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湘潭“四清”

三年经济困难，全国饿死了很多人，大家都知道不能再折腾，所以稳定了几年，没有大的政治运动，教学秩序得到了恢复，虽然吃不饱，但有了一个安心读书的机会，学术生命也有了表现的机遇。1964年，中国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三年困难时期基本过去，政治运动又开始了，较为稳定的教学秩序环境又被打破，又要开始折腾了，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也中止了。1964年下半年，哲学系教师和四五年级学生被派到湖南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所谓“四清”运动，是指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清理的对象是农村人民公社及生产队干部。上面特别强调：“当前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在教育、理论、科学、文艺、报纸、刊物、广播、出版、卫生、体育等方面，都有很值得注意的表现。”于是，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就成为思想战线上、教育方面、理论方面很值得注意的阶级斗争严重问题的表现者，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以改造思想。经短时期的学习“四清”运动文件和“四清”运动经验介绍，我们便来到湖南湘潭县，我被分到良湖公社。良湖公社是湖南省省委书记张平化蹲点的地方，所以我们所属的工作队便为湖南省委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即“四清”工作队），这个工作队除我和五年级同学外，还有湖南师范学院的教师。“四清”工作队的纪律是要与农民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要访贫问苦，要住在最穷苦的农民家里，规定不准吃肉、喝酒，不准乱搞男女关系等。我与五年级的吕国欣、吕志和、顾春忠等在一个大队，我被分配到一个生产小队，住在该队最穷苦的农民家里。他家临时在灶间用竹床搭了铺，我就睡在竹床上，这本来是南方夏天睡的，可到了南方阴雨很冷的冬天还睡在这竹床上，冻得我睡不着。这个生产队是一浅山沟，下面有一水塘，一下雨，田里的水，包括施了化肥的田水，就往塘里流。塘水是这个生产队人、兽的生活用水，吃的、喝的都是这塘水，洗衣、洗菜、洗马桶都到这塘里洗，所以这塘水很脏。虽然清早起来提水倒在水缸里做饮用水，但也很不卫生，过两天水缸里的水就变绿了。一到干旱天，这塘水更脏了。但农民们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其他水源，祖祖辈辈只能喝这塘水。

湖南人爱吃辣椒，我从小不吃辣，且家乡永强一带都不吃辣。开始时我住的户主在熬菜时都放辣椒，我吃后不仅上火，大便干燥，而且胃痛，我只得要求户主在菜熬熟后先拿出一点，再放辣椒。我是在得知户主每年自己种的辣椒不够吃还需要买一点之后才提出这样做的。这样不仅节省了户主家所吃的辣椒，而且免除了我的不适应。

“四清”运动特别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提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工作队一进生产队，不管是否有“四不清”问题，就让生产队的所有干部先“靠边站”，发动群众揭发生产队和干部的问题，用的就是那套发动群众斗争的方法，同时开始清理账目、仓库、财物、工分，往往把对干部提意见的会议开成批判会、斗争会。生产队工作有魄力的干部往往在工作中态度生硬些，容易得罪人，农民意见就比较多，情绪较大；工作消极的好好先生，农民意见比较少；意见最多的是工分记不清、记错、少记等，因为工分多少关系着秋后的粮食分配，所以大家比较计较。由于账目、仓库、财物、工分都与生产队的会计有关，所以会计就成为“四清”的重点对象。会计需要一点儿知识，在当时能读高小和初中的学生，家庭大多是中农（中农又分下中农、中农和上中农），如果是上中农出身的，就要考虑换会计。生产队队长一般是党员，“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生产队队长和干部都作为当权派被整，所谓“整”，就是阶级斗争。我必须每天整理农民群众对干部提的意见，往大队部报，这样我必须在晚上熬夜，在微弱的油灯下整理材料，加上营养不良，我就近视了，从此不得不戴上近视眼镜。

1965年春节期间，我们作为湖南省委“四清”工作队集中到湖南省委招待所学习中央“四清”文件和休整。招待所中餐和晚餐都有大鱼大肉，一改不准吃肉、喝酒的规定，几个月在农民家里没有吃肉了，大家吃得很高兴。省委招待所占地很大，里面有很多四面围墙的单独小院，有一次有人一一指给我们说，这是一号院，是毛泽东住的，称为蓉园宾馆一号院，还有二号院、三号院、四号院，分别由其他中央首长来住。由于是重点保卫区，不仅不让我们参观，而且连靠近点都不行。在这期间，我们还在省委招待所礼堂观看了湖南花鼓戏，这是我第一次看花鼓戏，觉得很有地方色彩，唱得很好听。据说参加这次演出的都是花鼓戏名角儿，我觉得很幸运。春节后，我们又回到良湖公社，继续进行“四清”运动。“四清”工作队队部要求掀起“四清”运动的高潮，把清出的问题落实。运动到了落实问题阶段，难度就大了。农民群众揭发的问题有的只是怀疑、猜测，有的是凭印象、记忆，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是亲眼所见、所历。现在要一件件落实，有查无证据的，有账目制度不严而混乱的，有仓库保管员忘了登记而后想起的，有财物借出未还的，有工分漏记的等，凭这些就说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好像扯不上，谁工作都有疏漏、有缺点、有失误，把这些问题上纲上线，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并以工作中的缺点将他们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总觉得不妥。再说一个几十户的小小生产队的干部，工作中起早贪黑、任劳任怨，就算有点儿自私自利思想，贪了点儿生产队的小便宜，也说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更算不上“当权派”。我想一个小小生产队干部有多大能力，能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所以，我对我负责的生产队在落实政策、处理干部时，一定实事求是，不能挫伤其工作积极性，既要批评其自私自利的思想与行为，又要给予肯定的、很好的评价，对有意见的农民做了许多解释说服工作，干部对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也向农民群众做了深刻检讨，表示今后改进工作，更好地为大家服务，结果干部、群众都满意。

从1964年9月学习“四清”文件，吃透中央精神，10月到良湖公社“四清”，到1965年4月底回校开始总结工作，清理思想，破资立无，一学年就过去了。五年级同学把参加“四清”工作的表现作为毕业鉴定的重要内容，这对他们分配什么工作及工作单位有直接影响，所以我对他们都给了好的意见和较高的评价，他们对我也有很好的评语。我们参加“四清”运动，有着双重任务：一是改造客观世界，坚持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改造主观世界，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向贫下中农的学习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等。在“四清”工作鉴定中，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思想做了检讨，在检讨中说明自己是如何破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的。

在两个学期的“四清”，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后，我想回校后也应该上点儿课、看点儿书了。心刚安下来，屁股刚坐下来，过了一个暑假，四年级同学刚想上专业课，据党员教师说学校党委传达了毛泽东与陈伯达、康生的谈话：“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哲学家应当下乡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的死不了，多穿点衣服就行了。”在这种形势下，哲学系师生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没有参加湖南“四清”运动的，他们与全校其他系教师、同学去北京郊区参加“四清”运动，由党委书记郭影秋带队；另一部分由哲学系主任张腾霄、副主任萧前带领，到北京郊区海淀区苏家坨公社前沙涧大队半农半读。我与从湖南“四清”回来的杨宪邦、乔长路等教研室教员，同一年级学生李甦平等，二年级学生周桂钿、李德顺、李崇富、陈升、郭绍明、张祥浩、侯成亚等一起劳动，挖鱼塘等。一、二年级学生是半天上课，半天劳动；教员是半天学习、备课，半天与学生一起劳动。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我想，难道这就是参加阶级斗争？难道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哲学？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冲突就没有哲学？哲学家难道只有下乡才能参加阶级斗争？城市就没有阶级斗争可参加吗？等等，思想上产生了种种疑惑、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