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养生是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方法，是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经历了五千年亿万次实践，由实践上升为理论，归纳出方法，又回到实践中去验证，如此循环往复不断丰富和发展，进而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医药养生以其博大精深的理论和丰富多彩的方法而闻名于世。它的形成和发展与数千年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因此具有独特的东方色彩和民族风格。自古以来，东方人、西方人对养生保健，都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的实践和探讨。但由于各自的文化背景不同，其养生的观点也有差异。中医药养生是在中华民族文化为主体背景下发生发展起来的，故此有它自身特点。

人生天地之间、宇宙之中，一切生命活动与大自然息息相关，这就是“天人相应”的思想。

人与自然具有相通、相应的关系，不论四时气候、昼夜晨昏，还是日月运行、地理环境，各种变化都会对人体产生影响。

自然界四时气候变化对生物和人体的影响是最大的，而且是多方面的。

人的情志变化是与四时变化密切相关的。所以《素问》有“四气调神”之论。《黄帝内经直解》指出：“四气调神者，随着春夏秋冬四时之气，调肝心脾肺肾五脏之神志也”。这就明确告诉人们，调摄精神，要遵照自然界生长收藏的变化规律，才能达到阴阳的相对平衡。

《素问·八正神明论》说：“天温日明，则人血津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灵枢·五癃津液别篇》说：“天暑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这说明，春夏阳气发泄，气血易趋向于表，故皮肤松弛，疏泄多汗等；秋冬阳气收藏，气血易趋向于里，表现为皮肤致密少汗多溺等。

自然界四时阴阳与人体五脏在生理和病理上有密切关系。故《内经》有“肝旺于春”“心旺于夏”“脾旺于长夏”“肺旺于秋”“肾旺于冬”之治。《素问·四时刺逆从论》又指出：“春气在经脉，夏气在孙络，长夏在肌肉，秋气在皮肤，冬气在骨髓中”。说明经气运行随季节而发生变化。所以，要根据四时变化、五行生克制化之规律，保养五脏，进行针灸保健治疗。

四时气候有异，每一季节各有不同特点，因此除了一般疾病外，还有些季节性多发病。例如，春季多温病，秋季多疟疾等。《素问·金匮真言论》说：“故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此外，某些慢性宿疾，往往与季节变化和节气交换发作或增剧。例如，心肌梗死、冠心病、气管炎、肺气肿等常在秋末冬初和气候突变时发作，精神分裂症易在春秋季发作，青光眼好发于冬季等。掌握和了解四季与疾病的关系以及疾病的流行情况，对防病保健是有一定价值的。

一天之内随昼夜阴阳消长进退，人的新陈代谢也发生相应的改变。《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说：“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虽然昼夜寒温变化的幅度并没有像四季那样明显，但对人体仍有一定的影响。所以《素问·生气通天论》说：“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说明人体阳气白天多趋向于表，夜晚多趋向于里。由于人体阳气有昼夜的周期变化，所以对人体病理变化亦有直接影响。

正如《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说：“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

人体的生物节律不仅受太阳的影响，而且还受月亮盈亏的影响。《素问·八正神明论》说：“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这说明人体生理的气血盛衰与月亮盈亏直接相关，故《素问·八正神明论》又指出：“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郭空无治”的原则。这是因为人体的大部分是由液体组成，月球吸引力就像引起海洋潮汐那样对人体中的体液发生作用，这就叫做生物潮。它随着月相的盈亏，对人体产生不同影响。满月时，人头部气血最充实，内分泌最旺盛，容易激动。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妇女的月经周期变化、体温、激素、性器官状态、免疫功能和心理状态等都以一月为周期。正如《妇人良方》中指出的：“经血盈亏，应时而下，常以三旬一见，以象月则盈亏也”。婴儿的出生也受月相影响，月圆出生率最高，新月前后最低。

地理环境的不同和地区气候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人体的生理活动。例如，南方多湿热，人体腠理多疏松；北方多燥寒，人体腠理多致密。若一旦易地而居，需要一个适应过程。《素问·异法方宜论》以：“东方之域……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西方者，……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北方者，……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火芮）。……南方者，……其民嗜酸而食（月付），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中央者，……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蹻”。这些论述的基本精神是，由于地域环境的不同，人们的体质和疾病情况也不一样。因此，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

综上所述，中医药养生在“生气通天”的观念指导下，把人体看成是与天相应相通的、精气神三位一体的、以五脏为核心的有机整体。人的生命活动与天地大自然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天地、四时、万物对人的生命活动都要产生影响，使人体产生生理或病理的反应。在这个自然界的大系统中要想求得自身平衡，首先是顺应自然规律，利用各种条件为自身服务。顺应自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遵循自然界正常的变化规律，二是慎防异常自然变化的影响。

顺应四时气候变化规律，是养生保健的重要环节。故《灵枢·本神》指出：“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僻邪不至，长生久视”。《吕氏春秋·尽数》亦指出：“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寿长焉”。这就是说，顺应自然规律并非被动的适应，而是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首先要掌握自然变化的规律，以期防御外邪的侵袭。因此，中医药养生的“天人相应”观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环境观念和生态观念的思想。它一方面强调适应自然，另一方面则强调天人相分，突出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古代哲学家最早揭示人的卓越位置的是老子。他在《道德经》中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荀子更进一步指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有义”，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标准。这是人类所特有的，所以人“最为天下贵”。《素问·宝命全形论》亦说：“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玉版》则指出：“人者，天地之镇也”。万物之中，只有人类最为宝贵，只有人类能够征服自然。它把《白虎通》听说的“天之为言镇也，居之理下，为人镇也”的观点作了明确的修正，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正是这种思想文化环境为养生实践提供了认识方法和思想基础。例如道教经典《太平经》反复论及重命养身、乐生恶死的主张，指出：“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壹生，不得重生也”，所以要珍惜生命。“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为此又提出了“自爱自好”的养生说：“人欲去凶而远害，得长寿者，本当保知自爱自好自亲，以此自养，乃可无凶害也”。只有通过自我养护和锻炼，才能得到长寿。应该承认，这是一种积极的养生观念。它与那种将生死寿夭归结为“天命”的观点比较起来，充满了可贵的奋斗精神，为中国养生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道家很多经典著作中，都提出修身养性、延年益寿为第一要旨的思想。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古代养生史上一个响亮的口号——“我命在我不在天”（《抱朴子内篇·黄白》）。强调生命之存亡、年寿之长短，不是决定于天命，而是取决于自身。这一口号包含着一种积极主动的人生态度，在养生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后世的养生家在这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主动进取的精神去探索和追求人类的健康长寿、争取把握自身生命自由的思想影响下，促使他们多方采撷，创造了许多养生方术，如食养、服气、外丹、内丹、房中术等。尽管有时走入歧途，但为探索延年益寿积累了一定经验。以人为核心的生态观念，有一个鲜明的思想特征，即，事实上，人不仅可以认识自然，更可以利用、改造、保护自然，建立起更加有利于健康长寿的自然环境，造福于人类。

《内经》主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这里明确把天文、地理、人事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人不仅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是社会的一部分，不仅有自然属性，更重要的还有社会属性。人体和自然环境是辩证的统一，人体和社会环境也是辩证的统一。所谓社会环境，包括社会政治、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条件、劳动条件、卫生条件、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教育、家庭结交等各种社会联系。社会环境一方面供给人们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另一方面又形成和制约着人的心理活动，影响着人们生理和心理上的动态平衡。一旦人体——社会稳态失调，就可以导致疾病。因此，医学和疾病与社会状况有密切关系。

形神合一主要在于说明心理与生理的对立统一、精神与物质的对立统一、本质与现象的对立统一等。所谓形，指形体，即肌肉、血脉、筋骨、脏腑等组织器官是物质基础；所谓神，是指情志、意识、思维为特点的心理活动现象，以及生命活动的全部外在表现，是功能作用。两者的辩证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神本于形而生，依附于形而存，形为神之基，神为形之主。

“形神合一”构成了人的生命，神是生命的主宰。人的生命活动概括起来可分为两大类：即以物质、能量代谢为主的生理性活动；另一类是精神性活动。在人体统一整体中，起统帅和协调作用的是心神。只有在心神的统帅调节下，生命活动才表现出各脏器组织的整体特性、整体功能、整体行为、整体规律，故《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也正如张景岳说：“神虽由精气化生，但统权精气而为运用之者，又在吾心之神”。人体不但自身各部分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相互协调关系，而且与外界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保持机体内外环境的相对平衡协调，也是靠“神”来实现的，故《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神动则气行，神注则气往，以意领气，驱邪防病，又是气功健身的道理所在。如《灵枢·本脏》所说：“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寒温和则六腑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矣”，神在机体卫外抗邪中起着主导作用。

人类的精神活动是相当复杂的，中医用“五神”（神魂魄意志）、“五志”（怒喜思忧恐）等概念加以概括，并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医疗实践的基础上，用“五行学说”与五脏联系起来，认为这些精神活动是脏腑的功能表现，而且都是在“心神”的主宰下进行的，所以张景岳在《类经》中说：“人身之神，唯心所主，……此即吾身之元神也。外如魂魄志意五种五志之类，孰匪元神所化而统乎一心”。

神以形为物质基础，“形具”才能“神生”。战国思想家荀况在《荀子·天论》中说：“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这里的“天”，是指自然界；“形”指人之形体；“神”指精神。其意为，人的形体及精神活动都是自然界的规律在起作用，是自然界物质变化的必然结果，只要具备了人的形体结构，才能产生精神活动。《内经》对形体与精神关系的论述，如《灵枢·本神》说：“肝藏血，血舍魂”“脾藏营，营舍意”“心藏脉，脉舍神”“肺藏气，气舍魄”“肾藏精，精舍志”。这不仅阐明了精、气、营、血、脉是“五神”的物质基础，而且说明了五脏的生理功能与“五神”活动的关系。五脏藏精化气生神，神接受外界刺激而生情，神活动于内，情表现于外，这就是五脏与神、情的密切关系。

中医药养生把精、气、神视为人生“三宝”，强调精、气、营、卫、血、津液等精微，是“神”活动的物质基础。《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积精”可以“全神”，陶弘景《养性延命录》说：“神者精也，保精则神明，神明则长生”，精的盈亏关系到神的盛衰，李东垣《脾胃论》说：“气乃神之祖，精乃气之子。气者，精神之根蒂也，大矣哉！积气以成精，积精以全神”，说明精气足才能使神的活动健全。《素问·八正神明论》说：“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灵枢·平人绝谷》说：“血脉和利，精神乃居”。以上这些论述，都是强调血气精微是神活动的基础。人体的物质基础充盛，人之精神旺盛，故《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形体不敝，精神不散”。因为精神思维活动需要大量的气血精微来供应，所以临床上认为劳神太过，则心血暗耗；心血亏虚，则神志不宁。神志不宁，外表出现各种心理活动异常。

从本原上说，神生于形，但从作用上说，神又主宰形，形与神的对立统一，便形成了人体生命这一有机统一的整体。《灵枢·天年》篇说：“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只有血气、五脏、精神、魂魄毕具，才会表现出生命力，才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人。同篇又说：“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明确指出了死亡的概念就是形神分离。张景岳在《类经》中，进一步阐发了“形神合一”的生命观，他说：“人禀天地阴阳之气以生，借血肉以成其形，一气周流于其中以成其神，形神俱备，乃为全体”。可见，人体生命运动的特征，即是精神活动和生理活动的总体概括。

人生的生命活动是十分复杂的，以物质、能量代谢为特征的脏腑功能活动，和与脏腑的生理活动相应的高级精神活动（意识、思维、情感等）的协调统一，是在“心神”主导作用下完成的。现代研究表明，社会-心理因素并不是人类情绪变化的唯一刺激因素。自然现象的变化同样可以使情绪发生相应变化。如四时更迭、月廓圆缺、颜色、声音、气味、食物等，都可作用于人体，使之发生情绪改变，进而影响人体生理活动。这说明人体的生理、心理活动是随时随地互相转化，相互影响，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形神合一”生命观的具体内容，为中医药养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长期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且为现代科学进一步弄清生命的本质，提供了可贵的线索。

形神共养，即不仅要注意形体的保养，而且还要注意精神的摄养，使得形体健壮，精神充沛，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而身体和精神都得到均衡统一的发展。中医药养生的养生方法很多，但从本质上看，归纳起来，不外“养神”与“养形”两大部分，即所谓“守神全形”和“保形全神”。

在形神关系中，“神”起着主导作用，“神明则形安”。故中医养生观是以“调神”为第一要义，养生必须充分重视“神”的调养。调神摄生的内容很丰富，可以从多方面入手。

精神情志保持淡泊宁静状态，减少名利和物质欲望，和情畅志，协调七情活动，使之平和无过极。

顺应一年四季阴阳之变调节精神，使精神活动与五脏四时阴阳关系相协调。

通过调身、调心、调息三个主要环节，对神志、脏腑进行自我锻炼。

虽说性欲乃阴阳自然之道，但过度则伤精耗神，节欲可保精全神。

通过多种有意义的活动，如绘画、书法、音乐、下棋、雕刻、种花、集邮、垂钓、旅游等，培养自己的情趣爱好，使精神有所寄托，并能陶冶情感，从而起到移情养性、调神健身的作用。

总之，守神而全形，就是从“调神”入手，保护和增强心理健康以及形体健康，达到调神和强身的统一。

形体是人体生命存在的基础，有了形体，才有生命，有了生命才能产生精神活动和具有生理功能。因此，保养形体是非常重要的。张景岳说：“形伤则神气为之消”“善养生者，可不先养此形以为神明之宅；善治病者，可不先治此形以为兴复之基乎”？这着重强调神依附形而存在，形盛则神旺，形衰则神表，形体衰亡，生命便可告终。如何做好保形全神呢？人体形体要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生存的物质，进行新陈代谢，维持人体生命活动。“保形”重在保养精血，《景岳全书》说：“精血即形也，形即精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阳气虚损，要温补阳气，阴气不足者，要滋养精血。可用药物调理及饮养，以保养形体。此外，人体本身就还自然界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保养身体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做到生活规律、饮食有节、劳逸适度、避其外邪、坚持锻炼等，才能有效地增强体质，促进健康。

养神和养形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不可偏废，要同时进行。“守神全形”和”保形全神”，是在“形神合一”论推导下，对立统一规律在养生学中的运用，其目的是为了达到“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

动和静，是物质运动的两个方面或两种不同表现形式。人体生命运动始终保持着动静和谐的状态，维持着动静对立统一的整体性，从而保证了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功能。《周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者，立本者也”。宇宙间的一切事物的变化，无不是阴阳相互对应的作用，在阴阳交错的往来中，阴退阳进，阳隐阴显，相互作用，相反相成，生化不息。王夫之《周易外传》说：“动静互涵，以为万变之宗”。辩证法认为，孤阳不生，独阴不长。故阴阳互涵互根是宇宙万物的根本法则，也是生命活动的要谛。《思问录》谓：“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又《张子正蒙注》说：“动而不离乎静之存，静而皆备其动之理，敦诚不息，则化不可测”。这就是说“动”不离“静”，“静”不离“动”，“动静”相对立，而又相互依存。

因此，只赞同运动养生和只赞同静止养生都是不对的。所以王夫之又说：“流俗滞于物以为实，遂于动而不返，异端虚则丧实，静则废动，皆违性而失其神也”（《张子正蒙注》）。只强调一方面而否认另一方面，把运动和静止割裂开来，都是违反事物运动变化本质的。朱熹亦明确指出：“静者，养动之根，动者所以行其静”。动与静互为其根，无静不能动，无动不能静，阴静之中已有阳动之根，阳动之中自有阴静之理，说明动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古代哲学认为，既无绝对之静，亦无绝对之动。“动静”即言运动，但动不等于动而无静，静亦不等于静止，而是动中包含着静，静中又蕴伏着动，动静相互为用，才促进了生命体的发生发展、运动变化。

生命体的发展变化，始终处在一个动静相对平衡的自身更新状态中。事物在平衡、安静状态下，其内部运动变化并未停止。当达到一定程度时，平衡就要破坏而呈现出新的生灭变化。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所言：“岐伯曰：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帝曰：有期乎？岐伯曰：不生不化，静之期也。帝曰：不生不化乎？岐伯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这里清楚论述了动和静的辩证关系，并指出了升降出入是宇宙万物自身变化的普遍规律。人体生命活动也正是合理地顺应万物的自然之性。周述官说：“人身，阴阳也；阴阳，动静也。动静合一，气血和畅，百病不生，乃得尽其天年”（《增演易筋洗髓·内功图说》）。由此可见，人体的生理活动、病理变化、诊断治疗、预防保健等，都可以用生命体的动静对立统一观点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指导实践。

从生理而言，阴成形主静，是人体的营养物质的根源；阳化气主动，是人体的运动原动力。形属阴主静，代表物质结构，是生命的基础；气属阳主动，代表生理功能，是生命力的反映。就具体的脏腑功能亦是如此，例如心属火，主动；肾属水，主静。只有“水火既济”“心肾相交”，才能保持正常生理状态。实际上，人体有关饮食的吸收、运化，水液的环流代谢，气血的循环贯注，化物的传导排泄，其物质和功能的相互转化等，都是在机体内脏功能动静协调之下完成的。因此，保持适当的动静协调状态，才能促进和提高机体内部的“吐故纳新”活动，使各器官充满活力，从而推迟各器官的衰老改变。从病理而讲，不论是“六淫”所伤，还是“七情”所致的病理变化，都是因为人体升降出入的运动形式发生障碍，导致体内阴阳动静失去了相对平衡协调，出现了阴阳的偏盛偏衰的结果。

运动和静养是中国传统养生防病的重要原则。“生命在于运动”是人所共知的保健格言，它说明运动能锻炼人体各组织器官的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可以增强体质，防止早衰。但并不表明运动越多越好，运动量越大越好。也有人提出“生命在于静止”，认为躯体和思想的高度静止，是养生的根本大法，突出说明了以静养生的思想更符合人体生命的内在规律。以动静来划分我国古代养生学派，老庄学派强调静以养生，重在养神；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动以养生，重在养形。他们从各自不同的侧面，对古代养生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在养生方法上虽然各有侧重，但本质上都提倡动静结合、形神共养。只有做到动静兼修、动静适宜，才能“形与神俱”达到养生的目的。

我国历代养生家十分重视神与人体健康的关系，认为神气清净，可致健康长寿。由于“神”有易动难静的特点，“神”有任万物而理万机的作用，常处于易动难静的状态，故清净养神就显得特别重要。老子认为“静为躁君”，主张“致虚极，宁静笃”，即要尽量排除杂念，以达到心境宁静状态。《内经》从医学角度提出了“恬淡虚无”的摄生防病的思想。后世的很多养生家对“去欲”以养心神的认识，无论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深化和发展。三国的嵇康、唐代的孙思邈、明代万全等都有精辟的论述。清代的曹庭栋在总结前人静养思想的基础上，赋予“静神”新的内容。他说：“心不可无所用，非必如槁木，如死灰，方为养生之道”“静时固戒动，动而不妄动，亦静也”。曹氏对“静神”的解释使清静养神思想前进了一大步。“静神”实指精神专一，屏除杂念及神用不过。正常用心，能“思索生知”，对强神健脑会大有益处。但心动太过，精血俱耗，神气失养而不内守，则可引起脏腑和机体病变。静神养生的方法也是多方面的，如少私寡欲、调摄情志、顺应四时、常练静功等。就以练静功而言，其健身机制却体现出“由动入静”“静中有动”“以静制动”“动静结合”的整体思想。带练静功有益于精神内守，而静神又是气功锻炼的前提和基础。

形体的动静状态与精、气、神的生理功能状态有着密切关系，静而乏动则易导致精气郁滞、气血凝结，久即损寿。所以，《吕氏春秋·达郁》说：“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寿世保元》说：“养生之道，不欲食后便卧及终日稳坐，皆能凝结气血，久则损寿”。运动可促进精气流通，气血畅达，增强抗御病邪能力，提高生命力，故张子和强调“惟以血气流通为贵”（《儒门事亲》）。适当运动不仅能锻炼肌肉、四肢等形体组织，还可增强脾胃的健运功能，促进食物消化输布。华佗指出：“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脾胃健旺，气血生化之源充足，故健康长寿。动形的方法有多种多样，如劳动、舞蹈、散步、导引、按蹻等，以动形来调和气血，疏通经络，通利九窍，防病健身。

《类经附翼·医易》说：“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我国古代养生家一直很重视动静适宜，主张动静结合、刚柔相济。动为健，静为康，动以养形，静以养气，柔动生精，精中生气，气中生精，是相辅相成的。实践证明，能将动和静、劳和逸、紧张和松弛这些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处理得当，协调有方，则有利于养生。

从《内经》的“不妄作劳”，到孙思邈的“养性之道，常欲小劳”，都强调动静适度，从湖南马王堆出土竹简的导引图中的导引术、华佗的五禽戏，到后世的各种动功的特点，概括言之就是动中求静。动静适宜的原则，还突出了一个审时度势的辩证思想特点。从体力来说，体力强的人可以适当多动，体力较差的人可以少动，皆不得疲劳过度。从病情来说，病情较重、体质较弱的，可以静功为主，配合动功，随着体质的增强，可逐步增加动功。从时间上来看，早晨先静后动，以便有益于一天的工作；晚上宜先动后静，有利于入睡。总之，心神欲静，形体欲动，只有把形与神、动和静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符合生命运动的客观规律，有益于强身防病。

中医药养生特别重视保养人体正气、增强生命活力和适应自然界的变化的能力，以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人体疾病的发生和早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机体正气的虚衰。正气旺盛，是人体阴阳协调、气血充盈、脏腑经络功能正常、卫外固密的象征，是机体健壮的根本所在。因此，历代医家和养生家都非常重视护养人体正气。《寿亲养老新书》对保养人体正气作了概括：“一者少言语，养内气；二者戒色欲，养精气；三者薄滋味，养血气：四者咽津液，养脏气；五者莫嗔怒，养肝气；六者美饮食，养胃气；七者少思虑，养心气……”。人体诸气得养，脏腑功能协调，使机体按一定规律生生化化，则正气旺盛，人之精力充沛，健康长寿；正气虚弱，则精神不振，多病早衰。一旦人体生理活动的动力源泉断绝，生命运动也就停止了。因此，保养正气乃是延年益寿之根本大法。

人体正气又是抵御外邪、防病健身和促进机体康复的最根本要素，疾病的过程就是“正气”和“邪气”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气不足是机体功能失调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素问·遗篇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灵枢·百病始生篇》又进一步指出：“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这些论述从正反两个方面阐明了中医的正虚发病观。就是说，正气充沛，虽有外邪侵犯，也能抵抗，而使机体免于生病，患病后亦能较快地康复。由此可知，中医药养生所指的“正气”，实际上是维护人体健康的脏腑生理功能的动力和抵抗病邪的抗病能力，它包括了人体卫外功能、免疫功能、调节功能以及各种代偿功能等。正气充盛，可保持体内阴阳平衡，更好地适应外在变化，故保养正气是养生的根本任务。

保养正气，就是保养精、气、神。从人体生理功能特点来看，保养精、气、神的根本，在于护养脾肾。《医宗必读·脾为后天之本论》说：“故善为医者，必责其本，而本有先天后天之辨。先天之本在肾，肾应北方之水，水为天一之源。后天之本在脾，脾应中宫之土，土为万物之母”。在生理上，脾肾二脏关系极为密切，先天生后天，后天充先天。脾气健运，必借肾阳之温煦；肾精充盈，有赖脾所化生的水谷精微的补养。要想维护人体生理功能的协调统一，保养脾肾至关重要。

肾之精气主宰人体生命活动的全部过程。《图书编·肾脏说》云：“人之有肾，如树木有根”，即明确指出肾精对健康长寿的重要性。扶正固本，多从肾入手，为此古人反复强调肾之精气的盛衰直接关系到人体衰老的速度。所以，历代养生家都把保精护肾作为抗衰老的基本措施。现代医学研究认为，肾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甲状腺、性腺，以及自主神经系统、免疫系统等，都有密切关系。肾虚者可导致这些方面功能紊乱，并能引起遗传物质的改变，从而广泛地影响机体多方面的功能，出现病理变化和早衰之象。临床大量资料报道都表明，性欲无节制，精血亏损太多，会造成身体虚弱，引起多种疾病、过早的衰老或夭亡。这说明重视“肾”的护养，对于防病、延寿、抗衰老是有积极意义的。至于调养肾精的方法，要从多方面入手，节欲保精、运动保健、导引补肾、按摩益肾、食疗补肾、药物调养等。通过调补肾气、肾精，可以协调其他脏腑的阴阳平衡。肾的精气充沛，有利于元气运行，增强身体的适应调节能力，更好地适应于自然。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故脾胃强弱是决定人之寿夭的重要因素。正如《景岳全书》说：“土气为万物之源，胃气为养生之主。胃强则强，胃弱则弱，有胃则生，无胃则死，是以养生家必当以脾胃为先”。《图书编·脏气脏德》说：“养脾者，养气也，养气者，养生之要也”。可见，脾胃健旺是人体健康长寿的基础。

脾胃为水谷之海，益气化生营血。人体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营卫、气血、津液、精髓等，都是化生于脾胃，脾胃健旺，化源充足，脏腑功能强盛。脾胃是气机升降运动的枢纽，脾胃协调，可促进和调节机体新陈代谢，保证生命活动的协调平衡。人身元气是健康之本，脾胃则是元气之本。李东垣阐述：“人以脾胃中元气为本”的思想，提出了脾胃伤则元气衰，元气衰则人折寿的观点。所以，《脾胃论》说：“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非胃气不能滋”。元气不充，则正气衰弱。东垣指出：“内伤脾胃，百病丛生”，正说明脾胃虚衰正是生百病的主要原因，故调理脾胃、扶正益气也是预防保健的重要法则。

调理肾元，在于培补精气，协调阴阳；顾护脾胃，在于增强运化，弥补元气，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是全身形、防早衰的重要途径。诚如《本草衍义总论》所言：“夫善养生者养内，不善养生者养外。养外者实外，以充快、悦泽、贪欲、恣情为务，殊不知外实则内虚也。善养者养内，使脏腑安和，三焦各守其位，饮食常适其实”。故庄周曰：“人之可畏者，衽席饮食之间，而不知为之戒也。若能常如人是畏谨，疾病何缘而起，寿考焉得不长？贤者造形而悟，愚者临病不知，诚可畏也”。这里“养内”，即突出强调精血之养，重在脾肾，此为培补正气的大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