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的坎坷人生

第三，我要讲的是傅雷的坎坷人生。

《傅雷家书》的主角是傅雷，他是我们上海人，又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理事。我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对他更有一种亲切感。

我曾经陪傅敏去过傅雷在南汇的老家。傅敏还从来没去过。傅雷家的老房子现在还在。傅雷的父亲叫做傅鹏飞，命运也非常坎坷。当时受到冤案，进了监狱，出来之后没多久就过世了。父亲去世的时候傅雷还非常小。父亲入狱的时候，傅雷母亲要不断地去监狱看傅雷父亲、营救傅雷父亲。就在那一年，傅雷的弟弟妹妹也去世了，最终只剩下傅雷这个长子。母子俩相依为命。傅雷的母亲没什么文化，甚至不识字。但她下定决心要很好地培养这个儿子，于是终身不再嫁，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培养傅雷之中去。因此，傅雷从小就受到非常严格的教育。他母亲专门请了私塾先生教傅雷，白天教完，晚上就要他将当天所学背给母亲听。尽管她不识字，可一旦傅雷背错，她就能当场指出。傅雷从小受到母亲严格的教育，同时也养成了严格的作风。

对傅雷影响很大的学校是上海徐汇中学，他在那里上的学。徐汇中学当时处在法租界，法语是主课。傅雷后来从事法国文学的翻译，就是与徐汇中学有关系。他在徐汇中学打下了法语基础，毕业后，去法国留学。傅雷在上船去法国的时候，法语口语并不很流利。轮船途经西贡，上来一位法语非常好的同舱旅客。傅雷在船上就向这个旅客学习法语口语。等到了法国下船时，他的法语口语得到了很显著的提高。

傅雷在法国学的是世界美术史，因此对于艺术有很深的造诣。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恋爱。在留学之前，傅雷已经由母亲做主，与朱梅馥（后来的傅雷夫人）订下了亲事。他和朱梅馥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而且朱家和傅家又有些亲戚关系，住得又近。但到了法国以后，傅雷爱上了一位法国姑娘，爱得很热烈，并且要求和她结婚。为了这件事，傅雷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他母亲。信写好后，自己又没有勇气去寄，就委托刘海粟代为寄信。后来傅雷和这位法国姑娘相爱了两三个月后，由于东西方人性格的差异分开了。此时他觉得很不好意思，非常内疚。刘海粟去看他的时候，傅雷甚至产生了自尽的念头，与刘海粟说他对不起母亲，对不起朱梅馥。刘海粟告诉他那封信他并没有寄出。傅雷听后非常高兴，但又说“毕竟我是写了这封信，是非常对不起她们的”。回到上海后，傅雷和朱梅馥结婚了。有了这个波折，傅雷从此一辈子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罗曼蒂克的风波。

傅雷回国后，做过教师等种种工作，最后选择了翻译。他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人，有话就直说，看不惯当时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他后来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最适合躲在书斋里头翻译法国作品。他选择“翻译”这个职业作为他的终生职业，也和他的性格有莫大的关系。

傅雷是一个非常纯真的人。他把自己锁在书房里，一方面是为了潜心翻译，另外他所结交的朋友们，也是和他差不多性格的，如刘海粟。傅雷当时是没有工资的，完全靠稿费维持生计。江苏路的房子他是租的，当时每个月月租是56元人民币。据他们的保姆说，他们每个月的伙食费大约48元人民币。此外，他还负担着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

他培养傅聪学习钢琴，最终成为音乐家。二儿子傅敏当时也想学习小提琴，可傅雷对他说：“我只能培养你哥哥，我再也没有钱在我们家培养第二个音乐家。”可以说，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了培养傅聪上。

傅雷在1957年不幸成了“右派分子”。当时他自己根本没想到。因为就在那年，他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的文章。当时他已经被内定为“右派分子”了。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叫做石西民，想保护傅雷过关，他找傅雷谈话的时候劝傅雷承认一下自己说错了一些话，检讨一下，就能过关。可傅雷不买账，说自己当时说的话被歪曲理解了。石西民说：“要么，你说你说的话本意是不反党的，但 ‘实质上’是反党的。加个 ‘实质上’，行不行呢？”傅雷坚决不答应。傅雷是个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的人，正因为如此，他后来还是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他被划成“右派分子”很晚，是在1958年的时候。这对傅雷是非常沉重的打击。当时他一度曾经想自杀。这一点，他的几位亲友都提及过。傅雷一天晚上出去以后，很晚很晚都没回来。最终到了半夜才归家。他对他夫人说，他有两个孩子，为了孩子，他不能不回来。

傅雷被划成“右派分子”之后两个多月，傅聪在国外得知此讯。这是他决定出走的很重要的原因。后来据他说，当时已经叫他回国了。回国之后，要么参加“反右派”运动，那就变成了“儿子揭发老子，老子揭发儿子”的局面，“我不愿意陷入这种恶性循环”；要么叫他回国以后下农村劳动，叫做“深入生活”。而弹钢琴的手指是非常嫩的，劳动一段时间后再回来弹琴，手指就发硬了。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他从波兰出走英国。

这件事发生后，上海作家协会党组找了傅雷的好友周煦良先生，要他把傅聪出走的消息告诉傅雷。由党组织出面告诉傅雷的话，对他冲击太大了；由周先生出面的话，会缓和一点。周先生到了傅雷家，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就是说不出这话。良久，傅雷问起，他才把傅聪出走的消息告诉傅雷。傅雷一听，人当时就傻在那里了，此后在家躺了好几天，不吃不喝的。所以，傅聪的出走对傅雷的打击非常之大，傅雷想不通这件事情。从《傅雷家书》也可以看出，他们的通信在那段时间中断了好一阵子。后来这件事情引起了夏衍先生的注意，将此事告知陈毅市长，陈毅市长又汇报给周总理。周总理鼓励傅雷不断地给傅聪写信，让他们父子之间保持通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们才恢复通信。也因此，傅雷一再教导儿子，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傅聪当时在英国给自己定了“三原则”：一是不入英国籍；二是不去台湾；三是不说不利于祖国的话，不做不利于祖国的事。傅聪能在英国的那种环境下，做出这“三原则”决定，完全是受了傅雷的影响和教导。

傅雷父子在那种背景下还保持着通信，当时傅聪的每封信，对傅雷来说都是极大的安慰。每次收到傅聪的来信，傅雷都非常激动，总会拿着信，在书房中兜圈子，一边走一边看信。可惜那时候没有e-mail，有的话信件就能够当天往返。那时候一封信一来一去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傅雷在书房中关注着千里之外的儿子，对他千叮咛万嘱咐。那时候打长途电话也不容易，书信就成为父子交流的最主要的方式。后来傅雷知道傅聪有了女朋友，而她又是美国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女儿时，他非常高兴，又给他们祝福，又给弥拉写信。傅雷是从事法文翻译的，用英文写信，对他来说有点吃力。尽管如此，他还是用英文给弥拉写信。

头上戴着“帽子”，爱子远走异国，傅雷苦闷至极。就在这时，苦中加苦，愁上添愁：1958年，傅雷把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译出来了，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却被束之高阁。自1958年6月至1959年5月，花费近一年时间，译出丹纳的《艺术哲学》。如同傅雷在家书中所写的：“思之怅怅——此书原系1957年‘人文’向我特约，还是王任叔来沪到我家当面说定，寄出后又搁浅了。……”

傅雷以译书为业，他没有工资，以稿费为经济来源。译稿不能出版，对于他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是原著有问题？不，不，他译的是法国文学艺术名著。是译文有问题？不，不，他的译笔是一流的。为什么不能印行呢？原因就出在他头上那顶“大帽子”！

“改个名字，用笔名出书吧！”出版社向傅雷提出这样的建议。傅雷一向淡于名利，改用笔名出书本也无妨。然而，由于他是“右派”而要他改名换姓，傅雷坚决不干。他认为，给他“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因“戴帽”而改署名则更是错上加错。他宁可不出书，坚决不改名！

当事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楼适夷给我来信谈及：

新中国成立后，傅雷译书最早由平明出版社出版。1952年，我从抗美援朝部队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调回北京，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即亲赴上海，与傅雷订约，其译书全归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作为特约译者，预先经常支付优厚稿费，以保证他的生活。他没有工资。直到“文革”中他逝世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支付他的稿费，是他唯一生活来源。

1958年，傅雷被错划为“右派”，不能出书。我们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当时是周杨和林默涵），据指示可以让傅雷继续译书，但新出的必须改名。于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室主任郑效洵去函，跟傅雷商量改名一事，傅雷回信坚决拒绝。

上边坚持要傅雷改名，而傅雷坚持不改，这下子怎么办呢？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商定，一面仍请傅雷译书，并按规定支送稿酬，以维持他的生活；一面把他的译稿压下，不发排、准备等他“摘帽”后出版。当时压下来的，就有《幻灭》等译稿。这事是我决定的。这样做，为的是既不违反上级决定，又能照顾傅雷。傅雷果真一直坚持不改名。后来，他终于“摘帽”，一大批积压的译稿才陆续印出。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没有半点虚构。我十分敬佩傅雷的品格！

傅雷没有媚骨，唯有傲骨。他的原则性是坚定不移的。就这样，在他“戴帽”期间，他不出一本书——尽管他仍照常译书。经济来源切断了，他不得不以“预支稿费”的方式维持生活。

在那些苦风凄雨终日绵绵的日子里，周煦良为了给挚友排闷，听说他喜欢书法，便给他送来字帖。傅雷做事，一不做，二不休。他竟练字入迷，他的字日见得体。周煦良忆及此事，曾道：“当时我跟他一起练书法。我无心，他有心。我的字无大进步，他的字大见长进。”傅雷的手稿，成了书法艺术的珍品。正因为这样，“傅雷家书墨迹展览”曾使很多观众赞叹不已。

最让人感动的是，由于译著不能出版，为了让傅聪能够读到他最新翻译的《艺术哲学》（傅雷以为其中许多内容对于提高傅聪的艺术修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傅雷竟然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艺术哲学》的前几章，共计四万多字，端端正正地抄好，寄去英国给傅聪。世界上有这样的父亲，真不容易！

后来知道弥拉怀孕了，傅雷夫妇去城隍庙的时候看到凌霄花开得非常茂盛，便给未出世的孙子取名“凌霄”。

这些都在《傅雷家书》中有记载。

终于暴风雨来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在调查傅雷死因的时候有个困惑：傅雷夫妇的死是因为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去他家抄家引发的，而傅聪完全是自学成才的，没有进过什么学校，和上海音乐学院也并无瓜葛。我当时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会抄他家呢？这件事情一直到后来我在上海音乐学院档案室查钢琴系系主任李翠珍的档案时，才偶然发现了答案。李翠珍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也是南汇人，和傅雷同乡。念中学的时候和傅雷夫人是同学，因此和傅雷一家的关系相当密切。李翠珍是位非常坚强的女性，她的家庭相当艰难，但在那种情况下，她居然一个人考入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李翠珍毕业后回国，在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钢琴。后来李翠珍的先生去了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她的先生几次要她去香港，而她去了香港之后，最终还是想回到上海。在她打算从香港回沪时，她想回来却有种种顾虑，就写了信给傅雷。傅雷给她去了一封长长的信，叫她回来。“文革”中，按照当时的逻辑，由于李翠珍的丈夫在香港，她在上海，并且几次赴港又返沪，因此被怀疑成“特务”。李翠珍向来注意仪表，而这更加成为被批斗的借口，称之为“三包一尖”“资产阶级太太”。她最终自杀身亡。她在自杀前，还是化好妆，抹好口红，穿好高跟鞋，打开煤气开关，然后坐在椅子上，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李翠珍自杀后，红卫兵“彻底”抄查李翠珍家，发现了傅雷写给她的劝她回来的那封长信。也就因为这封信，按照当时非常荒唐的逻辑，李翠珍是“香港特务”，傅雷也是“特务”。他们去抄了傅雷的家，去批斗傅雷。

据傅雷的保姆回忆，当时红卫兵叫傅雷夫妇站在家门口的长板凳上面，批斗了很长时间。在批斗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在他家阁楼里发现了傅雷夫人亲戚寄放在他家里的东西，里面有一面新中国成立前生产的小镜子，镜子背面嵌着蒋介石头像，被说成是窝藏“变天账”“反党罪证”。因此傅雷被批斗得更厉害了。傅雷生怕牵扯到物主，不肯说出亲友的姓名地址，也因此被变本加厉地批斗。斗完之后，红卫兵扬长而去，把他家的书信都抄走。前面提到的那几本黑封面笔记本，也因此流落到了上海音乐学院那楼梯下的小房间的角落里。

红卫兵走后，保姆进傅雷房间，发现他们夫妇在写东西，事后才知道他们当时写的是遗书。朱梅馥还关照保姆早点休息，明天小菜少买些。

新版的《傅雷家书》收录了傅雷的遗书。遗书是令人非常震撼的。遗书一开头就交代了那面镜子：“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导致他们自尽的直接原因）。傅雷非常从容、坦然地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三页的遗书，而且没有一个字是修改的。他很坦然地走向死亡，用死亡来抗争。所以，《傅雷家书》整个就体现了傅雷“求真”的精神，他的骨气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

在他的遗书中，把什么事情都安排好了：亲戚委托他们修的表要还，这个月的房租费，连火葬费都算好了：“现钞53.30元，作我们火葬费。”他们走的时候，连火葬费都打听好了，而把现金留下。从这份遗书看，当时傅雷没多少钱，总共留下600元人民币，全部给了保姆：“600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所以我去采访保姆周菊娣的时候，她说起这个事情，眼泪一再地止不住，我也非常受感染。

我还采访了第一个进入现场的户籍警左安民。他告诉我，他赶到现场的时候，看到他们上吊用的凳子下面地板上还垫着厚厚的棉花胎，那是傅雷夫妇怕踢倒凳子的声音惊扰了周围的邻居。他们连临走的时候都还考虑到别人！左安民进去时，傅雷已经倒在地上，傅雷夫人仍吊在那里，左安民把傅雷夫人的遗体放了下来。此前，保姆进去的时候神情异常紧张，没看清楚，只看到傅雷倒在地上，就急急去报案了。傅雷夫妇俩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从此后，再无《傅雷家书》续篇！