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大脑改造所有已知的东西

创造不是凭空而来

2007年1月9日，乔布斯穿着牛仔裤和黑色高领毛衣，站在MacWorld舞台上。“每隔一段时间，一种革命性的产品就会改变一切，”他宣称，“今天，苹果公司将彻底改造手机。”即使经过多年的猜测，iPhone依然像一个启示一样。没有人见到过这样的东西：一个单手可以拿住的设备，既可以通信，也可以播放音乐，还可以当作个人电脑来使用。媒体称赞它具有开创性，很神奇。iPhone的出现标志着伟大的革新：它们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新奇的电子设备究竟是怎么想出来的。

事实上，创新并非凭空而来：它们是发明族谱上的最新分支。研究员比尔·巴克斯顿（Bill Buxton）几十年来一直在收集技术设备，从这些收藏品中，他可以看到一条长长的DNA系谱指向现代的各种物件和发明。回想一下1984年上市的卡西欧AT-550-7腕表，它的特点之一就是，有着用户可以直接用手指在表面上滑动并进行调整的触摸屏。

而在这款腕表出现10年后，同时也是iPhone出现的13年前，IBM就在手机上添加了触摸屏。

世界上第一款智能手机：西蒙（The Simon），它既有手写笔，也包含了一些基本的应用程序。它可以发送和接收传真、电子邮件和页面，并且有世界时钟、记事本、日历和联想输入法。不幸的是，没有多少人买。为什么？

部分原因是它的电池只能维持一个小时，另一部分原因是，当时的手机话费太贵，还有部分原因是，当时没有出现对应的应用程序生态系统。但就像卡西欧的触摸屏一样，西蒙把它的“遗传物质”留在了由于“从天而降”的灵感而设计出来的iPhone上。

在西蒙出现的4年后，“数据漫游者840”（Data Rover 840）问世了，它是一款掌上数字助理，有一块触摸屏，可以用手写笔在3D屏幕上导航。联系人列表可以存储在内存芯片上，可随处携带。这表明移动计算处理技术在慢慢站稳脚跟。

在浏览自己的收藏品时，巴克斯顿指出了很多为电子工业铺平道路的设备。1999年掌上电脑Palm Vx的问世，确定了时至今日我们仍在追求的设备的“纤薄”。巴克斯顿说：“它确立的这个概念引领了今天像笔记本电脑这样超薄设备的产生。眼前这些设备的灵感来源在哪里？它们就在那儿。”

这些设备一步步地为史蒂夫·乔布斯“革命性”的产品奠定了基础。所以说，iPhone的诞生并非凭空而来。

乔布斯宣布iPhone问世的几年之后，作家史蒂夫·奇钦（Steve Cichon）买了自1991年起的《水牛城新闻》（Buffalo News），来探究这些年发生的改变。在头版页面，他找到了无线电用品商店Radio Shack的广告。

奇钦发现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报纸页面上的每一个物件都被他口袋里的iPhone所替代了。就在20年前，一个买家要花3000多美元来购置所有这些硬件；而现在，他们只需花费原先一小部分的钱及100多克的材料设备，就可以摆平那些事情。这则广告也可以看作iPhone的家谱图。

巴克斯顿观察到，突破性技术并不是从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的，而是那些发明家“根据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的最好点子即兴发挥出来的”。他把iPhone的设计师乔纳森·伊夫比作设计界的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吉米·亨德里克斯经常在作品中“引用”其他音乐家的作品。“如果你了解并关注历史，你就会更加喜欢吉米·亨德里克斯。”巴克斯顿说。

无独有偶，科技史学家乔恩·格特纳（Jon Gertner）也这样认为，他写道：

我们通常认为，发明是在灵光一现中产生的，在某个尤里卡（eureka）时刻，发明家就茅塞顿开了。但事实上，技术上的巨大飞跃很少能找到一个精确的原点。起初，可能是一群人或是一些想法不知不觉地汇聚在一起，在之后的几个月、几年或几十年里，发明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人们的动力越来越足，同时还会获得来自其他想法和参与者的帮助，长此以往，发明便自然而然产生了。

就像钻石一样，创造是在历史凝炼成绝妙的新形式之过程中产生的。我们用苹果公司的另一个突破——iPod进行解释。

20世纪70年代，盗版是唱片业的一个大问题。零售商可以将未售出的唱片寄回唱片公司，以获得退款。许多人钻了这个空子，转而寄回仿冒品。1981年10月，歌手奥莉维亚·牛顿—约翰（Olivia Newton-John）的专辑《身体接触》（Physical）压制了200万张，虽然专辑在排行榜上高居榜首己经很可观了，但是有300万张的专辑被退回，真让人瞠目结舌。如何制止这种猖獗的欺诈行为？

英国发明家凯恩·克雷默（Kane Kramer）想到了一个点子：他要开发一种方法，通过电话线路数字化地传输音乐，同时店内的机器能够定制每一张专辑。但随后克雷默发现，机器笨重的外形可能是不必要的：与其把音乐转化为模拟信号，为什么不直接保留数字格式的音乐，并设计一台可以播放它的便携机器呢？他绘制出了一个便携式数码音乐播放器IXI的示意图。IXI上有显示屏和用于播放曲目的按钮。

克雷默不仅设计了这款播放器，他还预见了一种全新的可无限存储、无需仓库、可分享数码音乐的方式。披头士乐队的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是他的首批投资者之一。但是克雷默的音乐播放器有一个致命缺点：它的存储空间太小，只能放一首歌。

苹果电脑的工程师们紧紧抓住了克雷默这个富有前瞻性的想法。2001年，即克雷默最初的点子诞生的22年后，苹果公司首次推出了一个带有环形滚动轮、外壳材料更光滑、内存和软件都更先进的iPod。

史蒂夫·乔布斯后来说：

创造就是把事物联系起来。当你问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会感到内疚，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做什么。他们只在看到一些东西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很敏锐地将之与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并合成新的东西。

当然，克雷默的想法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索尼随身听给他的灵感。索尼随身听的发明基于1963年出现的盒式磁带，而盒式磁带的产生基于1924年的盘式磁带。

因此，回溯历史，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先于它的发明创新中出现的，这就像是一套逐渐进化着的生态系统。

人类的创造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我们利用经验和周围的原材料来重塑这个世界。了解过去和现在的同时，我们也会为下一步的发展找到出路。通过收集的电子产品，巴克斯顿总结道，一个新点子要想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通常需要20年。

“如果我说的是可信的，”他对《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说，“那么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在未来10年任何可能达到10亿美元规模的行业，都已经存在10年之久了。”这完全改变了我们认识、理解创新的方式。没有突如其来的发明创造，只有通过勘探、开采、提炼及打磨，才能创造出更有价值的东西。

回想一下本书开始讲到的例子。为了营救受损的阿波罗13号，NASA的工程师们不断反省他们已知的东西。飞船在几十万公里远的外太空，所以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建立在宇航员可以获得的材料的基础上。

NASA的工程师们有飞船上所有东西的清单，也有先前执行阿波罗任务的经验，同时，还有过多次模拟救援的经历。正是利用这些已有的知识，他们制定出了救援计划。吉恩·克兰兹后来写道：

现在，我对在任务开始之前花费的那些时间充满感激……尽可能地探索所有能想象到的应对飞船故障的解决方法。因为这些努力，我们知道，情况危急时，可以利用指挥舱中的救生水、汗水浓缩液甚至是宇航员的尿液来代替登月舱冷却系统中的水。

正是工程师们的集体经验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原材料。他们夜以继日地将想出来的各个点子在训练用的飞船复制品上进行测试，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他们利用拥有的数据即兴发挥。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现有的想法的“挪用”推动了创造的进程。

亨利·福特（Henry Ford）以批量生产的T型汽车（Model T）革新了汽车工业。而在1908年之前，生产一辆新车是很费劳动力的：每一辆都是精心地将不同零件安装在不同位置上定制而成的。福特的创新在于，将整个生产过程变成了流水线，制造和组装都可以在同一个标准下完成：铁矿石、木材和煤炭在工厂的一端装载，T型汽车就从工厂的另一端产出。他的流水线改变了汽车制造的方式。

福特曾说道：“流水线使得待加工的产品移动，工人在原地进行作业，而不是让工人围着固定不动的产品进行作业。”由于这项革新，汽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生产出来。就此，一个庞大的新产业诞生了。

就像iPhone一样，我们也可以追溯福特流水线创新的漫长发展脉络。发明家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在19世纪早期为美军提供了可互换零件的概念：其他武器上的零件也可以用来修复受损的来复枪。对福特来说，这种可互换零件的想法是一个福音，这样一来，零件就可以批量生产，而不是为单辆汽车量身定做。20世纪的烟草工厂通过一系列有序的组装步骤进行流水生产，提高了生产速度。福特发现了其中的奥妙，进行效仿。

福特后来说：“我没有发明任何新东西，仅是把其他人经过几世纪工作形成的东西，进行改造再运用到了汽车上而已。”

从历史中汲取经验的创新并非仅发生在科学技术上，在人文艺术上同样如此。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他富有激情和狂热的想象力，较为冲动。《忽必烈汗》（Kubla Khan）是柯勒律治创作的一首诗，创作灵感源于他的一个奇幻梦境。看起来，这首诗的创作产生于诗人和他的缪斯女神的“对话”。

柯勒律治去世后，学者约翰·利文斯顿·洛斯（John Livingston Lowes）煞费苦心地通过柯勒律治的藏书和日记来剖析他的创作过程。通过仔细翻阅柯勒律治的笔记，洛斯发现，这些藏书对研究这位诗人很有帮助：“（这些书）几乎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柯勒律治所有的创作。”

例如，洛斯通过研读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中讲述海洋生物的词句“每过一处，留下一簇金色的火焰”，追溯到了探险家库克船长（Captain Cook）对荧光鱼的描述：“在水中生起了人工的火焰”。读罢一节又一节，洛斯充分看到了柯勒律治的藏书对他创作的影响。毕竟，在写这首诗时，柯勒律治还从没在船上待过。洛斯得出结论，是柯勒律治藏书中那些可辨的来源点燃了他炽烈的想象力。

万物都有它的发展谱系，正如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所写的：

（人文艺术）就像科学技术一样，应当被看作是一种共同的努力——一种个人向多数人发声的意愿，一种进行综合、探索和分析的尝试。

克雷默的设计草图对于iPhone的设计师乔纳森·伊夫，惠特尼的来复枪对于亨利·福特，以及柯勒律治的藏书馆对于他自己……这些都是他们可以用来消化、吸收并进行转化的资源。

但如果某个点子或发明创造是700年来绝无仅有的飞跃呢？无论一个作品多么具有开创性，我们也可以追溯它的发展脉络。理查森当时就是这样描述毕加索的《亚维农少女》的。毕加索之前的那一代前卫艺术家们，已经开始逐渐与19世纪于法国萌芽的超级写实主义（Hyperrealism）分道扬镳。在毕加索创作《亚维农少女》一年前去世的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将平面分解成几何图形色块。他的油画作品《圣维克多山》（Mont Sainte-Victoire）就像一个拼图。毕加索后来说，塞尚是他“唯一的导师”。

《亚维农少女》还有一些特色，是毕加索受到西班牙著名画家埃尔·格列柯（El Greco）的祭坛画《揭开第五印》（Apocalyptic Vision）的启发而创造出来的。为了将自己画中的妓女的分群方式与埃尔·格列柯的裸体人物的分组方式进行参照，毕加索多次造访他的朋友。此外，《亚维农少女》中人物的形状和大小也是模仿了这幅祭坛画中不同寻常的比例。

毕加索的绘画中还融入了更多的异国情调。几十年前，保罗·高更不顾世俗，抛妻弃子，只身搬到了塔希提岛（Tahiti）。在私人伊甸园里，他把原住民艺术融入到了绘画和木雕中。这引起了毕加索的注意。

毕加索对原住民艺术十分着迷，尤其是那些来自西班牙巴斯克（Basque）地区的原住民艺术。一天，毕加索的一位朋友趁着卢浮宫一个画廊里的警卫熟睡，溜进去顺走了两件巴斯克艺术品，之后以50法郎的价格卖给了毕加索。毕加索后来指出了被盗的伊比利亚雕塑和他画作中的脸之间的相似性，“头部的结构、耳朵的形状和眼睛的轮廓”都是一样的。理查森写道：“伊比利亚雕塑可以说是被毕加索发掘的……之前其他画家还没有过这样的探索和尝试。”

毕加索创作《亚维农少女》时，附近的一个博物馆正在展出非洲面具。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毕加索写到，就在参观展览的那天，他有了创作《亚维农少女》的灵感。后来，他改变了说法，声称是在完成《亚维农少女》之后才参观的博物馆。

然而，非洲面具和《亚维农少女》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其中两名妓女的面孔，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毕加索通过开采周围的原材料将那些文化带到它们未出现过的地方。挖掘毕加索受到的影响绝不会贬低他的独创性。他和他的同辈人接触到的资源是相同的，但是只有他一个人将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创作出《亚维农少女》。

正如自然界通过改变现有的动物来创造新生物一样，大脑也是根据先前的事物进行工作的。正如科技史学家斯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所说的：“我们接纳、吸收自己所继承的，或者偶然发现的那些想法，并把它们拼成某种新的形象。”400多年前，法国散文家蒙田写道：

蜜蜂飞来飞去采撷花粉，但酿成的蜜却是它们自己的……一个人从他人那里借来断章残篇，经过加工和综合，做成自己的作品，那就是自己的看法。

无论是发明iPhone、制造汽车，还是推动现代艺术，创作者们都在重塑自己所继承的东西。他们的神经系统将这个世界装入囊中，并进行操纵，以此来创造可能的未来。没有什么比医学案例将此诠释得更清楚了。

平面设计师朗尼·苏·约翰逊（Lonni Sue Johnson）是一名为《纽约客》绘制封面的多产的插画师。2007年，她遭受了几乎致命的感染，记忆力严重受损。她死里逃生，却发现自己的记忆只能持续15分钟。

朗尼·苏无法回忆起她的婚姻、何时离婚，甚至是当天早些时候遇到的人。她的大部分记忆都被清空了，创造力也枯竭了。她不得不停止作画。为什么？因为她想不到要画些什么，脑海中没有任何内在的模型，也没有任何将以前的知识组合的新点子。当她面对白纸时，大脑中什么也没有，一片空白。她需要过去才能创造未来。就好像柯勒律治曾想在《古舟子咏》中描述航海生活，但却发现书架上空空如也一样。她没有什么绘画的依据，因此什么也画不出来。后来，随着治疗和亲友持续的照料，她的记忆开始部分地重现，创造力也开始恢复，但只是以文字游戏的形式出现。她的海量知识存储永远消失了，她只能在狭小的“溪流”中寻找灵感。

朗尼·苏的例子告诉我们：创造依赖于记忆。

但肯定有“尤里卡时刻”，即突然被一个凭空出现的想法击中的瞬间，不是吗？1994年，整形外科医生安东尼·奇科里亚（Anthony Cicoria）在户外通过付费电话与母亲通话时被闪电击中。几周后，他突然开始作曲。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创作出了“闪电奏鸣曲”，他说自己创作的音乐是“上天”赐予的。如果要举一个由稀薄的空气产生创造力的例子，那很有可能是奇科里亚的故事：一个非音乐家突然开始作曲。

但是，仔细研究后我们发现，奇科里亚同样依赖周围的原材料。他回忆说，在事故发生后，他有想听19世纪钢琴曲的强烈愿望。虽然了解闪电对奇科里亚的大脑产生了什么影响很难，但是，他能很快地吸收音乐曲目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奇科里亚的音乐很优美，但这些音乐的结构、进展和他听的那些作曲家的作品是一样的，例如，早于他近两个世纪的肖邦。就像朗尼·苏一样，奇科里亚也需要存储用来挖掘开采的原材料，虽然创作的欲望可能是突然产生的，但是基本创作过程却不是。

很多人都在幻想着被“创造的闪电”瞬间击中，但是创造性的想法是进化来的。它们是由现有的记忆和印象产生的，其产生来自于大脑中交织着的数十亿微小的火花，而不是闪电球。

创造力的核心：“3B”法则

人类一直在不断创造：文字、声音、影像等。人类像台食物加工机，根据所处世界的“投喂”，产生出一些新的东西。这种对世界的重塑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认知“软件”。这套软件吸收了世界中的一些资源，并从中衍生出一些新版本，其速度因庞大的智人数量而大大增加。这样一来，一个基于新思想而不断加速创新的人类社会产生了。

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用了约8000年，从工业革命到电灯泡的产生只花了约120年的时间，又过了90年，人类实现了月球登陆。从那时起，仅用了20余年的时间，万维网就出现了，又过了10来年，完整的人类基因组测序完成了。历史上的这些革新清晰地描绘出了一个画面：重大创新发生的时间间隔正在不断缩短。这正是我们可以从一个有引导程序的大脑中期待的：吸收世界上最好的想法，并让它们变得更好。

乔布斯、NASA的工程师、福特、柯勒律治和毕加索都是基于先前的东西来重塑世界的。但乍看之下，他们好像是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完成这些任务的，毕竟，重新制造电子产品、汽车、诗歌和绘画会涉及各种各样的大量的思维活动。看起来，这些有创意的人的确是用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方法来重塑周围世界的。

但我们还是理出了一个框架，提取出认知操作的3个基本法则：扭曲（Bending）、打破（Breaking）和融合（Blending）。我们把这些看作是创新思维发展的方式。

扭曲，原版会被调整或扭曲到变形。

打破，指的是一个整体被拆开。

融合，两个或者更多的素材会结合在一起。

扭曲、打破和融合，这“3B”都可以捕捉到在进行创新思维时大脑是如何运作的。无论是以单独的方式还是结合的方式，这“3B”使人类能够从生产世界上第一台智能手机做到iPhone，或者从原始的艺术品中“创作”出现代艺术。是这“3B”把阿波罗13号带回了家，使福特的工厂得以实现流水线作业。我们将展示想象力是如何乘着认知机制的翅膀飞翔：通过将这“3B”应用到周边的事物上，一个个不断发展的新浪潮产生了。

这些认知操作是我们看待和理解世界的基础。以记忆为例，它并不像录像那样忠实地反映我们的经历。相反，记忆中有扭曲的、仓促记下的和模糊的成分。也就是说，大脑的输入和输出并不是一样的。这解释了为什么目睹同一个车祸，但每个人回忆的内容却不尽相同；或者参与了相同的对话，但事后每个人讲述的内容却不一样。人类的创造力就是从这个机制中产生的：我们可以扭曲、打破、融合所观察到的一切事物，这些工具使我们能够跳脱现实进行推断。我们不擅长储存精确、详细的信息，但却能通过设计出对的东西来替代，并创造新世界。

很多人都见过边界清晰的大脑模型。上面标清了每个分区需要处理的任务。但是，这种模型忽略了人类大脑最重要的方面：神经元是交错连接在一起的，并没有哪个大脑分区是单独工作的；相反，它像一个社会，这些分区是在不断交流、协商和合作中进行作业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广泛的互动是人类创造活动的神经基础。尽管某些技能可能会局限在特定的大脑分区，但创造需要调动整个大脑的活动：在由远及近的神经网络的广泛协作之下才能进行创造活动。由于这种巨大的互联性，人类的大脑将“3B”运用到各种经验中：不断吸收、碾碎周围世界的模样，并发布新的版本。

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富有创造性的策略是很重要的优势，因为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正是通过组合这些有限的选择而产生的。大自然通过重新排列DNA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物种：深海中生活的植物和鱼，陆地上觅食、迁徙的动物，天空中翱翔的鸟儿，以及生长在不同气候条件、不同纬度，或不同环境中的有机体……这些都是由相同的四种核苷酸进行不同组合的产物。小至微观的阿米巴虫，大到像建筑一样庞大的鲸鱼，成千上万的物种都是通过对早先已存在的基因结构进行重组呈现在这个星球上的。

多亏了能够调节、重组输入信息的巧妙机制，大脑才能够进行创造。我们吸收经验这种原材料，并将它们进行扭曲、打破和融合，以产出新的结果。通过解放大脑，“3B”使得人类产生出源源不断的新思想和新行为。

尽管其他动物也表现出创造力，但是人类脱颖而出。为什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大脑中，知觉输入和动作输出之间的区域有更多的神经元，这让脑回路处理更多的抽象概念和路径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超凡的社交能力迫使人类持续不断地互动、分享想法，最终的结果是，人们的想法都可以在彼此的脑海中生根。人类创造力之所以表现出奇迹是因为其大脑在发展那些思想时投入了很多的精力，而且一直在运作它的创造软件。每次你夸张、说谎、用双关语、用剩菜做新美食、用礼物给伴侣惊喜、计划一次海滩假期，或者想象一段本来可以开始的关系时，你都在消化和重建以前所吸收的那些记忆和感觉。

人类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几百万年，大脑运行创造软件的时间也有几百万年，当今的人类被创造性的输出所包围。有时，这种对世界的重塑是很容易被看到的，比如，当一个制造商宣称要造一个新模型，或者当你听到最喜欢的歌曲的混录版的时候。但是在当下，不断更新的发明、创意和经历往往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以YouTube（优兔，谷歌下属视频网站）为例，该网站彻底改变了在线分享视频的方式。但要保持这种优势并不容易：YouTube早些时候就发现，如果想抓住眼球，视频必须流畅播放不受干扰。观看一个总是需要缓冲的视频并不好玩，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用户就会离开。高清文件的出现加剧了这个问题。高清文件很大，想要正常播放需要很大带宽。如果带宽太窄，字节会回退，你正在看的视频就会卡住。不幸的是，带宽是波动的，这种控制掌握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手中，而不是YouTube。因此，用户越多地选择高清视频，观看视频的体验限制就越多。YouTube工程师们面临着看似不可逾越的困难。如果没有直接影响带宽的能力，他们怎么能称得上是可靠的“流媒体”呢？

他们的解决方案十分聪明又令人惊讶。当时YouTube的视频以三个分辨率进行储存：高清、标清和低清。因此工程师们设计了一个软件，将文件分解为不同分辨率的小片段，就像项链上的珠子。当视频传送到电脑上时，其他的软件会跟踪带宽的即时波动，并为电脑匹配适合的分辨率进行播放。你看的那些不受干扰的视频实际上是由成千上万的小片段串在一起组成的。只要在串流中有足够多的高分辨率的小片段，你就不会注意到那些像混在珍珠中的小鹅卵石一样的低分辨率片段了，你能注意到的只有服务变得更好了。

为了改进高清播放，YouTube的工程师们随时将视频进行分段和融合，这挑战了高画质必须是百分百高清才能实现的假设。你无法看到流媒体背后的创造性工作。

YouTube流媒体是隐性创造的一个例子，它的设计本身就是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商业领域和工业领域，创造力常常被屏蔽，因为在这些领域中重要的是完成任务：视频恰当地播放、地图类应用程序更新交通路线、智能手表监测用户爬的楼梯数……在这些活动中，创新将自身藏匿。

想想身边的高楼大厦。大部分情况是，维持运作的技术元素都藏在墙后，像是风道、管道、电线和支撑梁等。巴黎的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以下简称蓬皮杜中心）却一反常态，将整个建筑内外翻转：将功能性元素和结构性元素都展现在外观上，让大家看到。

当设计呈现在表面而不是隐藏的时候，这种创造活动是显性的。显性的创造活动将巴黎蓬皮杜中心的电线和管道暴露在外，这使我们能够看到使创新成为可能的内在心理过程。

在不同的文化中，最丰富的显性创造力往往都存在于艺术作品中。因为艺术作品就是要展示出来的，它们是创新中的开源软件。以克里斯蒂安·马克莱（Christian Marclay）的《钟》（The Clock）为例，它是一段长达24小时的蒙太奇视频，这一天的每分钟，都是由电影中出现过的对应的时间镜头表现的。比如，下午2:18选用了惊悚片《地铁惊魂》（The Taking of Pelham 123）中丹泽尔·华盛顿（Denzel Washington）看着一个显示“2:18”的时钟的镜头。这部24小时长的影片，放映了包括《体热》（Body Heat）、《太空城》（Moonraker）、《教父》（The Godfather）、《猛鬼街》（A Nightmare on Elm Street）、《正午》（High Noon）等上千个包含令人眼花缭乱的关于时间的电影镜头片段，从怀表、手表、闹钟、老爷钟、塔钟到模拟时钟和数字时钟，片段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

马克莱将现有的镜头拼接串联在一起，这与YouTube工程师所做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YouTube工程师们的创造活动是不为人所知的，而马克莱让我们能够观察到创作过程的本质：我们可以看到他将那些电影打乱、拼接出了有关时间的电影。和YouTube工程师不同，他将自己剪辑的过程展示了出来。

上万年以来，艺术是文化的永恒，赋予了人类丰富的显性创造力。就像脑部扫描能让我们看到大脑如何运作一样，艺术使我们能够对创造过程进行分解和研究。那么，为什么将艺术和科学放在一起，可以更好地理解新思想的诞生呢？

自由诗体与DNA测序以及数字音乐的发明有什么关系？狮身人面像与自我修复的水泥的关系是什么？对于谷歌翻译，嘻哈音乐告诉了我们些什么？……

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将要更详细地讨论“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