痌瘝在抱，上下求索——黎炳南教授治学经验

祖国医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代名家迭起，著述纷繁，流派各异。习医者若不能掌握正确的治学方法，往往执其末而舍其本，或抛其正而守其偏，甚至茫然而不知所归。正确处理博览与精研、理论与临床、古训与今学、医德与医术、继承与发扬等等关系，均是治学的关键之处。

黎老从事中医临床和教学60多年，亦是其孜孜不倦治学的60年。兹简述其概略，以供同道参考。

（一）上下求索，博览精研

学医的途径，一般多认为要从源头学起，即以四大经典著作为起点，系统学习，并视此为正道。如同考察江河，始于上游，终于下游。黎老的途径，则是起自下游，溯流而上，再反复往返，上下求索。其学医始于近世医学，因文理通畅，易于接受也。在粗通医理后，侍诊父侧，学习临证治病。以后入学深造，对古籍经文辄能心领神会，回思临证所见，每有顿悟之感，因而收获颇丰。行医以后，则带着临症疑难问题，追溯近贤古人之教诲，在医学历史长河上下求索，获取真知，终有所成。由此观之，“先易后难、先实后虚”（在研究古奥的理论前，要先有一些临床知识）亦不失为学医的好途径之一。现代医校学生，多从理论入手，面对古籍，难免有深奥莫测、晦涩难明之感。若能多参阅近代医著，尤其要早临床、多临床，当能有所裨益。

读书的方法，当以浏览与精读相结合为好。中医文献浩如烟海，穷毕生精力亦未可卒读。惟有浏览以领略其梗概，择其要者，精读以掌握其精华。其梗概如线，其精华如珠，一线贯通，则成一完整之项链，其价值自非零金碎玉可比。因此，浏览不可顺手拈来、漫无边际，而要有计划、有系统地学习，从中找出重要的部分，逐个精研攻关，不可浅尝辄止。既掌握具体的治疗手段，又不失辨证论治的理论核心。切不可为病寻药，零敲碎打，丢弃辨证论治，以至昧其本源。

（二）广收博采，如蜂酿蜜

为医者，要有所成就，须有汇涓流以成江海之心，追求广博的知识。

黎老幼承家学，初得启蒙。其父特别指出，为医关键之处：辨证之要，重在寒热虚实；论治之要，不可做“拐脚医生”（指对复杂症情而仅知纯攻纯补者），要善用攻补兼施、寒热并用。谆谆教诲，黎老深感一生受益匪浅。继而入学深造，同时又遥从受业于近代名医恽树珏（铁樵），得诸多名师指导，学业获益尤多。行医后，对学术无门户之见，更无“同行如敌国”之意。边行医，边求师访友。抗战时，霍乱流行，后期吐泻伤阴者甚多，医者颇感棘手。后取法当地苗氏老中医之经验，投以白虎加人参汤加味，其效甚佳。此外，每遇老药工、药农，亦不失时机请教中药鉴别、加工炮制的经验。即使对于病家，也常躬亲下问。诸如独脚金煲猪肝治疳疾，火炭母煎水治湿热泻，腊鸭肫煲粥治脾虚泄泻伤津等民间验方，凡有效验者，均有闻即录，加以验证。尝治一泄泻病人，经投药十余天未效。经随访，知其后来求治于江湖郎中，用山羌子（红豆蔻）数粒，研末冲服即愈。乃紧记于心。后读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发现其善用益智仁治小儿泄泻，此药与山羌子功效相近，于是乃悟出温脾肾法是治泻的重要环节。证诸临床，果有得心应手之妙。可见古训新知，皆不可轻视。执教以来，更以教学相长自勉，力求做到书熟理明以教人，亦每从学生的提问中得到启发，深入研究学问。曾多次带教高级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本着“学无先后，达者为先”之旨，与学员融洽相处，交流经验，了解西医的诊断方法、治疗手段，以补充中医之不足。

广收博采，是治学的重要途径。但须如蜂酿蜜，对“收、采”有所选择，有所验证，酝酿成熟，构成自己的学术经验，方能酿出好的蜂蜜。万不可冀望如囊中取物，信手拈来，使自己变成珠瓦杂陈的杂物架。

诚然，今之后学者，未必都有如此丰富的阅历，但黎老勤求古训、吸取新知、博采众长、亲验得失、融会贯通的治学态度，则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

（三）治学严谨，知行结合

黎老认为，治学是严肃而艰辛细致的工作，不容有丝毫的敷衍或取巧。否则，害人害己。为师者，更是误人子弟。故其钻研医籍，总是一丝不苟，慎思明辨；存疑之处则反复查对；古方不效，绝不轻易否定；有所心得，必躬亲体验，方以治人。

早年用桂枝治病，曾觉效果不如古人。反复查验仲景著述，发现其用量大异于今人。桂枝汤中，桂枝用三两。再考东汉衡量制度，一两约为13.92g，三两即近45g。虽有分三次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之戒，亦有“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剂”之嘱。今人习用3~10g，于病重者，无异杯水车薪也。且取桂枝亲尝，发现其质常非上乘之品。乃重用之。果效。对寒喘小儿常用10g，年长者用15g甚至30g，令从师者每感惊异，亦为其疗效之卓著而叹服。此悖于今法，而近于古法；惟其临证取效，是为合法。

黎老认为，中医学术的关键，在于临床。若仅理论滔滔，而临症乏术，此非真正的学术。且医学常有未可尽于言传之处，必经理论与实践之结合，方能逐步掌握。因此，治学严谨，知行结合，是对医者的基本要求。故其授课中，常援引实例说明，对于进修生、研究生，更注意介绍自己的独特经验，使之对中医理论的活用有更深的认识。尤注重带教实习，以之作为教学的重要环节。年近花甲之时，还带教于粤北山区，跋山涉水，深入门诊、病房，为学生修改处方，有时还亲自为病人煎药、尝药，为学生树立榜样。

（四）痌瘝在抱，德术兼备

黎老常言：为医之道，一曰德，一曰术，德术兼备，方可言医。并以“行欲方而智欲圆”为座右铭，身体力行，为后学所敬佩。其甘于静读，不逐名利。病无轻重，治必精心。人无贫富，来者不拒。某年春节，一对衣衫褴褛之夫妇叩门求治，言灾后哮喘复发，乃不远千里自河南省慕名而来。其时午时将近，黎老外出甫归，亦不顾饥乏，细心诊脉处方，交代调养方法，赠送营养食品，令来者感激而去。“文化大革命”初期，黎老居家离附属医院有10里之遥，仍不顾家人劝阻，步行上、下班，为的就是让患者能得到及时的治疗。20世纪70年代初，黎老先后两次带西学中班到粤北山区实习，为农民服务。一天深夜，曲江某村有一位百岁老翁突患肺气肿合并感染，喘咳不止，痛苦万状，乃来电求救。黎老连夜带领学生驱车赴救，拟方煎药，待患者病情稳定后才离去。其时黎老已届花甲之年且身体欠佳，仍不顾个人得失，待病人如亲人，令学生深为感动。他们认为此行不仅学到了中医治急病的经验，还上了一堂深刻的医德课。

对于一些难治的病例，黎老绝不轻易放弃。虽曰“病有可为，有不可为”，但医者不应据此自慰。如有痌瘝在抱之心，潜心攻关之志，有些认为“不可为”的，或竟变为“可为”。否则，有些本来“可为”的，也会当成“不可为”而弃之。抗战时救治一恶性疟疾患者，其病情危笃，医者或曰热毒亢盛而用清热解毒，或曰正气不支而投温补，及至患者壮热昏迷，群医束手，家人只好将其置于外厅，准备后事。后经黎老细心辨证，知为虚实夹杂证，若以补正祛邪兼施，或可力挽沉疴。于是不畏风险，大胆投药，终使患者获救。于此可见，重视医德修养，抱有治病救人的强烈责任心，无疑可使治学有明确的目标、强大的动力。不逐名利，宁静致远，医术方可渐臻佳境。历代名医，无不德术兼备，诚非虚言也。

（五）坚持特色，中西互参

黎老认为，西医与中医理论体系虽异，然研究对象则一。必须在坚持中医特色的基础上，取其之长，为我所用，以扩大中医的研究范围，促进中医学术的发展。

中医在辨证上有独到之处，某些方面则又有失之于笼统之嫌。比如小儿腹痛，西医有急性肠炎、急性出血性坏死性肠炎、肠套叠、肠梗阻、腹型癫痫等多种分类。若仅按“腹痛证”辨治，就无法知其各自的发展规律和预后，甚至会延误某些必须手术病例的治疗时机。若能在辨病的基础上，分别探索其辨证治疗的特点，无疑会大大丰富中医的治疗方法，提高其疗效。

《灵枢·本脏》篇曰：“视其外应，以知其内应，则知其病矣。”这是历代中医运用四诊断病的理论根据。黎老在多年的临床中，发现有些病是全无“外应”，而经现代检测手段发现的。比如乙型肝炎，初期往往无明显的症状、体征，常在体检时发现乙肝两对半及肝功能异常而诊断此病。小儿急性肾炎在水肿消退、肉眼血尿消失后，古人认为病证“霍然而愈”，而经现代化验检查，此类患儿多有持续或反复出现的镜下血尿及小便红细胞位相检查的异常，这就促使现代的中医对此类病证进行新的思考、新的探索。又如小儿支气管炎、肺炎，当其咳止喘平，过去就认为治愈了。现经检查，部分患儿肺部啰音历久不消，或胸片显示阴影仍存，就提示病未痊愈。经研究，黎老认为此非仅因邪恋为患，在《中医杂志》讨论肺炎证治时，其首次提出此“为肺气不固，液渗气道所致”，以益气敛液法治之，取得显著疗效。因此，应用西医诊断方法，可提高中医的诊断能力，扩大研究范围，对实现中医的现代化是很有意义的。

中医的特色，在于“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将中、西医“对号入座”的倾向，是不足取的。比如对感染性疾病，就不能一概以清热祛邪为治。黎老认为，祛邪既可用“清”，也可用“温”，亦可用“汗”、用“下”、用“和”，甚至用“补”以扶正祛邪。八法之用，全凭辨证而施治。既祛除外邪，又调整机体功能，这是中医之长。若舍己之长而学人所短，反不利于中医学术的发展。在剂型改革方面，也要坚持辨证论治。如黄连，经提纯制成黄连素后，往往仅当抗生素使用，用途很窄，颇有“废医存药”之虞。黎老根据各种中成药的特点，因证情之异而配合使用，如用黄连素配保和丸治伤食泻；配附桂理中丸治虚寒夹湿热之泄泻；配西洋参制剂治热泻伤阴等，既扩大了其使用范围，又取得较好的疗效。在当代，如不从现代科学中吸取营养，中医就难以得到更大的发展。但若不坚持中医特色，则极易出现“以今非古”、“废医存药”、以西代中，或只求形式结合，不讲理论、不求实效的怪现象。今之治学者，宜切戒之。

（六）不泥于古，开拓创新

治学的目的，不仅是熟背古人之书，熟用古人之方。惟其能心领神会，别出心裁，有所创新，方为治学的高境界。

早年，在治疗哮喘发作时，黎老宗急时治标攻邪之法，效果往往不如人愿。经仔细观察揣摩，发现病者多有本虚标实之象，于是大胆打破常规，用扶正祛邪并进之法，取得较好疗效。1985 年9月，黎老在《新中医》发表“小儿哮喘论治”，力倡用攻补兼施、寒热并用法治疗哮喘，并根据该病的共同规律，熔寒热并用、攻补兼施、气血同调、收散并行等法于一炉，组制成哮喘基本方，随症加减调配，治疗各种类型，均获显效，从而突破了只分寒哮、热哮而治的传统方法。1997年出版的《中医儿科学》6版教材，首次在小儿哮喘分为“寒哮”、“热哮”的基础上，增加“虚实夹杂”、“寒热夹杂”两个证型。可见，黎老的学术经验是得到医学同仁的认同的。

哮喘一证，古人有“此为宿疾，不可除也”之说。黎老不迷信古人，以此国际性难治性疾病为靶的进行研究。在创制基本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导研究生，运用现代科学实验方法，证实其发作期、缓解期的基本方，分别有缓解支气管痉挛、改善微循环、抑制IgE季节性升高、增加外周血ANAE阳性淋巴细胞、提高cAMP/cGMP比值以及减轻哮喘豚鼠肺组织炎症的作用，从而阐明了中药治疗哮喘的部分机制。黎老还成功地进行了哮喘电子计算机专家诊疗系统的研制，使其学术经验得以推广应用。传统的中医药学与现代科学的有机结合，必能促使其得到更大的发展。

祖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正确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就是打开这个宝库的金钥匙。

（黎世明　谢昭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