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十多年前，外子桥本、我和目前任职山西师范大学的张焕君、台湾中正大学博士班刚毕业的黄智信，因分别研究《周礼》、《仪礼》、《礼记》、礼制，志同道合的我们，在山西临汾结拜为四兄弟，许下承诺，一生要为礼学研究贡献我们四人的心力。当时我们都是三十多岁的热血青年，有着数不完的理想，想要用我们的双手一一实现。十多年过去了，其间，桥本和我结为夫妻，也和焕君、智信在北京大学共同执行了“朱熹礼学研究——以祭礼为中心”的项目，并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出版了我们从日本静嘉堂抄出来的《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得到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台湾图书馆的帮助，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影印宋刊元明递修本仪礼经传通解正续编》；更结集了十多位学者对朱熹及其弟子礼学的研究，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朱熹礼学基本问题研究》论文集。这两年，四人虽然天各一方，但是都不曾忘记我们的初衷，仍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贡献着一己之力。

现在，三联书店要出版桥本和我两人的论文集了。这是第一次，将我们两人在这十多年当中所写的文章集结成书，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我们非常期待这两本论文集的出版。

论文集分为两本，一是《文献学读书记》，一是《学术史读书记》。其中，外子桥本单独撰写的文章，是在2013年台湾出版的繁体字版《北京读经说记》基础上，添加了这几年所撰写的文章。这些年，我们尝试共同翻译早期日本学者的经学、文献学研究文章，这种合作方式意外地让工作更加迅速，也培养了两人的默契，更能够理解彼此的想法。于是，我们也开始以合作的方式撰写论文，《金刻本〈周礼〉商榷》《聂崇义〈三礼图〉版本印象》应该算是两个很好的例子。开始我们是分别撰写，后来在讨论的过程中，发现这两篇文章若对照来看，恰好是探讨宋金元南北方刻本关系很好的例证，于是调整做法，由两人合撰。而这两篇的撰作，完全是因为张焕君邀我们到山西师范大学参加“晋学文化研讨会”这样偶然的机会，我们以平水刻书为发想，撰写出了这两篇很有意思的文章。2013年冬，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举办“台湾经学研究（一）——明我曾在台科会人文学中心博士后郑时期—日据时期”研讨会，邀外子桥本和我参加。此前，任职期间，参与举办“《日据时期台湾儒学参考文献》（林庆彰先生编）读书会”，在这个时期，台湾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儒学家的人不多，其中郭明昆让人感到很奇特，故撰写《郭明昆的生平与〈仪礼·丧服〉研究》一文。三十九岁早逝的郭明昆只留下一部由友人帮忙搜集编纂的论文集，整部书以日文撰写，当时我还是日文的初学者，必须依靠翻译本，然而因为译者对《仪礼》的陌生，导致了随处可见的错译。趁此次机会，外子桥本和我再次合作，将此文改写成为《郭明昆汉族称谓研究的独特性》。历来学者对汉族称谓的研究，大都采用《仪礼·丧服》《尔雅》来作为核心资料。我们找到与郭明昆同时期研究汉族称谓、使用相同核心资料而获得好评的冯汉骥先生的成果，来作为检视郭明昆研究的对照。最后发现有汉学基础、接受日语教育、通过英文书刊学习西方人类学方法的郭明昆，却比留学美国，受到人类学完整训练的冯汉骥的研究做得更加准确、严谨，让我们惊叹！会后，“中研院”欧美所的洪子伟教授来找我们，表示这次会议是专程来听《郭明昆》这篇文章的，并希望我们能够参加翌年5月欧美所举办的“存在交涉——日据时期的台湾哲学”研讨会。因为我们在北大历史系都还要上课，所以只能采取折中的方法，我们回去重新撰写了文章，请洪教授代为宣读，最后才成为本书收录的《郭明昆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接受与利用》一文。郭明昆留下的著作，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好的作品，即使短暂地被时代所遗忘，但不会永远被埋没。

想起外子桥本常常说我在台湾接受过正规的经学训练，是经学的名门正派，他自己则是半路出家，大家看他好像喜欢发异论，但不会认同他的说法。不过，正是这种没受过正规训练的环境，让郭明昆跟外子桥本都注意到我们认为理所当然而忽略的内容，才是问题的关键，提出让我们处处惊艳的想法，就像《〈孝经孔传述议读本〉编后记》中的“唐玄宗的‘文化大革命’”一节。长期以来，经学史的著作对由唐至宋经学转变的解释都不能让人完全信服，这篇文章以为关键在于我们对唐玄宗的种种作为是如何认定的。唐玄宗给儒、释、道三部重要经典《孝经》《金刚经》《道德经》重新作注，又令《孝经注》刻石；命人校改《尚书》文字；调整《礼记》中的《月令》，并令加注；编订《唐六典》《开元礼》……这种种作为，让人以为唐玄宗重视传统文化、重视孝道、重视儒家、重视经学，我们则否定了这种常理判断，文中举出许多证据来证明这个想法，在这里先向读者卖个关子。这本论文集中，首先想要推荐给读者的就是这一篇。

只要识字，或许就愿意打开书本。书，人人会读，可为什么我们要将论文集名之为“读书记”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思索与讨论，也常被学生问到的问题，就是“理解经书的方法”。这两本《读书记》，可以说是我们的答案。而且，我们觉得这样读书，是一件特别有意思、快乐的事情。经书在古代之所以称为“经”，是因有神圣不可易的地位，虽然并非完全无错简、错字，但是经书中诸多问题至今已是不能解且不可解的事实，我们必须要接受。大体上目前我们读到的经书，和东汉及以后的经学家们所读到的并无二致，而他们想尽办法根据这不可易的文本，提出了可以解释的方法。我们想做的、能够做的，就是试着理解古人，探索他们何以如此解经，为什么不那么解经，然后自然而然串联出经学研究的历史。对我们来说，经书的魅力，在于历代经学家对经书的解释方法，不在经书本身伦理道德的规范或经世致用的使命，而在逐步寻求蛛丝马迹的过程中，甚至可以得到媲美看推理小说的畅快感。

每写完一篇文章，我们都会相视而问：“某某某会感到满意吧？”是的，相信郑玄、刘炫、朱熹、杨复、孙诒让、郭明昆都会满意。不管是不是错觉，至少我们心里要有这样小小的自信，才敢投稿。这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而让我们能够做出这种追求的，是北大历史系与古代史研究中心的老师们。在以量、以名牌取胜的时代，他们从来没有给过我们压力，要求写多少篇文章、发多少篇在核心期刊上，师友们总是默默地支持我们，耐心地体谅我们，适时地给予我们各种中肯的意见，每一篇文章我们都写得很快乐，也期待读者们能够欣赏我们的这种尝试。

叶纯芳 谨识

2018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