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传承首先要了解中医的文化，即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其次还应熟悉其千百年来逐渐形成的固有的哲学思维方式。我国是一个土地文明国家，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华文化是以观物取象的方式来认识世界的，即在获得某种现象之后，采用的是类比思维方式，只是简单地对现象进行类比，而不深入剖析其本质。农耕文明所产生的这种质朴的思维方式有一定局限性，它和现代科学没有可比性。因此，很多相关命题是错误的。比如，将中医和西医比较。中医学与西医学，从概念上讲，似乎是指中国医学与西方医学，其实深究其内涵，两个名词不完全对等。中医和西医这种约定俗称概念的确立，是由于几千年来所形成的特有文化。如果按这两个名词历史时间去定位，中医应称为传统医学、古代医学，而西医则是指近代和现代医学。因此，中医学可以理解为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一种经验，一种民族的文化遗产。而西医学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科学是近现代产生的，是人类对各种知识逐渐抽象、提炼，所形成的对事物的一种根本判断，或是对某一领域或某一知识体系的一种认识。因此，中医学和西医学没有可比性。

现代中医教育中的很多命题，同样值得反思。比如，将西医病名和中医证型相结合。中医教材中讲述慢性胃炎，这是西医病名，其中附有中医治疗、辨证分型。要求学生记忆、背诵，方能顺利通过考试。还有的命题是把中医的阴和阳变成两个事物进行阐述。肾阴虚，症见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咽干颧红，舌红少津，脉细数等。肾阳虚，则症见神疲乏力，腰膝酸软，小便清长，四肢厥冷，舌淡胖苔白，脉沉迟等。理论上，肾阴虚和肾阳虚可以进行区别，然而临证时却不能截然分开。比如，有的患者身潮热却同时伴有手足不温。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命题，是因为我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受到现代科学思维的影响较多，很容易接受逻辑思维，学习西医时在思维上不会有很大障碍，而学习中医则存在思维障碍。在现代科学思维影响下，高等教育模式把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中医知识变成一个具有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形式逻辑，把中医肢解成一个对号入座的线性思维，编写教材时，不知不觉把中医按照科学对象去对待。因此，阴和阳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阴虚证不能用阳药，阳虚证不能用阴药。事实上，中医从来没有把阴阳分开过。中医的一首方剂中往往既有附子（阳药）也有芍药（阴药），既有附子（阳药）也有熟地（阴药）。而中医教材中却把六味地黄丸和金匮肾气丸变成了一对水火不容的矛盾。张仲景所创制的金匮肾气丸可以治疗消渴等慢性病、功能衰竭病及代谢紊乱的疾病，服用此方后可改善代谢，恢复体能。中医文化称为“益肾气”。直至宋代，钱乙在运用此方医治小儿疾病时，由于附桂偏燥，因为小儿乃纯阳之体，用药不宜过燥，故于原方中去附桂，遂成六味地黄丸。如果钱乙先生将此方命名为小儿肾气丸，可能后世医家就不会认为此方为补阴之剂了。

中医学取类比象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正是囿于文化的需求，在中医药发展史上，很多医家及学派十分重视中医理论的阐发，而忽视了实证经验。早在汉代已有“医经”和“经方”学派，《汉书·艺文志》载有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医经学派是专注于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学派，特别是明代，致力于研究和注释经典的医经家大量涌现，如吴昆著《素问吴注》、马莳著《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张景岳著《类经》等。因此，综观中医药发展史，中医走上经方道路，历经曲折，实属不易。我的父亲门纯德教授曾经说过：“一个中医是否纯熟，就看他是否真正走到了经方道路上。”“经方道路”看似抽象，实际是指中医经方学习和实践的方式。中医药文化所阐述的很多理论和认知，是在农耕文明的文化前提下产生的，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和竞相发挥的各家学说，给学生带来了很多认知上的困惑。只有去掉中医的文化遮盖，撷取其中所蕴含的精华——方证经验，并不断地实践，才能学好中医，进而成为一名纯熟的中医。因此，纯熟的中医读的是方书，验证的是方子，而不是按照文化去机械对应。如今，亦有很多医家致力于经方研究，其中不乏热衷于研究《伤寒论》条文，对其进行文化解读并指导临床者，这种研究方法也属于医经学派。经典的学习和继承有很多方式。《伤寒论》之所以成为经典，其传承生命力如此强大，是因为它总结了汉代以前久经检验的经方实证经验。正是经方确切的疗效和实用价值，才使得它能传承后世，造福患者。因此，建构正确的中医思维，重视方证经验的学习和实践，方能真正继承经典，传承中医。列举一个病例加以说明。

张某，女，85岁。以高热一周入院，经西医各项检查，确诊为肺炎。实验室检查：血沉60mm/h，白细胞分类单核偏高，白蛋白偏低。经静脉点滴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莫西沙星、痰热清和泮托拉唑后，效差，仍发热，且泻下数次，腹胀不食，下肢水肿。曾用激素，短期退热后，次日复发高热。入院后病情一直加重，医院遂下病危书。患者家属邀余会诊，诊见：精神不振，呼吸急促，体温38.5℃，咳嗽有痰鸣音，自诉纳差、恶心。舌红少苔，脉细数。处方如下：

一号治胃方：干姜4g，小红参5g，白术6g，姜半夏4g，炙甘草3g。

二号治肺方：射干5g，紫苑9g，款冬花9g，干姜5g，五味子5g，麻黄5g，姜半夏6g，浙贝5g，炙甘草4g。

上方各五剂，早晚各服一次。

我在会诊中谈及此病的认识时说，在诊治过程中，为何不关心患者的食欲，只针对发热呢？在座的主治医师都默不作声。我又说，为什么怕发热？一味的降温是治疗吗？患者虽然年事已高，肺部感染，持续发热，但生命体征尚算平稳。其脉又细又数，是机体能量代谢特别差的征象。此时治疗胃气，理肺气，是解决人体自身能量和代谢的关键。胃气一健，人体就会吸收营养。何况老人已经体力危急，输注再高级的抗生素也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越来越重，导致菌群失调的泻下。处方开药后，我又叮嘱患者吃点流食，喝米汤。而且治胃的方子服用时频频饮之，食欲会逐渐好转，有了胃气，患者就有生的希望。我说服药两天即效，三天后体温就能恢复正常！如我所言，患者药后精神转佳胃气复，体温平稳下降，三日后体温正常，一周后痊愈出院。患者家属遂来电告知喜讯，感激之至。

面对危急重症，考验的是中医实证水平！此病的诊治过程，又一次回答了中医关键时刻治什么的核心问题！也引出一个问题，在大病面前，在重症面前，中医到底是怎么思维的。如果按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进行一种数字的、机械对应的诊治，此病的中医治疗就应该止咳化痰，清热解毒。患者所用的痰热清就是清热解毒化痰的中药注射剂。这样一种思维模式，恰恰把中医的核心丢了。都说经方好，不是简单地感性地说它好。很多人宣传经方，背条文，研究经方，是一种还没有走上经方道路的学习。通过这种热情可知，这仍是感觉上的一种经方膜拜，并不是真正运用经方。如今，我们的经方使用不如东南亚，甚至都不如日本。日本的经方使用十分普遍，很多剂型购买和服用都很方便。所以，其实我们所掌握的是后世一些文化所摸索的中医，特别是当代文化所摸索的中医，它被教材化了，被固定到某一个概念和具象的认知上。其中当然有它的经验成分，但这个经验成分不是中医的主体。

回溯中医药发展史，中医认识和研究疾病，从单一症状到复合症状，从单药到复方，从简单经验到复杂经验，最后上升到理法方药，这个积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有它的独到之处。特别是汉代，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一部富有里程碑意义和历史价值的著作，为临床实践确立了融理、法、方、药为一体的辨证论治的典型示范。书中的全部内容，既体现了对疾病症状的规律性认识，又包括了灵活多变的方证、药证经验，还内含着质朴的哲学思维。这种思维是农耕文明所产生的取类比象的思维方法，是观察大自然各种现象后的经验积累。如阴阳五行学说是古人观察天地自然常态后概括而来的，人与天地自然是相应的，自然界可分阴阳、四时、五行、六气，人体也相应有五脏六腑与三阴三阳的辨病分类。因此，不能按照现代科学去机械对应，亦不能依据科学求真的原则去探求“阴”是什么物质构成的，“阳”是什么物质构成的。关于阴阳实质研究的课题，其命题是不准确的。

中华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对大自然的观察及其直观体验，产生了一些朴素的认知，可以称之为一种哲学（我更倾向于称之为一种认识）。这种哲学有别于现代意义的哲学，它的质朴性源于朴实的农耕文明和生产生活实践，是古人对事物外在现象的广泛联系产生的认知。中医理论中有藏象学说，何为藏象？就是一种脏腑功能和大自然外部事物的一种“象”的组合。古人通过取类比象的方法认知事物，在认知人体时把脏腑功能组合到一个名词（“藏象”）下去运用，并没有实证意义，不是现代科学意义的相关认知。因此，不能用中医学的藏象去对应西医学的脏腑功能，这两个名词是不对等的。

刚才所讲述的发热病例，西医诊断是肺部细菌感染，并针对致病菌采用抗生素治疗。中医的虚实辨证，是一种功能评价，是对事物现象的功能化认知，而不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患者为高龄病患，在使用多种抗生素和清热解毒药物后，胃气虚弱。《素问•平人气象论》曰：“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胃气乃后天之本，胃之有气即可支持一生。不仅平人以胃，而且大病以胃，这种认知是中医文化及质朴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决定的。患者之所以服用理中汤后胃气复，精神佳，大病愈，是因为她食欲好转，通过增加进食补充了机体需要的营养，人体随之产生很多抗击疾病的细胞，是人体自己康复的。如果按照西医思维，将患者的高热对应地认为热证，运用大量清热解毒的中药，不仅无法退热，而且苦寒败胃后定会加重患者病情，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