。”唐云依然视若无睹说：“把诗拿给我看看。”

唐云接诗之后，读之再三，蓦然起立，请裘就坐，并招呼保姆递烟送茶，坚持留饭，并言：“大作极佳，理当遵命。”宾主谈诗论艺，言谈甚欢，其后订交，成就艺坛一段佳话。

先生固然虽然喜欢吟诗作文，但他既非寻章摘句的陋儒，也不是只知吟赏风月的“闲人”。古语有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他曾自谦：“世犹多病愧称医。”这里的“病”有多重含义，既指民众的“身病”，也可指“心病”，还可以包括社会的“道德风情病”。身为医生，有责任救治民众的身病，也有责任矫治民众的心病和社会的道德风情病，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儒医”的标准。

裘沛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发现：道德修养、心理健康状况对于疾病具有重要的影响。做了好事，心情愉快，气血调和，对于健康很有裨益；而如果做了亏心事，虽然人或不晓，但是自己却内心紧张、担忧，气血紊乱，自然有损身心。

他是一个有心人，这样的事情见多了，便开始思索“做人”与“健康”之间的关系。随着思考的深入与知识的积累，他思维的触角早已经超越了单纯医学的范围，而向史学、哲学领域延伸。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也保持了高度的关注，特别有感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济发展了，但是社会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丑恶现象，“仓廪实”却没有“知礼节”，这些都对他有很深的触动。因此开始了“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人”的研究工作，这成了他晚年生活的重心。

2008年岁末出版的《人学散墨》，是多年的思考、研究成果。

《人学散墨》“是专门论述如何能做一个‘合格’的人而写的”。在《自序》中，他阐明了自己撰写此书的缘由：中国在几千年前，人早已自称为万物之灵，在西方，也早有称人为万物之尺度之说。然而，人虽然贵为万物之灵，却“对自己的形体、心理、情感的调控和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处理显得异常笨拙，从历史记载到现状目睹，人群之间，总是那么难以和谐，小则尔虞我诈，明争暗斗，大则白骨千里，尸山血海”，引起无数大大小小的惨剧。这巨大的反差引发了他深深的思考，由此开始了人学探究的道路。

有关人学的研究，中外古今均有不少哲学家致力于此，留下了丰硕的成果，但既能够阐明做人处世的精髓，又能切中时弊，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著作，则为数寥寥。即便对于哲学圈内的人而言，这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裘沛然生来就喜欢迎接挑战。他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善于从细节处发现问题。他发现孔孟所倡导的儒家学说中有许多关于论述做人道理的精粹思想，他们“既发现了人的可贵，又提示我们做人以和为贵的具体规范”，虽然有些具体的做法由于时代的变迁，在后世不适用了，但是孔孟儒学“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等的人学原理却是超越时代的精粹，是做人应该遵循的永恒标准，对于个人在社会上生存、进取，国家间和谐相处、人类的未来的创造都具有极大的裨益。

令人扼腕的是，孔孟儒学在后世，遭到了种种歪曲和利用，特别是近百年来，在彻底否定孔孟思潮的影响下，孔孟儒学变得面目全非。近些年，学界对于孔孟儒学的“还真去伪”工作取得了不少进展，然而，要澄清孔孟儒学的原意，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在一些人的头脑里，孔子要么仍然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大成至圣文宣王”，要么是遭人嘲弄的“孔老二”。

在先哲时贤众多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对社会人情的思索，他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儒学观念。为孔孟儒学“拨乱反正”，阐发其“人学”思想的内涵，撰写《人学散墨》的想法就这样诞生了。

开始撰写这本书时，裘老已87岁。8年间，“人学”在他的脑海里无时或忘，或请教专家，或博览群书，或灯下沉思，或聚友商谈……《人学散墨》花八年之功，集众人之力，是裘沛然带领他的助手们探索多年的结晶。

在《人学散墨》写作过程中，由于是跨专业研究，遇到的障碍与困难可想而知。但他具有迎难而上的精神，除了博览群书，深入思考之外，还尽一切可能向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请教，不管对方是知名博导，还是公司总裁，甚至是文化不高的村民，只要有一言可取，则不耻下问。

一位知名的哲学界朋友家住郊区，地方偏僻。按常理，凭辈分与交情，裘沛然完全可以请这位朋友到家里来商谈，但他不顾年迈，多次专程登门拜访晤谈。朋友家住六楼，而且没有电梯，但当时已经80余岁的老人仍然坚持上去，六层楼中间要休息好几次。等进了门，要休息好久才能开口说话。

由于写作经历了多年的深入思考，由于集思广益，是以《人学散墨》这本书一问世，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文汇报》，以及东方卫视等沪上权威媒体纷纷予以详细报道。

《孔子大辞典》主编、著名学者、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夏乃儒特地在《新民晚报》整版发表文章 《一代儒医的“道德文章”》，评价《人学散墨》“是一部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具的佳作”，“必然会对儒学的研究和普及，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夏乃儒还从专业学者的角度，指出了《人学散墨》的三大理论创新之处：

1.《人学散墨》的核心是研究人之所以为人的基准底线，也就是要回答孟子所说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至于人区别于禽兽的体格特征、生理特征，显然不是人学的核心问题。

2.关于人性善恶的论证是一个艰深的学术难题，《散墨》作者娓娓道来，引人入胜，颇有新意。论证的方法也相当机智。对于“性本善”，主要靠例证；对于性恶论，采取从逻辑上的驳斥加实例的反证。

3.受儒家的“良知良能”说、“见闻之知”“德性之知”说的启发，经过长期医疗实践的体悟，把医学的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认识论的观点方法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从而得出人天赋具有“灵慧潜能”“良知潜能”和“感应潜能”的观点。

裘沛然说：“医人之病我写《壶天散墨》，治人心灵之病撰《人学散墨》。”他平生著作等身，主持编写学术著作40余部，但两部《散墨》不仅集中反映了他的博识才学，而且充分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和一片仁爱之心。

历来医生兼晓儒学的不少，然而像这样对儒学进行系统研究与长期思考，并留有儒学专著者，为古今医界少有。

裘沛然以良医而具良相胸怀，从疗人身体疾病，到治疗人心疾病，痌瘝在抱，易世心长，上医之称，不正宜乎！

（王庆其、李孝刚、裘端常、梁尚华、邹纯朴、王少墨、章原、裘世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