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重点推动中国现代化战略走向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30年，给中国城市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代表，中国城市也不负时代使命地实现了自身的跨越式发展。然而，不仅已经走过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未来的发展也将充满了矛盾、挑战甚至是危机。正如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一样，对于中国的都市化进程而言，巨大的人口规模、有限的资源与众多的矛盾，一起拥挤在一辆高速运转的经济社会发展列车上，朝着一个广阔深邃的未知空间飞奔而去，因而其在当下所面临的发展问题比任何时代都更加复杂与任重道远。对于当代中国城市，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在前30年快速发展中激增的矛盾与问题，以及如何在更为复杂的国际发展环境中实现自身整体的高水平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在当下与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其已遭遇和即将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在城市化进程上，以人口流动与迁移为核心的城市社会问题一直是影响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城市与人口的关系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没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在空间的组织与集中，就不可能出现不同于乡村的城市聚落，这是芒福德（Lewis Mumford）将城市主要功能之一称为“容器”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任何容器的容积总是有限的，一旦城市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城市容器的限度，则必然导致城市的解体或衰退。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后，城市人口一直是城市问题的主要根源。如城市社会学家指出：“在出现了工业系统的早期城市以后，住房、商店和运输的发展，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大量人口。在旧城市中，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的固定人口，淹没在新来的人流之中，原有的邻里生活方式受到破坏性冲击。在很多城市里，由于人口急剧增加，食物、住所、卫生设施、医疗保健和职业非常紧张，供不应求，其结果是欲求受挫，疾病流行，营养不良，犯罪率上升，街道上混乱不堪。”由于人口众多、城市化水平低与发展速度快，以人口为核心的城市问题同样是中国城市面临的最严峻的现实挑战与危机。有关研究表明：“城镇化率若按年均一个百分点增长，则每年需新增住房3亿~4亿平方米，建设用地1800平方公里，生活用水14亿立方米。此外年均新增生活垃圾1000万吨，排放污水11.4亿立方米。同时需要解决住房、文化、教育、体育设施，道路设施、排污等诸多问题，城镇面临的水资源、人员、土地资源短缺问题将更加突出。”在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城市病”，在当代中国随着人口的都市化进程正变得更加严重。这是因为，都市化进程迅速打破了人口与资源流动平缓、流量均衡的传统城市化模式，使原本分散在乡村、城镇、中小城市甚至不同地区与国家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向“大都市”与“城市群”的迅速集聚，中国每个大城市在空间、交通、居住、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出现了人满为患、不堪重负的“亚健康”状态。

其次，在城市经济发展上，以资源紧张与环境恶化为核心的经济生态问题成为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城市化动力机制是决定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力量及其作用过程，其最根本的动力是工业化。”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一致选择工业城市发展模式的根源。其影响则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物质实力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关统计表明，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4%，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和第三大贸易国。以GDP的增长为例，2005年，中国GDP达到182321亿元，按当年平均汇率折合美元22257亿，人均1703美元，超过英国，从2004年的第六位跃居世界第四。而2007年的数据与相关研究则表明，中国GDP可能超过或与德国相当，跃居世界第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本质上属于较为落后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其主要特征：“一是主要靠铺新摊子、上新项目，忽视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搞了不少‘小而全、大而全’、低水平重复建设，其结果导致行业能力过剩，形成失调的产业结构和分散的企业组织结构。二是靠资源的多占用、高消耗，不注意降低成本，只追求数量，不注意市场需求，不重视产品的品种质量，其结果使产品缺乏市场竞争能力，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形成落后的产品结构。”因而更是一种为中国资源环境与城市经济自身无法承担的恶性发展方式。以2004年为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4%，但消耗的一次性能源约占全球的12%，淡水占15%，氧化铝占25%，钢材占28%，水泥占50%”。以生态现代化水平为例，其自然资源消耗约是日本、法国、韩国的100多倍；其工业废物密度约是德国的20倍、意大利的18倍、韩国和英国的12倍；其空气污染程度约是法国、加拿大和瑞典的7倍多，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4倍多。特别是在全球能源危机、资源紧张与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当下，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这种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老路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此外，工业城市有一个重要的后遗症即畸形而片面的城市经济结构，其突出表现是第一产业压抑、限制了第三产业发展，“这种片面强调生产，忽视消费，甚至把消费和生产对立起来看待的做法造成了城市第三产业萎缩和城市经济结构的畸形，影响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表现在：第一，它抑制了经济发展的后劲，因为重工业多是资金密集型的企业，自身积累能力较差。第二，它抑制了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阻碍了第三产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而这两个行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很强，技术要求相对较低，有助于解决我国劳动力剩余的问题。第三，它阻碍了城市化发展的步伐，使我国城市化速度长期落后于工业化。第四，过分强调城市是生产基地，建立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从而使城市功能单一，结构趋同。大多是由各类生产企业提供各种商品，再按计划和比例分配给居民，达到自我平衡，自我供给。”在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写入“十七大”报告的当下，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将面临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考验。

再次，是城市物质生产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对立与不平衡问题。这既是经济型城市“唯GDP是图”的本性使然，也是中国城市在都市化进程中必须严重关切的新问题。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早期城市发展的重心主要依靠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但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基础性的“物质文明建设”与基本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已不再是城市文明建设与发展的最高理想；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恶化的都市社会环境与精神生活生态，对城市、特别是“大都市”与“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现。以精神疾病为例，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曾指出：由于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加大导致的与应激相关的抑郁和焦虑等情绪问题为主的精神疾病增加；受流行文化影响的不当节食减肥或精神创伤与压力导致的神经性厌食和贪食的发病率上升，其他还有因环境因素、声光污染、夜生活无节制、过量使用烟酒等刺激性物质导致睡眠障碍与酒精依赖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代城市普遍出现了“罗马化”迹象，其特点是“在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况”。芒福德曾指出：“无论从政治学或是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罗马都是一次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罗马的城市历史曾不时地发出典型的危险信号，警告人们城市生活的前进方向不正确。哪里的人口过分密集，哪里房租陡涨居住条件恶劣，哪里对偏远地区实行单方面的剥削以至不顾自身现实环境的平衡与和谐——这些地方，罗马建筑和传统的各种前例便几乎都会自行复活，如今的情况正是这样：竞技场、高耸的公寓楼房、大型比赛和展览、足球赛、国际选美比赛、被广告弄得无所不在的裸体像、经常的性感刺激、酗酒、暴力等，都是道地的罗马传统。同样，滥建浴室，花费巨资筑成的公路，而尤其是广大民众普遍着迷于各种各样的耗资巨大而又转瞬即逝的时髦活动，也都是道地的罗马作风，而且是以极先进的现代新颖技术来实现的。这些东西都是厄运降临的征候：堕落权力扩大，而生命却被缩小。这类现象大量出现时，死亡之城即将临近了，虽然一块城砖也尚未崩落。因为野蛮已从城市内部扼制了这座城市。”如果说，人口与经济直接削弱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物质基础，那么也可以说，都市文化与精神生态的恶化则严重影响着城市再生产的主体条件，它们分别从主客两方面直接威胁到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要出现的“城市病”与“城市危机”，一直是各种“逆城市化”思潮与实践行为的刺激源与现实背景，其最大的问题在于往往导致以城市化进程为罪魁祸首与万恶之首的错误认识。“逆城市化”始于西方20世纪70年代，由于大城市或中心城区在发展中带来许多问题，因而导致了城市人口向郊区或中小城市的“回流”现象，一些社会学家称之为“逆城市化”并据此得出大城市走向衰落的结论。进而言之，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人口、资源向少数“大都市”与“城市群”的快速与高密度聚集，必然要产生比城市化进程更加严重与更为复杂的社会与文化问题，这是“逆城市化潮流”或“反对大城市观念”在当今世界特别容易获得广泛同情并被普遍接受的根源。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由于城市化水平低与发展快的矛盾，使几乎每个稍微大一些的城市都陷入了超负荷运转的现实困境，并直接表现在城市规划、经济发展、交通运输、社会治安、居住、医疗、教育、社区服务等方面，使人们痛感到都市生活带来的沉重压力与巨大异化；另一方面，由于源自乡土中国的主体生命机能未能及时地更新换代，使城市的新旧居民不仅未能切实地分享到都市化进程的效益，相反还由于种种不适应和缺乏经验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是“逆城市化”“反对大都市”思潮在中国有众多知音与广阔空间的直接原因，也是中国都市化进程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必须要在思想与实践上认真对待和解决的棘手问题。

正如马克思说：“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尽管都市化进程必然要产生许多新的痛苦、矛盾甚至是悲剧性的冲突，如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亚洲开发银行《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曾指出，“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在北京和天津周围，共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又如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据2003年《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提供的数据，与中国城市化率从1990年18.9%上升至2002年39.1%同步发展的，是中国城市贫困人口从13000万上升到19300万人。但由于“大都市”与“城市群”集中了全球、国家或地区最重要的经济社会资源与精神文化资本，已成为中国社会改革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最真实的现实背景与最有力的支撑系统，因而，在当下最关键、最首要的是必须树立一种科学的城市观或理性的都市意识形态。解铃还须系铃人。在都市化进程中新生与激化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只有通过更深层次的探索与更高水平的发展才能现实地解决。任何因情绪、刺激而生的“辱骂”“抵触”或“无动于衷”，不但无助于矛盾与问题的解决，相反只能使自身的现实利益与真实存在蒙受到更大的损害。这既是中国城市改革开放30年带给我们的基本经验与理性智慧，也是在都市化进程中继续“坚定改革开放不动摇”所需要的正确与科学态度。

由此出发，不难发现，都市化进程不仅不是影响中国发展的恶魔与陷阱，相反，只有以更为清醒的意识和更为坚定的实践全面融入作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主流的都市化进程，才能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重点工程推动中国现代化战略走向全面发展。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正是“大都市”与“城市群”迅速集聚了各种重要的发展资源与先进的发展要素，才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与国家综合发展水平，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以对外贸易为例，中国进出口总额从2002年的6208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1738亿美元，年均增长28.5%，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周期最长、速度最快、增速最稳定的时期，在世界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六位跃至第三位，其中出口跃居第二位。以作为综合国力基本组成部分的客观国力为例，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8——国际现代化研究》，2004年中国综合现代化水平和人类发展水平处于初等发达国家水平，其客观国力从1990年的世界第16位上升到2004年的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预计在2030年前后，将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其次，当代各种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都市化地区的培育、集聚与迅速成长，对于在经济上转变粗放型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上转变工业城市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引领、推动与示范性意义。以上海为例，在节能方面，目前上海总的GDP能耗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0%，近五年间其万元GDP的能耗共下降了17%。根据新的规划，从2006年到2010年还将下降20%。在环保方面，上海2008年的投入初步计划为400亿元。以新兴的文化产业为例，调查显示，截至2007年，中国三大文化产业带均依托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而形成，其中，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6省市的文化产业资产拥有量均超过1000亿元，占全国文化产业总资本的66%。与以矿山开采、冶炼、纺织等传统制造业为主体的城市化进程不同，在都市化进程中不断壮大的高新技术产业、金融资本运营、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等，构成了“大都市”与“城市群”在物质生产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主导性机制。正是由于它们为城市创造了传统制造业无法比拟的巨额财富，才使城市有能力在节能减排、保护环境与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做出实质性的进展。再次，“人不风流只为贫”，在都市化进程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大都市”与“城市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与大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如上海之所以在2007年提出建设“文化大都市”的城市发展目标，与其在改革开放中迅速积累与增长的城市经济实力是密不可分的。而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之所以继续讲“上海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建设文化大都市”，则是以上海整个国民经济在当下又快又好的发展为支撑的。此外，在都市化地区高度密集的人口与大量高级的艺术文化人才，也从消费与生产两方面为都市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良性的发展模式，并必然地要成为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中国当代先进文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与主阵地。由此可知，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国家基地的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战略，对于实现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对于中国的“大都市”与“城市群”而言，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发育不足和发展不全面，与全球格局中的“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发育不足主要体现在城市经济上。如美国三大城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的GDP占到全美国的67%，日本三大城市群（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的GDP占到全日本的70%。目前中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加在一起才占全国的38%，即使按照相关预测，到2020年前后其人口与GDP可以分别上升到30%和60%，与世界城市群已达到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讲，2004年中国生态现代化水平指数为42分，在118个国家中排第100位。据《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的预测，即使中国顺利地完成了城市发展的生态转型，到2050年前后其生态现代化水平也只能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城市群选择的以工业化为主体的城市化模式及其扭曲的经济结构，是影响中国生态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整体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发展不全面主要是指城市物质生产与城市社会文化建设的不平衡。优越的物质条件与城市基础设施为都市人过上美好生活提供了可能，但由于文明素质、道德水准、艺术修养等方面的欠缺与不足，使中国率先发展的都市化地区并未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如何从粗俗的欲望满足与低级的物质享乐中超越出来，通过城市文明与文化建设防止中国大城市在未来发展中走向“罗马化”，是中国都市化进程面临的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与光荣的使命。总之，不是裹足不前，更不是回头是岸或“觉今是而昨非”，而是如何以都市人充分发展的理性意识、主体意志与审美机能努力在困境中探索现实的出路，应该成为已身不由己地卷入都市化进程的当代中华民族的基本信念与前进方向。

按照《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以下简称《总纲》）提出的中国现代化总体战略目标：“中国要在未来50年的时间内，全面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国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前3名的行列，总体现代化水平进入世界前10名……”在未来的40年左右的时间内，持续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将进入真正的攻坚与飞跃阶段。无论是要直面《总纲》揭示的六大挑战——中国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总量高峰、就业人口总量高峰、老龄人口总量高峰）在未来50年内的相继来临；中国能源和资源的超常规利用；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中国“三农问题”的基本解决；中国社会公平的全面实现，还是践行《总纲》提出的“七大回应原则”——保持经济的理性增长；全力提高社会发展的质量；满足“以人为本”的基本需求；调控人口的数量增长，提高人口的素质；维持、扩大和保护自然的资源基础和生态服务能力；关注科技进步对于可持续发展瓶颈的突破；始终调控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大都市”与“城市群”都承担着重如泰山、中流砥柱的决定性作用。甚至还可以预言，无论是当代中华民族自身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生存与进步，还是中华文明对未来的人类世界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都主要取决于中国“大都市”与“城市群”在下一个30年能否实现自身又快又好的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