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城市发展：从城市化到都市化进程的飞跃

如果说，1978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障碍在于计划经济与户籍制度，那么也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出台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体的新政策与现实中各种应运而生的人口流动与迁移模式构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从城市经济发展的角度，最值得关注的事件主要有：1979年，中国政府决定放宽对外贸易的限制，给予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以特殊政策；1980年，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与福建省厦门四个地区宣布改制为对外经济特区，将加工装配、合资经营作为主要的外贸形式，并许可了少量外商独资企业存在；1981年，国务院将湖北省沙市确定为全国第一个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在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劳动用工体制、企业领导体制方面进行了尝试；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扩大地方权限，给予外商若干优惠政策和措施。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进展，中国城市发展逐渐由改革初期的单体城市转向“大都市”与“城市群”，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有二：一是作为大都市发展引擎与标志的“新区”建设，如继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的天津滨海新区、沈阳沈北新区的设立；二是作为区域发展龙头与国家战略核心的“城市群”，特别是以成渝、长株潭“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广西北部湾首个“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为代表的中西部城市群的建设规划，表明城市群战略已从东部发达地区深入欠发达的中西部。实践证明，在改革开放中涌现的经济特区、开放城市、新区与城市群均不辱使命，对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繁荣承担着开路先锋与中流砥柱的双重作用。与城市经济发展相比，户籍制度改革显得更加艰难。中国庞大的农业人口与有限的城市资源，是城乡二元人口分布结构滞留至今的主要根源。一些曾取消户籍限制的城市如郑州等，由于紧张的城市资源环境无法容纳纷至沓来的移民大军，又不得不重新关闭城乡之间的绿色通道。尽管在户籍制度改革上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但改革开放的中国城市还是独创了不少安置移民与吸引人才的新模式，并行之有效地解决了城市自身在发展中实际需要的庞大人力资源，顽强地支撑着高速增长的城市经济与日新月异的中国城市化进程。

正如改革开放始于主体的解放思想一样，新时期中国城市化进程首先起源于观念领域的变革。以对城市化的认识与态度为中心，这一进程主要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1979—1983年在观念意识上的拨乱反正，明确了中国必须走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为中国城市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逻辑起点；二是1984—1993年理论界与决策部门对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思考与讨论，其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城市化，还是城镇化”上，尽管“城镇化”在当时与其后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主流，但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与主流地位再也没有发生过动摇；三是自1993年以后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全面展开，为中国城市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及时而多元的理论资源与战略思考，尽管这一过程同样充满了矛盾、反复甚至是相当激烈的斗争，但在“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总体背景下，中国城市在现实世界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四是自21世纪以来对作为城市化进程更高形态的都市化进程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如2002年上海证大研究所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以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如2006年两院院士、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周干峙提出“城市密集地区（或都市连绵地区）是现代城市化中的新特点”，如都市文化学者刘士林在同一年首次将都市化进程界定为“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等。对都市化进程的全方位的经验总结与理论研究，使之很快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新学科与新领域，其标志是成功入选《2007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的“都市化进程的学术镜像”。正如其入选理由所说：“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正在深刻影响着当今自然环境和社会变迁，因此也成为近年来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关注的对象。2007年，相关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一是在区域经济社会研究方面，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中心的相关研究异军突起。既有关于大都市区内的经济冲突、社会冲突与环境冲突的研究，又有都市经济圈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围绕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各种应用研究更是层出不穷；同时，国内首个‘都市化进程报告’也正式亮相。二是在城市化研究方面，由于农业人口向大都市与城市群的大规模迁移，使得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人口流动与迁移模式成为新的学术热点。三是在城市经济发展方面，面对全球人口激增、能源危机、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模式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使得作为新型都市经济要素与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文化产业备受学术界瞩目，城市文化资源、文化创意产业、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基础与应用研究迅速升温，并越来越向着具体化与深入化的方向发展。四是在城市发展方式上，与传统的政治型、经济型城市不同，以文化资源为主要生产对象、以文化产业为代表、以高文化含量的现代服务业为文明标志的‘文化都市’的提出与理论研究，为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念与战略框架。”都市化进程的相关研究，既代表着中国理论界对城市化进程的最新认识成果，也在更全面的意义上满足了中国城市向新阶段发展的理论需要。

与思想解放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勃勃生机一样，中国城市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成长。首先，从城市人口增长的角度看，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9月26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06年，全国城镇人口已达57706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43.9%。据时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在2007年8月13日亚洲就业论坛上透露，通过稳步发展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近年来全国已有超过2亿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了向非农领域的转移。据世界人口基金会发布的《2007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国的城市人口正以每年1800万的速度增长，在未来10年内，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口将生活在城市，从2005年至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从42%上升到64%，城市人口将从目前的5.6亿增加到9.1亿。这些已经化作现实或尚抽象存在的数字，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水平不断提升的感性证明。其次，从城市数量增加的角度看，同样可以证明改革开放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决定性作用。以小城镇为例，1978年全国小城镇仅为2176座，至2000年则猛增至20312座，表明有近90%的小城镇是在1978年之后出现的，平均每年增加820个以上；以中、大、特大城市为例，从1978年至2003年，全国20万至50万人的中等城市从59个增加到213个，50万至100万人的大城市从27个增加到78个，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从13个增加到49个。由于都市化进程的主要特点是人口、资源向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的流动与迁移，因而，与欧洲城市因为人口总数不断下降而担心经济衰退不同，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各大城市的人口与发展前景十分看好。据2006年《中国城市发展问题观察》的预测，到2010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将分别达到125个和50个左右；以作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最高形态的城市群为例，目前已纳入中国城市群竞争力排名榜、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群已达15个，依次是：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徐州城市群、武汉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哈尔滨城市群、关中城市群、长春城市群、合肥城市群。同时也有相关研究报告预测，2030年，中国将建成20个城市群。城市人口、数量、规模与综合实力的巨大增长，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经济增长上看，如世界银行专家尤素福就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有10%是从城市化进程中获得的。从城乡协调发展的角度看，在当代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其出路已不再是古代士大夫的减轻赋税、奖励农桑、整治游手好闲之徒等，而是如何通过城市化战略把农业人口真正地解放出来。

“在盐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曾是20世纪80年代人们耳熟能详的俄罗斯格言，在当时很多人都坚信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将是一段“苦难的历程”。事实也确乎如此。在中国城市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巨大的波折、苦闷、悲喜与沉浮一直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在30年有限的时光中，有的城市借助时代东风迅速长成参天大树，有的城市则白白浪费了青云直上之机，有的因为区域发展战略调整或重心迁移而只能自叹命运不济，有的则纯粹是因为“发展慢等于后退”这一当代竞争原理而每况愈下……但就总体与全局而言，中国城市没有虚度它们30年的宝贵年华，并在即将到来的而立之年实现了从城市化到都市化的跨越式发展。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国城市的改革开放可相应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恢复、起跑与积累阶段。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或早期形态相适应，以“城镇”与“小城市”发展为主体的“城市化进程”是其标志与主要成果。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核心的“都市化进程”构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旋律。对此可从两方面加以简要论证。在城市发展观上，与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相对应的是城镇化理论。其意识形态代表是国务院1989年制定的“三句话方针”，即“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其学术理论代表为提倡中国主要发展城市化村庄的超微型城市论（复书章等），以及主要发展小城市的微小城市论（费孝通等）。但在国际联系日益紧密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小城镇为中心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很快开启了自身的升级程序。在千年之交的2000年——这一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6.09%，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00美元，两项指标表明中国城市化正在驶上快车道，并迅速融入作为世界城市发展主流的都市化进程。对都市化进程的自觉意识与理论探索落后于中国城市发展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都市化进程可追溯到1982年国家领导人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但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低下与人们对发展大城市的矛盾心态，致使相关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严重滞后于城市发展的实际需要。其在意识形态上最终得到确认始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在建议中首次出现了“城市群”的概念，要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要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以及提出在“有条件的区域，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合理分布的新城市群”。而作为其学术理论的研究则散见于近年来有关“都市连绵区”“城市群”“城市密集地区”“大都市经济圈”“组团式城市群”“集中型的城市化”“都市化进程”中。在城市发展实践上，则正所谓“撒什么种子发什么芽”，在城镇化模式的主导下，中小城市成为中国20世纪80~90年代的城市发展主流，全国小城镇从1978年的2176个猛增至2000年的20312个，仅珠江三角洲地区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就建成约600个左右。在都市化进程中，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时代背景相一致，“大都市”与“城市群”获得了异常迅猛的发展。除了发展在先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之外，中西部城市群在都市化进程中也跃跃欲试。特别是重庆与成都、长株潭城市群在2007年分别成为第三、第四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中西部的都市化进程将起到重要的引领与推动作用。

在经历了恢复与起跑阶段并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与经验之后，中国城市化进程终于迎来了一个更高级的新形态，这是一个与世界发达城市比翼齐飞的新天地。中国城市发展从“城市化”到“都市化”的飞跃，终结了长期以来优先发展中小城市还是大都市与城市群的论争，使一般的城镇化或城市化模式逐渐淡出或退居二线，为各种区域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甚至是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与契机，是中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结果。都市化进程与城市化进程固然有矛盾冲突，前者直接改变了人口、资源流动的方向与聚集的空间，必然导致乡村与城市、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固有矛盾与差别进一步升级。此外，都市化进程作为吸收了城市化进程全部精华的新形态与辩证发展的更高环节，本身就是后者内在本质与目的的直接体现、感性表达与更高层次的实现，因而两者又有着根本上的统一性。一方面，没有城市化进程在人口、资源、资本与信息等方面造成的高度集中（有关统计表明，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58%，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的90%以上，都集中在城市。），作为其高级版本与当代形态的都市化进程就不可能获得充足的基础与条件。而随着“大都市”与“城市群”在社会发展资源上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以中国首位城市北京占有的科研资源为例，其主要数据为28%的国家重点实验室，32%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45%的国家重大科学工程，30%的国家重点学科，41%的国家基础研究项目，32%的“863计划”项目，35%的科技攻关计划。此外还有673位两院院士，这个数字占到全国的50.9%），其必然要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与核心机制。另一方面，率先发展的中国当代“大都市”与“城市群”也不负所托，并切实地承担起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与主力军的双重使命。以中国三大城市群为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2%，其人口和GDP则分别达到全国的12%和38%。以中国目前具有一定规模的11个城市群为例，其国土面积为全国的6.3%，而人口与GDP在2002年就分别达到全国的30%和60%。以长三角的最新数据为例，2007年长三角地区16城市（GDP）达到46672.07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8.9%；以反映单位土地面积总产出的产业密度计，2007年长三角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土地产出4256万元，其平均产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多。由此可知，“大都市”与“城市群”已成为增强中国综合实力与提升国家竞争力最重要的板块与最核心的结构。没有中国城市在都市化进程中迅速与跨越式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在世界格局中越来越重要的中国概念。正是在21世纪以来“大都市”与“城市群”振聋发聩、响遏行云的拔节声中，我们看到中国这个百年多病的东方巨人正在迅速地成长现实中的大力士。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大都市”与“城市群”的发育与发展，对于改变城市化进程的“穷过渡”思维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中国最发达的“大都市”在不少方面已可与世界顶级城市相媲美。以上海的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为例，2007年，上海港的货物吞吐量达到5.6亿吨，连续三年位居全球首位，其国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615.2万标准箱，跃居全球第二位，浦东国际机场货运量跃居全球第五位。以上海的公共卫生建设为例，据上海市卫生局2007年公布的数据，上海市婴儿死亡率为3.00‰，孕产妇死亡率为0.0668‰，均创下历史最低水平，同时上海女性平均期望寿命达到83.29岁，表明上海的妇幼保健已基本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又如当下人们最关心的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2006年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进展明显，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5405.1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占北京市全年GDP的比重已达到70%。上海第三产业2007年实现增加值6223.83亿元，增长15.2%，增幅比上年提高3.2个百分点。同时，第三产业比重达到51.9%，并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的增幅。由此可知，率先发展的“大都市”与“城市群”正如当代中国的一道新万里长城，既对中国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安全现实地承担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同时也以其巨大的符号与象征意义激励着中华民族在复兴之路上努力开拓与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