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书的主要内容即关于两个“不平衡”问题：全球失衡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两者的运行机制各不相同，却又深刻地相互作用。

所谓“全球失衡”是指世界范围内经常项目差额的扩张与分布表现出严重的不平衡。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信息技术快速创新，金融市场的深度和规模空前扩张，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国际分工加速调整。面对世界经济环境的演变，不同国家（或地区）以及不同部门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全球失衡”正是这种发展不平衡的体现。全球性经常项目差额的分布格局与演变路径是世界经济全部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国的制度和政策性因素在其中的作用虽然至关重要，但并非出于有意识的国际协调和政府合作。关于经常项目不平衡分布的形成机制，更为确切的一种解释是：各国在相应的生产要素结构、产业技术基础和经济社会制度约束下，在相对统一、开放和自由的国际市场环境中相互竞争，共同作用的经济结果得以相互兼容乃至彼此促进。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主要国家在经常项目日益失衡、汇率和资产价格加剧波动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波动却出现系统性降低，即所谓“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这说明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市场深化已使得世界经济的弹性大为增加，经常项目余额扩张本身是各国比较优势动态实现的一种形式。或者是世界经济从一种均衡（稳态）向另一种均衡（稳态）转变过程中的一种次优安排。然而，其间蕴涵的巨大金融风险不容忽视。如果主要国家维持甚至强化政策扭曲，则全球不平衡在维持短暂的“刀刃上的均衡”之后很可能发生“突然逆转”甚至崩溃。处在工业化进程的外围国家必须未雨绸缪，采取适当的积极调整战略，防范风险的同时促进发展，才能避免严重的经济破坏和福利损失。

结构不平衡与其说是中国经济的发展结果，毋宁说它本身就是发展战略。发展经济学关于非均衡与均衡发展战略之争由来已久，在中国的实践中前者无疑是主流，计划经济时代如此，市场经济时代亦莫能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除了城乡不平衡、地区不平衡和产业不平衡持续扩大之外，内外经济不平衡逐步发展成为宏观经济的突出问题，中国经济对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的依赖日趋加深。当前的“全球失衡”同样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的。时间上的吻合并不意味着中国是引发“全球失衡”的主导因素。事实上，任何个别国家即使地位超然如美国者也未必能独力推动如此深广的一场格局演变。中国在之前四十几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积累的产业基础之上，不失时机地利用全球调整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成功地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换言之，中国选择这样一条外向型的发展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和形势更张，过往成功的战略不可避免地不再适用，甚至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势利导进行战略调整业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本书的落脚点在于探讨中国经济如何在“全球不平衡”的条件下调整自身结构失衡，并以此为缓解全球不平衡做出贡献。

一国开放经济是由众多经济变量及其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机制和系统。发展中开放经济针对内外失衡或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经济调整不仅是简单恢复相对折中的宏观比例关系，总量结构调整必须服从于长期发展目标，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培育微观主体经济活力，增加可持续发展能力。它既是实证问题又是规范问题。属于实证分析范围的问题包括：“全球失衡”对中国经济提出何种调整要求同时又施加哪些约束；内外失衡对经济长期发展造成何种影响；内外失衡在历史上如何形成，在形成过程中收入分配效应以及对不同主体的福利含义又是什么，如此等等。另外，调整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对经济主体的福利造成影响。就基本的经济伦理而言，非平衡发展过程中受损的人群应该得到某种形式的补偿，受益的人群应该承担更多的调整成本，而不是相反。对不平衡的调整尽量避免造成新的不平衡，更要避免加剧社会不平等。为使分析更加深入，本书除了一般性地研究纠正内外失衡的调整战略以外，还将涉外经济管理体制中的个别突出问题，比如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外汇储备等，另辟专题详加分析。力图保证专题引入精要适当，对主体论述形成补充，而不影响逻辑主线的层进关系。

本书坚持“问题导向”原则，挣脱“理论综述—模型设定—数据套用—结论阐述”的“八股”窠臼。各章相对完整地论述一个主题，各个主题之间又保持逻辑衔接。具体问题的分析过程中，尽量采用简单而自足的理论框架，经验考察多用于识别特征事实，与理论有机结合、彼此印证，而不负责“检定”或“校准”理论模型，故而经验分析多采用含义明确的描述性统计，较少对数据进行“精制”或使用正式计量模型。这样安排部分是出于写作的成本—收益考虑。毕竟对于“全球不平衡”这样的宏大主题而言，涉及众多异质行为模式，有重要意义的经济变量不胜枚举。从某种意义上讲，面对如此庞大复杂的研究对象，任何不失操作性的分析方法都很难算作真正的“一般均衡”，而“局部均衡”分析的结论难免相互乖离。当前研究阶段，更重要的是根据已有的大量研究文献对“全球不平衡”的本质做出判断，指明中国在此形势下的处境，并提出政策建议。就这一目的而言，数理和计量方法的运用并不能提供太多的边际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