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其中不仅富含着质朴的哲学思维，而且包括了久经检验和重复的科学内涵——方证经验，它是中医传承的核心。方证经验是中医在对疾病症状规律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方证经验的核心是它的理性思想，它具有长期以来对疾病规律的认识，这个认识都在“证”上做学问。那么“证”的概念是什么？或者说中医是怎么认识“证”的？教科书中“证”的概念，“证”是对疾病症状规律的高度概括，脉也是对疾病规律的总结。而我通过数十年对证本质的研究，认识到证是人体患病下的功能状态，辨证就是中医通过症状规律判断人体的功能状态。人患病时的功能状态各有不同，结合对仲景方证经验的研究，归列出功能五态：功能不足态、功能不调态、功能衰微态、功能阻滞态和功能失常态。

以功能衰微态为例加以说明。功能衰微态是指大病久病之后，人体功能衰竭到一定程度，阳气微弱，临证中往往运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四逆汤、肾气汤或理中丸等方剂兴阳温通，振兴患者功能。大家可以看出，此类方剂皆属经方。“经方”，乃仲景之方。经方它“经”在哪里？为何仲景之方才能说是“经方”？怎么不说别的是“经方”？因为经方是仲景对辨证论治的高度提炼。《伤寒杂病论》是仲景这位仁德之士给我们总结出来的一本真实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粹，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精华。仲景整整一本书给我们记录下来的是汉代以前整个中华民族实践重复率最高，并经过严格验证的方证经验，是它的精髓所在。在临证时，经方既要广用，亦应精用。“广用”是指经方的适用范围，而“精用”则是指用方的态度和疗效。在用方之时，态度要严谨、精细，胸有成竹，心有定见，因此，用方之后，就可取得精准之疗效。列举一个理中汤的典型病例加以说明。

山西门氏杂病流派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013年确定的全国首批中医学术流派之一。作为流派的学术带头人，同年我赴深圳福田区中医院筹建流派工作站，并在该院举办了学术讲座，其中我讲了一个呕吐的病例。该院的一位院领导是妇产科专家，她的病房收治了一位妊娠恶阻的患者，该患者是初次怀孕，现妊娠三月余，呕吐频作，不进食亦吐，久治不愈，最近十余天几乎不能进食，患者非常痛苦。讲座结束后，她邀请我去会诊这位患者，我欣然应允。我与院领导在院长办公室等待患者，她走进办公室后，我观察到她大约二十多岁，体型瘦弱，面色苍白，她尚未坐稳，又欲呕吐，旁人急忙递上痰盂，只见她“哗”地吐出一股清水。之后，我通过详细的问诊和脉诊，得知她平素脾胃虚弱，怀孕后亦未注意调摄饮食，前不久还进食生冷，脉沉细弱。当时，我的研究生常兴和跟随着我，我就示意他开方子。因为我的学生平素侍诊，对此类病证已非常熟悉，因此，他只问我：“老师，是用党参还是人参？”这是我平时在使用理中汤时的药物变化规律，我说党参足以，这就是我的回答。兴和开出了处方：党参9g，白术9g，干姜6g，炙甘草6g，水煎服，嘱其频频饮之。第二天，我们又参加了一个学术活动，晚上启程坐飞机离开深圳，在去机场的路上，我的学生提议打电话询问一下患者服药后的疗效，我说不问，如果要问，我就不来深圳了，这就是我的原话。第三天，院长给我打来电话，他是我的同学，和我关系很好，他说：“老门，真神了！病人好了！”我说这不是我的功劳，是经方，是仲景的理中汤的疗效。

仲景怕我们不会用这个方子，没有将它命名为人参汤，而是专门取了个俗名叫理中汤。理者，调理也。大家想想，我们学的时候把它学成了干姜汤、热味汤，不知不觉就走偏了。理中汤尤其适合女性，因为女性多于中焦和下焦虚寒，中焦虚寒以吐利腹痛为主证者，或下焦虚寒以痛经及少腹虚冷为主证者，均服之有效。再举一例。

八九年前，我女儿正就读高中，我们学院的一个女学生经常帮她辅导功课，这位同学后来考入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有一次，正值隆冬，她说最近同学们因为功课紧张，饮食不注意，经常吃凉饭，胃痛者比比皆是，因此，向我询问有何方法能减轻胃痛。我嘱咐我的爱人熬60袋理中汤，分发给同学们，胃脘不适者皆可服之。大多数同学服用此方后，胃痛即止。

这种认知，就是中医的方证经验。在此病的诊治时我们不是着眼于幽门螺杆菌，也不是针对胃黏膜的病理改变，而是依照一种功能状态，一种经验去直觉地把握它，中医称之为脾胃虚寒。脾胃虚寒等常见的功能状态是感性认知中的一种记录，是普遍人群容易出现的问题。仲景在《伤寒论》中谈到：“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外感寒邪所致霍乱，首选理中汤。平素脾胃虚寒喜唾涎沫者，亦可用理中汤。这种方证经验就是建立在对功能状态准确把握的基础上的。

2003年的非典，又称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当时我坚持在医院一线工作，虽然没有亲身接触到SARS的患者，但是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到此病是由于SARS冠状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患者主症为：发热、恶寒，伴头痛、肌肉酸痛，继而出现咳嗽，气促和呼吸困难等症，重症患者易出现呼吸窘迫综合征。通过对病因和临床表现的分析，可知其一，此病起病急，通过呼吸道传播，传播速度快，相当于中医的太阳病；其二，患者症状特别凸显，高热、恶寒、头痛、肌肉骨节疼痛、咳喘，是一组功能阻滞的亢奋状态，虽然我没有为SARS患者把过脉，但从主症可以推断，其脉一定是紧张的，亢进的，多为浮数脉。因此，如果我们不去考虑现代医学所确定的病因，只按照功能状态去处方用药，便可知此证为典型的麻黄汤证。《伤寒论》第35条：“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我在北京参加全国中医药重点实验室建设的时候，还专门谈到了这个认识。我说，由于文化遮盖，麻黄汤走出了内科书，已经不在我们的应用视野了。但是，它是个很好的方子，发汗解表，宣肺平喘，非常适合SARS患者，有助于祛除表邪。然而，当时针对SARS的中医治疗基本上是按照现代医学的思维方式去进行辨证，如辨为风热或时行毒邪侵袭人体，多使用清热解毒的方药予以治疗，金银花都脱销了。当时所使用的最接近麻黄汤的方药是麻杏石甘汤，然而此方的疗效也不能与麻黄汤相提并论。因为，SARS冠状病毒属于中医的客气邪风，致病性强，危害性大，侵犯人体后出现的热、喘、疼、烦等症较重，此时，所用麻黄汤是一首兴奋剂，方中没有一味凉药，而均为助阳的药、辛温的药、促进代谢的药，服用麻黄汤后，加快机体代谢，病原微生物随汗出而代谢，人体功能也会随之恢复正常。

因此，方证经验是学习中医，认识中医，以及继承中医的核心要素之一。中医传承就是对经验的一种实证，对经验的再认识及再提炼。中医不仅治疗急性外感病疗效显著，而且对急性肾衰的疗效亦很突出，再列举一例。

1994年，我正准备硕士答辩时，大同一个邻居的母亲罹患急性肾衰，病情危重，从少尿到无尿半个月，患者全身高度浮肿，药物治疗无效，因为当时医院没有透析设备，西医已束手无策，家属只能无奈将其接回家中。因为家父曾用中药治愈过此类病证，家属对我也比较信任，遂邀我前去诊治。我一看患者全身高度浮肿，即仲景所言之“一身悉肿”，只能平卧，无法坐立，无汗，脉浮数，尿液点滴不出。此为风水，风水为病，来势较急，多因风致水，风水相搏则水湿泛滥，故一身悉肿，方用越婢汤。遂疏越婢汤一剂：麻黄30g，生石膏40g，炙甘草10g，生姜9g，大枣4枚，水煎服。嘱其久煎，最少煎煮40分钟。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谈到此方的煎煮方法为“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由此可知，麻黄需久煎。患者家属下午5时开始煎药，我于晚上8时前去探望，一进家门，惊喜地发现老人浮肿减轻，已能坐起，并告知服药后便一直出汗，目前已出汗达40分钟，自觉周身舒畅。次日，患者泌尿功能恢复，排出血尿，之后，又予金匮肾气汤和五苓散治之，患者渐至痊愈，家属感激之至。其后十余年健康无虞，前几年80多岁时才因脑血管病去世。

我之所以敢于救治这样一例急危重症，就是因为家父诊治此类疾病时全程跟随，记忆深刻，所以，中医的经验传承非常重要。

这个病例在《名方广用》中亦有记载，患者冯某，因下地劳动，被大雨浸淋，次日全身浮肿、高热不退，赴医院诊治。三日尿量共计600毫升，脉浮数。当时先生为其把脉后，我亦把脉，回家后和他说，该病不是一个死证吗？先生说何以见得。我说，肾病而见浮数脉，不是阳亢反射吗？先生说，此也肾病，彼也肾病，从中医角度而言，此病其实不是肾病，而是感冒，不可被其现代诊断所困惑，而应对证施治，则其效莫测。先生当时施与越婢汤原方，麻黄10g，生石膏24g，炙甘草6g，生姜9g，大枣4枚，水煎服。服药当夜小便达2500毫升，浮肿大消，身热退。

通过这两例越婢汤的治疗，验证了中医经验的有效性，以及思维的质朴性。张仲景所言“一身悉肿”，并不仅仅是一个词，而是一种非常质朴的经验和直观的感受，仲景虽然没有在实验室做研究，找病因和治疗依据，但是他总结了人体的功能状态，及早地把握了人体的功能状态。中医对功能状态的了解就是从单一症状到单一症状的重复，这种症状和体质、体征的关系，逐渐形成了中医学对疾病的独特认识。尽管后世逐渐形成各种学说和辨证理论，中医学的内涵依然是以质朴的经验为主体。

中医传承必须了解学术本体的文化性，实证实效的科学性，不断思索的哲理性。中医不同使用价值的认知决定着不同的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