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聪的浮沉

第四，我要讲一下傅聪。

傅聪是傅雷父爱的结晶。傅聪是傅雷的长子，他出生的时候傅雷的母亲刚刚去世。傅雷像他母亲那样把自己的精力全部献给了这个孩子。他很想把傅聪培养成有用的人，可是不知道这个孩子将来适合学什么。

傅聪怎么会学钢琴的呢？在傅聪六岁的时候，傅雷好友雷垣说及：“孩子有没有音乐天分，要试试绝对音感，一试就灵。”雷垣弹钢琴，叫傅聪听辨音名。没想到傅聪都说对了。雷垣很惊讶，一般的孩子没有这种感觉的。傅雷也说傅聪平日里喜欢闹，很调皮，但一旦家中放唱片，他马上安静下来。于是傅雷开始考虑这孩子的音乐天分，觉得应该让他学习钢琴。

于是傅雷请雷垣教傅聪弹钢琴，慢慢地，越学越好，老师也越换越好。傅聪在傅雷为他选定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了下去。

傅聪说自己那时候是“一个上了发条的钟”。发条紧了，认认真真练琴；发条松了，也会去贪玩。所以傅雷有时候在翻译时会听底楼的琴声（当时他住在上海巴黎新村，钢琴放在底楼客厅，傅雷书房在三楼）稀疏了，他就下去监督傅聪练琴。他要培养傅聪成为音乐家，因此傅聪在上了几年小学后，便退学了，以便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里学琴。傅雷请了私塾先生教傅聪国文。傅聪的国文课本由傅雷亲自编写，全部由傅雷清清楚楚地抄在本子上教他。可见傅雷对傅聪花了全部的心血。我们可以在《傅雷家书》中看到：“做艺术家一定要做第一流的。做二流、三流的艺术家是很痛苦的。”所以傅雷再三强调，傅聪要是学音乐的话，一定要培养他成为第一流的音乐家。其实傅雷的经济条件也不算太好，仅是靠翻译得来的稿费维持家庭。在江苏路的那条弄堂里，他们家的经济条件是差的。据保姆说，他们家每个月48元伙食费，每天都是记账的。傅雷是请家庭音乐教师来教他。傅聪完全是在傅雷的精心培养之下，走上了音乐的道路。

《傅雷家书》开头就说到“1953年正月的事”：

“……老想到1953年正月的事，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只是不敢向妈妈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这“1953年正月的事”，是怎么回事呢？

傅敏在《傅雷家书》新版中，加了这样的注释：

1953年正月，就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哪一首最重要的问题，傅聪与父亲争论激烈。傅聪根据自己的音乐感受，不同意父亲认为第九首《“克勒策”奏鸣曲》最为重要的观点，认为《第十小提琴奏鸣曲》最重要。双方争执不下。父亲认为傅聪太狂妄，“才看过多少书？”而当时国外音乐界一般都认同第九首最为重要，所以父亲坚持己见，这样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父亲勃然大怒的情况下，倔强的傅聪毅然离家出走，住在父亲好友毛楚恩的友人陈伯庚家近一个月。后因傅雷的姑夫去世，觉得人生在世何其短促，父子何必如此认真，感慨万千，遂让傅聪弟弟傅敏接傅聪回家，双方才讲和。

当笔者采访小提琴演奏家毛楚恩教授时，他的回忆与傅敏的注释有所不同，照录于下：

傅聪一气之下，从家里出走了，来到我家住。当时，我家很大，有三个房间，有客厅，客厅里有钢琴。

起初，傅雷夫妇不知道傅聪上哪儿去了，非常着急。傅雷夫人连夜找傅聪，找了两三家，没找到。最后，找到我家里来。傅聪不愿意回家。傅雷夫人见他住在我家，也就放心了。

第二天，傅雷夫人又来，送来傅聪生活费，并把傅雷的话转告傅聪：“你不在家里住，可以。生活费我可以给你。不过，你在毛伯伯家，照样要练琴，一点都不能放松！”

在我们家，尽管没有父亲监督，傅聪还是坚持每天练琴。一早起来，就练。他很有意思，一边弹，有时还一边唱。有些曲子，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傅雷夫人常常来，给傅聪送来吃的东西。傅雷没来，他还在生气呢。

大约过了三个星期到一个月光景，傅雷的火气慢慢消了，托夫人传话，希望傅聪回家。傅聪呢？日子久了，气也消了，也想家。

于是，一天晚上，八九点钟光景，傅雷夫人拿了手电筒，接傅聪回去。

为了搞清这件事情，我采访了上海的小提琴家毛楚恩先生。他告诉我，那年春节傅聪和几个小朋友一起弹琴，傅雷在边上一听就觉得傅聪弹得比较差。于是等别的孩子走后，傅雷把傅聪骂了一顿。傅聪不服气，一个人跑到毛楚恩家，在他家待了近一个月才回家。这使傅雷觉得自己对傅聪的教育是否过于严厉了，觉得对不起儿子，致使儿子不敢回家。

傅聪的鼻梁上有道疤痕。关于这道疤痕的来历，傅聪这样说：“那天我弹琴的时候走神了，爸爸手中有什么就向我扔过来了。那天正好扔了个盘子过来，所以脸上划破了，留下了这道疤痕。”傅聪所说的“盘子”，其实是放蚊香用的碟子。傅雷是急脾气，对儿子要求非常严格，但又充满爱心。傅雷培养傅聪，真正花了毕生的心血。所以从教子的角度来说，《傅雷家书》也十分具有可读性。又如，写信的时候字要多大，邮票贴哪里，在《傅雷家书》中都有记述。到了人家家里见到长辈该怎么样，跟长辈讲话时双手要下垂；进屋时，要把围巾、外衣挂在衣帽间；吃西餐时刀和叉不能发出碰撞声等细节，傅雷都在信中一一叮嘱傅聪。其实傅聪当时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可见平时在家傅雷对傅聪的教育是非常细致严格的。

傅聪也非常幸运。在世界青年联欢节即将到来的时候，要在中国国内选拔音乐新秀。傅聪没有上过音乐学院，但凭着出色的成绩被选上了。他第一次出国去罗马尼亚，结果拿了个三等奖回来，这对傅聪是非常大的鼓励。

罗马尼亚的联欢节比赛结束后，有一部分人组成了中国艺术代表团，赴波兰和德国访问演出。傅聪是团员之一。在波兰的演出，他弹的是肖邦的作品，大受波兰听众和音乐界欢迎，觉得他对肖邦的理解非同一般。于是由当时的波兰总统贝鲁特跟我们的艺术团团长周巍峙正式提出邀请傅聪参加肖邦比赛，同时在波兰留学。这样回国后，有关部门很快就批准了。所以1953年11月下旬，傅聪刚从德国归来，在家才呆了一个多月，就去了北京做出国的准备，到1954年8月正式赴波。

傅聪有了去波兰留学的机会，在波兰著名的钢琴教授指导下，在肖邦钢琴比赛中又拿了个三等奖。这个三等奖可是个大奖，在他之前还从未有中国钢琴家在那样级别的比赛中拿过奖。他还曾获得“玛祖卡大奖”。当时大赛的中国评委是马思聪先生。后来，据说当时的一等奖、二等奖是要照顾“苏联老大哥”的面子，如果没有这种照顾，可能傅聪不只是获得三等奖了。这件事对傅聪的鼓励很大。他在波兰的时候已经小有名气了。

我还采访了傅聪在波兰的好友史大正，他是上海著名导演史东山的儿子。他告诉我，当时傅聪在那里经常出去演出，有一些收入，演出晚了就“打的”回学校。所以当时中国留学生开生活会的时候，有人批评傅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等。傅聪当时小有名气，经济条件也比一般的学生好些，单独居住。当傅聪得知父亲被打成“右派”，自己决定出走的时候，得到了一位英国教授的帮助。史大正告诉了我傅聪出走的经过：傅聪到了波兰的机场，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候，英国伦敦机场恰巧出现大雾，导致这边飞机不能起飞。而此时，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得知了傅聪出走的消息。紧要关头，伦敦机场雾散，飞机起飞了。如果晚一会儿，中国大使馆的人赶到波兰华沙机场，傅聪也就走不成了。傅聪所乘坐的飞机还在伦敦上空时，伦敦机场已经有很多记者等在那里。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私自出走，傅聪还是第一例，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一下飞机，傅聪往前来接机的车里一钻，什么话都没说。

后来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市长的帮助之下，傅雷和傅聪终于通上了信。在信中傅雷一再提醒傅聪应该怎么做人。所以傅聪在英国那么多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祖国的话，也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利于祖国的事。我去文化部采访时，文化部有关朋友拿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批示给我看。胡耀邦在批示里肯定了傅聪的这些，尤其提到傅聪在英国多年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祖国的话，没有做过一件不利于祖国的事。傅聪是在特殊情况下出走的。究竟如何评价他的出走，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只是他在那种情况下提出了做人的“三原则”，是和傅雷在家书中的谆谆教诲分不开的。所以，《傅雷家书》也可以说是一本爱国主义教材。傅雷在家书中说：“首先要做人，才能做音乐家。”他非常强调“德”。“德艺双馨”, “德”字摆在第一位。

傅聪多次在信中提到弥拉。弥拉是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女儿，和傅聪共同生活了十年。后来我问傅聪为什么和弥拉分手，他说毕竟她是英国人，东西方的差距太大了。傅聪也说起过他的第二次婚姻，和一位韩国女子。傅聪形容这次婚姻是“来得匆忙，走得迅速”。他和那名韩国女子认识之后很快结合了，但共同生活了三个月就分开了。他现在的夫人叫卓一龙，也是一位钢琴家。我去过卓一龙的老家采访，到过鼓浪屿。卓一龙出生在鼓浪屿的钢琴世家。在鼓浪屿我曾经采访过著名钢琴家殷承宗的老家，发现他的家和卓家只是一墙之隔。

亲自做傅聪工作，让他毫无顾虑地回来的人是吴祖强先生，他是已去世的著名戏剧家、作家吴祖光先生的弟弟。吴祖强先生当时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他去英国的时候看望过傅聪。傅聪和吴祖强很谈得来。吴祖强年轻时留学苏联。他是在傅聪到苏联演出时认识傅聪的，同时还有李德伦。1957年傅聪归国度假，卷入挨批判的漩涡里去。原来，傅聪在“整风鸣放”期间，很积极，给李德伦写了信，李德伦觉得傅聪说得对说得好，于是到处把傅聪的信给人看，这样，在北京音乐界学生中李德伦是第一号，吴祖强是第二号，本来严良堃是第三号，结果傅聪回来后就成了第三号挨批对象了！后来，傅聪差一点出不去，最后是夏衍保了他，才又回波兰学习的。

1978年吴祖强率领中国艺术考察团去英国，出去前吴祖强就向上面打了报告，准备与傅聪接触。所以吴祖强到英国与傅聪接触，不是个人的行为。

吴祖强到了英国伦敦，要与傅聪见面，傅聪当然不会回避。两个人在伦敦谈得很晚很晚，吴祖强送傅聪出门时问他是不是开车来的。傅聪说：“我不会开车，但我有车。我的夫人会开车。她一直在下面车里等我。”吴祖强这才知道，他和傅聪谈了整整一个晚上，傅聪夫人就在楼下等了一个晚上！

那次谈话之后，傅聪很强烈地希望能够回到故乡上海。那时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文联正要给傅雷夫妇开追悼会平反，也很希望能够借此机会让傅聪回来。吴祖强按当时的办事程序，要傅聪给邓小平同志写封信，说是小平同志作个批示，傅聪就可以回国了。傅聪后来对我说：“我平时写过很多很多信，但就是这封信，我提起笔又放下，始终不知道给邓小平同志的信该怎么去写。”由于当时吴祖强说如果想回国的话，必须写这封信。于是傅聪好不容易把信写好，交由吴祖强带回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作了个批示，同意他回来。傅聪就这样回到了上海。

傅聪第一次回来只有短短的十天，但这十天又是那么难忘。上海江苏路的房子早就易主；出国有父母相送，回来时却父母双亡。傅聪在那段时间非常激动。他出席了追悼会。追悼会结束时，他捧着父母的骨灰盒，傅敏捧着父母的照片，一起前往龙华烈士墓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