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 创造力“3B”法则

03 创造力“3B”法则1：扭曲

扭曲的方式：多种多样

19世纪90年代早期，法国艺术家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在鲁昂大教堂对面租了一间房。两年的时间里，他在大教堂的前门创作了30多幅作品。他的视角从未改变：不断地从大教堂立面的同一角度创作。

然而，除了创作场景固定外，这30多福画中没有哪两幅是一样的。相反，莫奈展现了不同光线下的大教堂：其中一幅画中，正午的阳光使教堂的立面呈现一种漂白过的苍青色；另一幅画中，他用黄昏的红色和橘色色调照亮了它。莫奈用新的方式在不断表现原型的过程中利用了第一个创意工具：扭曲。

和莫奈一样，日本画家葛饰北斋（Katsushika Hokusai）针对日本富士山这一象征性景点，在不同的季节，从不同的距离，采用不同的视觉风格，创作了40多幅画作。

纵观历史，文化一直用不同的方式对人类的形态进行扭曲。同样地，文化在操纵着动物的形态。

扭曲不仅发生在显而易见的地方，同样也发生在视野之外，拿心脏病举例。心脏是如此脆弱，因此研究人员怀揣着一个梦想：制造心脏替代品。他们能用像制造人造骨骼和四肢的方法那样制造出人造心脏吗？问题最早在1982年得到回答：威廉·德弗里斯（William DeVries）为退休牙医巴尼·克拉克（Barney Clark）安装了一颗人造心脏，之后他活了4个月，死时心脏还在跳动。这是仿生学的巨大成功。

但有个问题。心脏的运动需要大量的能量，而且，那些活动的部件很快就会被磨损。因此，在人的胸腔里装配机器是一个挑战。2004年，医生比利·科恩（Billy Cohn）和巴德·弗雷泽（Bud Frazier）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虽然大自然只给我们可以压动并将血液输送到全身的工具，但并不能说明这就是唯一的答案。科恩和弗雷泽想，如果一个人可以使用稳定、持续的血流呢？就像喷泉中循环的水一样，当血液流经心室时，它能被富氧化，然后流回整个身体吗？

2010年，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也安装了一个可以令血液持续流动的“人造心脏”，自此他就没有脉搏了。脉搏只是心脏跳动的副产品，并不是必需的。科恩和弗雷泽以大自然中的原型为例，将之放在工作台上进行革新，发明出这种新型的人造心脏。

大小可扭曲

扭曲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一项资源进行重塑。以重塑大小为例。克拉斯·奥登伯格（Claes Oldenburg）在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前的草坪上的作品《羽毛球》（Shuttlecocks），就是将羽毛球放大成圆锥形帐篷的大小。

2016年夏季奥运会上，艺术家JR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幢建筑顶上架起了一座巨大的跳高运动员穆罕默德·尤尼斯·伊德里斯（Mohamed Younes Idris）的雕塑。

资源既然可以放大，当然也可以收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雕塑家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作为难民被困在某酒店的一个房间里。由此，他从小入手，创作了一系列小型人像。法国艺术家阿纳斯塔西娅·埃利亚斯（Anastassia Elias）创作了一组能放入厕所手纸纸筒的微型艺术品。艺术家维克·穆尼兹（Vik Muniz）利用聚焦的离子束在沙堆上凿刻出了纳米艺术作品。

这些艺术作品与让夜间驾驶更安全之间有什么关系？乍一看，这两者之间毫无关系。其实，处理挡风玻璃的问题和创作这些艺术作品的认知过程是一样的。汽车时代早期，在黑暗中骑车是危险的，因为汽车靠近时，车头强光灯会导致人们几乎看不见东西。

美国发明家埃德温·兰德（Edwin Land）决心制造防眩挡风玻璃。为了提高挡风玻璃的可见性，他将关注点转向了偏振。

偏振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一位法国工程师注意到，透过方解石晶体来观察宫殿窗户反射的阳光就没有那么刺眼了。但是有一个困难，几代发明家都致力于把大块水晶应用到实际用途。想象一块由15厘米厚的水晶制成的挡风玻璃——透过它根本无法看清任何事物。

像前人一样，兰德也尝试用大块晶体做实验，未果。后来有一天，他迎来了顿悟的时刻：将水晶缩小。这一举动后来被兰德描述为他的“正交思维”（orthogonal thinking）。他认为这个思考过程与贾科梅蒂、埃利亚斯和穆尼兹创造微型艺术品的心理过程无异。通过把人手可握的水晶变成肉眼不可见的东西，兰德很快就成功地制造出成千上万块镶嵌着细小水晶的玻璃。因为晶体非常微小，玻璃不仅是透明的，还可以减少眩光。司机在路上行驶的视野就更好了。当然，创造的过程仍不可见。

形状可扭曲

在古典西方芭蕾舞中，舞者的姿势要尽可能地摆成直线。舞蹈指导玛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采用了革新的姿势、动作和布料来扭曲人形。

正如舞者可以改变形状一样，建筑结构也可以。例如，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将通常为平面的建筑外部扭曲成了有起伏或有旋转的样子。

通过类似这样的扭曲思路，如何能使未来的汽车容纳更多燃料呢？

将汽油发电机改成氢气发电机的障碍之一就是氢槽的笨重：标准的氢槽是桶状的，因而占据了过多的载货空间。一家名为蜗壳（Volute）的公司开发出一种自身能够层层折叠的氢槽。这种氢槽可以塞进车体中，并通过扭曲的方式尽可能地利用那些未使用的空间。

材料可扭曲

人类的大脑以各种方式对原型进行扭曲。例如，艺术家克拉斯·奥登伯格进行的扭曲不仅有大小上的，还有质地上的：他使用乙烯基、布料等制作柔性材料代替大理石和石头来进行雕塑。他的“超大号冰袋”中装有一个马达，可以使雕塑膨胀或收缩，这可不是用坚固的大理石能够做到的。

像雕塑一样，传统机器人的机身也是坚硬的：从美剧《迷失太空》（Lost in Space）中的机器人B-9到今天工厂里的自动焊机，机器人是“身穿盔甲”的助手。它们闪亮的框架很耐用，但也有缺点：金属部件很重，需要充足的能量才能进行移动；同时，在不造成任何损坏的情况下，金属机器人举起或抓取精密的物件基本是不可能的。

Otherlab是一家试验“软体机器人”的公司，他们使用轻巧且便宜的布料代替金属。该公司的充气式机器人的应用比其他传统型号轻得多，使用的电量也少得多。软体机器人的应用开辟了许多新的可能：研究人员制作了可以像蚯蚓或毛毛虫一样扭动爬行的软体机器人。使它们能在易被绊倒或被困住的地方顺利行动。还有一些软体机器人由于精细的抓取能力，使得在处理鸡蛋和活组织这些会被金属机器人摧毁的事物上有很大优势。

大脑会围绕一个主题不断地产生变化，这其中包括我们对时间的体验。启斯东警察（Keystone Cops）用快镜头来夸大戏剧化的跌倒动作。电影《邦尼和克莱德》（Bonnie and Clyde）用慢镜头表现罪犯在警察的枪林弹雨中舞蹈般倒下身亡的场面。此外，电影《斯巴达300勇士》（300）运用快慢镜头的切换，一反常态以超乎意料的方式呈现勇士们打斗的场景。

时间可扭曲

在科学技术上，我们可以通过调节速度实现时间的扭曲。起初，定常流人工心脏的运作并不完美，导致运作不畅的原因出乎意料：正如溪流中会形成漩涡一样，血流急转的部位往往会形成血块，从而增加了中风的风险。

多次试验之后，弗雷泽和科恩发现，调节流速可以防止血液凝块形成。他们通过精确调节无脉心脏血流的速度，攻克了一个潜在的致命问题。在电影《斯巴达300勇士》中，调节速度放大了暴力；而把扭曲速度运用到人造心脏上，却起到了维持生命的作用。

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让时间扭曲。时间通常是向前“流动”的，但在英国导演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的戏剧作品《背叛》（Betrayal）中可不是。

这部戏是关于一段三角恋情的：罗伯特（Robert）的妻子爱玛（Emma）和他最好的朋友杰瑞（Jerry）有暧昧关系。品特采用倒叙的形式展开：这部剧以恋情结束，以爱玛和杰瑞分开几年后重逢作为开始。这部长达两小时的戏的最后，故事又回到了几年前杰瑞第一次向爱玛表达爱意的那个夜晚。

回溯的每一步都揭露了更早时候的那些未曾实现的计划、承诺和保证。当我们在最后的场景中听到角色对话时，他们对彼此说的话已经很难让人相信了。导演通过这种颠覆的叙事方式，揭露了婚姻破灭的根源。

大脑不仅能在剧院中回溯时间，在实验室中同样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士物理学家恩斯特·斯图克尔伯格（Ernst Stueckelberg）意识到，他可以将一种反物质粒子——正电子的行为描述为电子的逆向运动。反转时间揭示了一种理解亚原子世界的新途径，尽管这向我们的生活经验发起了挑战。

同样，科学家们也在追求通过扭曲时间来实现克隆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的目标。从基因上来说，尼安德特人是我们的近亲，在10个基因中只有1个与我们的基因不同。他们在很多方面都与我们相似：他们也使用工具，死后会将遗体进行埋葬，同样也会生火。尽管他们更大、更强壮，但我们的祖先征服了他们：大约在3万~5万年前，最后的尼安德特人被消灭了。

哈佛大学生物学家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从现代人类基因组入手进行回溯，对尼安德特人展开逆向工程。就像品特在舞台上进行倒叙一样，生物学家可以通过回溯人类进化过程来创造出一个尼安德特人的干细胞，然后将其放入一个胚胎中并移植到一个合适的受体的子宫里。虽然丘奇的想法仍处于推测阶段，但这的确是另一个大脑通过控制时间来创造新结果的事例。

扭曲的程度：从轻微到强烈

有些扭曲是轻微的，有些则更加强烈。20世纪60年代，艺术家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向莫奈的大教堂画作致敬。虽说他的绢印版画纹路粗糙、颜色单一，但他对莫奈的敬意却已是显而易见。类似地，在讽刺漫画中，为了夸大滑稽的效果，某些特征会被放大，但不至于放大到认不出画的是谁。

但是当扭曲更加剧烈时，被扭曲的原型可能就很难看出来了。我们很难断定莫奈的两幅画（见第073页前两幅图）画的是同一个对象：他在吉维尼（Giverny）家中的日式桥。

在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画像中，人物面部模糊且支离破碎，脸上特征的杂乱掩盖了主体的身份。

在电视时代诞生的时候，将来源扭曲到无法识别这一能力解决了一个问题。20世纪50年代，电视机成为美国家庭的标配，广播公司希望人们付费观看节目。

那时候有线电视远没有出现，没办法直接把电视节目送到特定的家庭里；除了在整个空间中输送付费节目，广播电视从业人员别无选择。公司怎么才能让观众为所有天线都能捕捉到的东西付费呢？

解决方案是这样的：工程师们想出了各种方法来扰乱信号，就像培根对他的“脸”所做的那样。在一种加密系统中，模拟线路被打乱了。在另一种加密系统中，每一条模拟线路里面都加上了随机的延迟，这样一来它们就不同步了。想要观看首次播放的电影或顶级体育赛事，使用派拉蒙公司“花钱看”（Pay-to-see）系统的用户需要往盒子中投币，而使用“阅赏”（Subscribervision）服务的用户则需要插入一张打孔卡。对于付费用户来说，一个解码器可以破解那些被干扰的信号；但对于其他人来说，电视节目已经被扭曲得一片模糊，无法收看。

对于培根来说，扭曲形象使他的肖像画有了心理上的深度；对于电视广播公司来说，扭曲保住了他们的底线。

扭曲的持续性：不断的翻新与改编

我们很容易被时间终结的错觉所折磨，在这种幻觉中，我们使自己相信一切可以完成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了。但扭曲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总还能挤出更多的东西来。

人类文化永远都在进行中。

拿刀具举例。最古老的带有刀片或刀刃的圆形石刀可以追溯到大约200万年前。

我们的祖先逐渐把刀铸造成有更长的刀刃和手柄的模样，使用起来可以更省力。从最初那些简陋的刀开始，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刀被扭曲成无数的形状，因此刀的家谱很厚，其分支也很多。

同样，雨伞和太阳伞自古就存在。为了制伞，早期的埃及人使用棕榈叶或羽毛，罗马人用皮革或兽皮，阿兹特克人采用羽毛和黄金。罗马的伞是可折叠的，就像古代中国的伞一样；相反，印度和暹罗的皇家用伞却非常沉，必须由专门的全职人员来撑。

1969年，布拉德福德·菲利普斯（Bradford Philips）获得了现代折叠伞的设计专利。菲利普斯设计的模型很耐用。但是，这并不是终点：美国专利局持续收到很多关于雨伞设计的专利申请，由于申请太多以至需要4名全职审查员来审查。

例如，Senz雨伞的不对称形状使它具有更好的抗风性；而“反向雨伞”（UnBRELLA）则将通常的雨伞设计颠倒了：收伞时向上折叠，伞的骨架移到伞的外面；背包式雨伞Nubrella就像一个背包，解放了双手。

刀和雨伞的设计没有终点，艺术也没有终点，经典会不断被翻新。

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被改编成芭蕾舞、歌剧、音乐剧，改编电影40余部，其中包括动画电影《吉诺密欧与朱丽叶》（Gnomeo and Juliet），在这部影片中，这对苦命鸳鸯成了花园小精灵。

爵士乐大师鲍比·肖特（Bobby Short）在纽约的卡莱尔咖啡馆（Café Carlyle）演唱了35年。然而，不管他演奏多少次标准曲目，比如《我再次坠入爱河》（I'm in Love Again）或《太不可思议了》（Too Marvelous for Words），没有哪两场演出是一样的。

对于一个爵士艺术家来说，没有决定性的表现，也没有最终的结果，相反，目标在持续更新：同样的歌曲不会重复演唱两次。同样，福尔摩斯这一人物形象也是深受大众喜爱的再创造。

在阿瑟·柯南·道尔（Arthut Conan Doyle）的中篇小说《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中，警察发现了一具尸体，还发现墙上用血字写的“RACHE”。苏格兰场警探莱斯特雷德（Lestrade）让福尔摩斯帮助他解决这个令人困惑的案件。在仔细勘察了犯罪现场后，莱斯特雷德对这些血字进行了解释：

意味着什么？写字的人应该是一个叫蕾切尔（Rachel）的女人的名字，但却是被什么事打扰了，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总之是没来得及写完。请先把我的话记住，等到案子真相大白之后，你一定会发现一个叫“蕾切尔”的女人和这个案子有关。现在你尽可以笑话我，福尔摩斯先生，或许你的确非常聪明能干，但是归根结底，姜还是老的辣。

福尔摩斯继续研究犯罪现场，并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宣布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推论：

这是谋杀案。凶手是男性，身高在1.8米以上，正值中年。相对于他的身材来说，脚小了一点，穿的是一双粗制的方头靴，而且还习惯抽印度雪茄。

断定受害者中毒后，福尔摩斯补充道：“另外还有一点，莱斯特雷德……‘Rache’这个单词在德文里是‘复仇（revenge）’的意思，所以不必再劳神去找什么蕾切尔小姐了。”

这是一部经典的中篇小说，经典作品总是不断被改编。

英国BBC出品的电视剧《神探夏洛克》（Sherlock）的编剧把这个故事改编了。第一季第一集被改名为《粉色研究》（A Study in Pink），在这一集中，一具女性尸体在与小说里类似的场景中被发现。受害者在木质地板上刻下了“RACHE”。

莱斯特雷德给了福尔摩斯几分钟研究犯罪现场，然后问他有什么见解。站在走廊上的警察自信地插嘴说：“她是德国人。‘Rache’是德文的‘报复’。”福尔摩斯回答：“好吧，感谢你的参与，然而她并不是德国人。”他不耐烦地把警察关在门外。福尔摩斯继续说：“显而易见，她是从外地来的，打算在回加的夫的家之前，在伦敦小住一夜。”

莱斯特雷德支支吾吾地问：“那信息呢？”福尔摩斯宣称，这名女子婚姻不幸，有多个情夫，并且带着一个失踪了的粉红色手提箱来伦敦旅行。最后他说：“她肯定带了手机或是掌上电脑。她一定有电话或备忘簿，我们来查一下蕾切尔是何人。”

“她写的是‘蕾切尔’？”莱斯特雷德怀疑地问。福尔摩斯讽刺地回答说：“不，她写的是‘复仇’的德语……当然写的是蕾切尔，不然还会是什么？”

这是对这个经典故事更新的改编之一。

因为大脑不断地扭曲输入的信息，语言也随之进化。人际沟通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已经刻在人类的DNA中了：如此一来，今天的词典和500年前的相比，看起来很不一样。语言满足了对话和意识的需要，这不仅因为它有指示性，还因为它是可变的，这就是为什么它能成为传播新思想的有力工具。多亏了语言的创造性，我们能说的和需要说的才可以保持同步。

以verlan为例，它指的是一种法语俚语。这种俚语中，音节被倒置：bizarre变成了zarbi，cigarette翻转成为garettsi。起初，verlan是城市青年和罪犯用来躲避当局追查而选择的说话方式，但如今许多verlan的词汇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以至于它们被吸纳到法语的日常对话中。

词典中对词的定义经常随着用法和知识的改变而不断被修改。在罗马时代，“上瘾者”（addicts）指的是那些无力偿还债务就把自己押作奴隶的人，这个词最终却与药物依赖有关：一个人变成了使他上瘾的物质的奴隶。“丈夫”（husband）一词最初指的是房主，与婚姻并无关系。但是拥有自己的财产，会使你更有可能找到一个伴侣，因此这个词最终表示了“一个已婚的男人”。

1605年11月5日，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试图炸毁英国国会，被捕之后被处死。保皇派烧毁了他被人叫作“guy”的肖像。几个世纪后，这个词失去了它的负面含义，并且，一部名为《红男绿女》（Guys and Dolls）的音乐剧在百老汇上演。在美国俚语中，“坏”（bad）指的是“好”（good），“热的”（hot）指的是“性感的”（sexy），“冷的”（cool）指的是“棒”（great），而“邪恶的”（wicked）指的却是“极好的”（excellent）。如果你能把自己送到100年后的未来，你会发现自己为曾孙们说的话所迷惑，因为语言本身就是随着人类的开发而不断变化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扭曲是对现存原型的改造，通过对大小、形状、材料、速度、顺序等方面进行改变，它打开了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源泉。由于持续的神经操控，人类文化与越来越多的、代代相传的一系列主题变化相融合。

但是假设你想把一个主题分开，并将它分解成一个个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就需要大脑的第二个技能：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